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定律，每個人都會經歷這個階段。如果不幸離世，需要醫院向家屬開具死亡證明，才能安葬。但是上海市民胡月琴為了安葬兒子，卻奔走了17年至今未果。如今兒子的遺體依舊存放在殯儀館，17年產生了20多萬元的費用， 她認為這完全都是由醫院未及時開具死亡證明而造成的，這筆費用應該由對方承擔。
出具死亡證明，是醫療機構的法定義務。然而，這家醫院卻以死者家屬拖欠醫療費為理由，拒絕開具死亡證明，導致死者17年無法安葬，並且產生了20多萬元的“天價”屍體冷凍費用，這既不符合法治精神，也悖逆人倫。
醫院追討醫療費無可厚非，防止病人“逃單”也沒有錯，患者欠債還錢也是天經地義的，但醫院維權也應該合法，不能把欠費當成拒開死亡證明的理由。有醫療費用糾紛，醫院完全可以走法律途徑，憑什麼人死了不開死亡證明？根據《殯葬管理條例》等相關規定，出具死亡證明是醫療機構的法定義務，即便患者欠費，醫院也要履行應當的義務，而不能以債權債務關係來“對抗”出具死亡證明的法定義務，更不應以此作為逼迫家屬還債的“特權”。開具醫學死亡證明，本身是醫院的一個行政行為，不能以醫院自身的經濟利益為“轉移”，若以此為“籌碼”，就是把國家賦予的行政管理職權異化為“逼債利器”。
常言道“入土為安、死者為大”，說的就是讓逝者早日安葬歸寧。“白髮人送黑髮人”本就讓這個不幸家庭蒙受巨大悲痛，然而因為一張“無法得到”的死亡證明，胡月琴苦苦等了17年，由此產生的“天價”屍體冷凍費，更是讓人感嘆“死不起”。無論是經濟上的巨大壓力，還是精神上的備受煎熬，都是源於這家醫院拒開死亡證明，這不僅違反法治精神，更是缺少“人情味”。作為救死扶傷的醫療機構，醫院理應講求人道主義，然而涉事醫院用死者的死亡證明做“籌碼”，以此“施壓”家屬還錢，不僅涉嫌將自身承擔的行政管理職責和經濟利益做“捆綁”，而且顯然有失人情味，在道義上已經突破了底線。
“冤有頭債有主。”醫院不能將追討醫藥費與開具死亡證明混為一談，更不能將死亡證明作為追討醫藥費的“把柄”。俗話說“一碼歸一碼”，醫院為死者開出死亡證明，這是法定的行政責任，必須首先履行開具義務，不能人為“設置障礙”。然後對於拖欠的醫藥費，再通過合法途徑進行追討。誠然，醫院不是慈善機構，但也不能把“盈利”作為唯一目的，雖然患者家屬沒有足額繳納醫療費用，會給醫院帶來“虧損”，但從權利責任義務的分析來說，以不開死亡證明來要挾死者家屬付款，涉事醫院難免有“一切向錢看”的嫌疑，同時濫用了醫院的行政管理職責，應該為此舉造成的損害結果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入土為安是一個人最後的尊嚴，開具死亡證明也是“順理成章”的事。然而，這場歷經17年的“死不起”，卻讓人看到入土為安的“艱難”、開具死亡證明的“磕磕絆絆”。我不想對涉事醫院進行“道德綁架”，但最起碼應該遵照法律，體恤人情，別讓死者家屬“痛上加痛”。（作者系天府評論特約網評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