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解地方誌淵源
地方誌,或稱方誌、地方誌乘,是我們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典籍和重要的歷史遺產，是重要的地方文獻，享有“地方百科全書”的美譽。
地方誌是以一定體例記載某一地區自然和社會各個方面的歷史與現狀的綜合性著述，其源頭來自於古代史和地理著作,具有地域性、綜合性、可靠性、連續性等特點，其中地域性和綜合性是地方誌的本質特點。
地方誌不僅反映了我國各個時代、各個地區、各個民族的社會實際情況，也記載了各個地區的氣候、地貌、山川、城鎮、礦產、動植物等分佈情況，還記載了前人和當代人的實踐活動和智慧經驗，能起到“資治、教化、存史”的作用,成為我國自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歷史和現實記載的重要資料寶庫、文化寶庫、知識寶庫。
地方誌作為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瑰寶，歷朝歷代都非常重視地方誌的編修，其發展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因而，遂有“治天下者以史為鑑，治郡國者以志為鑑”的說法。
當代人們對方誌是什麼可歸納為四種說法，即筆事說、文本說、事業說和著述說。
筆事說對“方誌”一名大都作這樣解釋：“方”者地方也，“志”者記述也，“方誌”者地方之記述也。
文本說以直觀感覺為依據，認為方誌在本質上是一種文本。
例如：《中國地方誌大辭典》在“方誌”辭條下寫道：
方誌，是以地域為單位，按一定體例綜合記載一定時間的政治、經濟、文化及自然各方面的書籍。
事業說是萌芽於民國，形成於當代的新觀念。例如：1983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在給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地方誌工作情況和意見的報告》中這樣寫道：
新編地方誌“是一項重要的文化思想建設事業”“是一項新興文化建設事業。”
著述說認為方誌是記載一定地區自然和社會各個方面歷史和現狀的綜合性著述。胡喬木同志《在全國地方誌第一次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給地方誌下的定義是“地方誌是嚴肅的、科學的資料書”“是一部科學文獻”。
以上四種說法的共同點都是：
地方誌記載的是一個地域的自然和社會、歷史和現狀，是分門別類記載一個地域人類活動的總體史，號稱“一方之總覽”。總之，地方誌記載著一個地方自然演進和歷史沿革的重要信息，蘊含著前人成敗得失的寶貴經驗和豐富智慧，是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歷史紐帶。歷史上人們對方誌作用認識，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人們對其功用的認識也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時代的演進而有所變化 。
最初的地方誌是順應當時封建統治的需要，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其作用主要在於“輔治（資治）” 。西漢以後的地方誌主要形式 是 地記，常璩《華陽國志序》裡認為，地方誌有“達道義、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勳、旌賢能”的作用。
隋唐時期官修的志書，其內容對政治和軍事決策參考的作用日見重要，所以當時志家對方誌的功能有 “ 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的說法。
到宋代，方誌內容更廣泛，作用更大，鄭興裔在《廣陵志序》中提出了方誌有三方面的作用：
第一，有重要的存史鏡鑑作用；
第二，政治參考作用；
第三，有教育作用。
開了方誌“ 存史、資治、教化 ”三大功能之說的先河。明清以後，地方誌及其理論發展逐漸成熟，方誌界對方誌功能認識趨於統一，普遍將地方誌的功能釋為 “ 資治、存史、教化 ”。
毛主席與地方誌
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堪稱讀志用志的典範。
1958年1月，毛澤東在南寧接見廣西各族群眾代表
毛主席認為方誌詳細記載了各個地方的山川氣候、物產資源、風俗民情的情況，是極其重要的書籍。
如果掌握了這些情況，就知道了各地情勢，就能打勝仗。因此，無論是在艱難困苦的戰爭環境，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和平時代，每到一處，毛澤東都會蒐集當地的方誌，認真閱讀，以此來了解當地的歷史沿革、地理情況、文物掌故及風土人情。
毛主席年輕時就熟讀過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也瀏覽了不少地方誌書。1929年紅軍打開興國縣城，毛澤東在縣圖書館住下，開始專心致志地讀《興國縣誌》。
在瑞金時，毛澤東得到清代續修的一部8卷集《瑞金縣誌》，雖然殘缺一卷，但他卻如獲至寶，挑燈夜讀。在長征途中，環境惡劣，戰鬥頻繁，毛澤東仍不放棄閱讀地方誌書。
1956年7月和1960年5月毛澤東兩次到湖北考察期間，時任湖北省委副秘書長的梅白同志曾經在毛主席身邊工作過數十天，與毛主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60年5月，梅白兼任荊門縣縣委書記。10月，毛主席再次來到湖北，梅白在武昌又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問梅白怎麼當好這個縣委書記？當他了解到梅白沒有多少做縣級領導的工作經驗後，就對他說：“領導者要尊重歷史。不懂歷史的人，就不能理解現實。你去荊門當縣委書記，至少先要知道《荊門縣誌》。” 毛澤東不僅喜好讀志，更善於用志。他在這方面所表現出的驚人的記憶力，令人由衷歎服。
在浙江杭州，就一直流傳著毛澤東這樣一段佳話——據《毛澤東的讀書生活》記載，毛澤東生前曾多次到過杭州。第一次是在1953年上半年，最後一次是在1975年2月。他每次來到杭州，總是忘不了要抽時間查看當地的地方誌。
1957年，他在杭州曾當面對有關人員提出，浙江不僅要編修地方誌，還要編寫鄉土教材；要讓大家都瞭解本地的地理和歷史，瞭解本地的過去和現在，這樣才能由近及遠，展望未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主席多次外出巡視，每到一地，總要開出一批書單，其中就少不了地方誌書。一次，毛澤東到汕頭市，就索讀《汕頭縣誌》《潮州府志》，還問有汕頭，是否有汕尾？
1958年3月，毛主席到成都主持中央工作會議。3月4日下午一到成都，立即要來《四川省志》《華陽國志》等認真閱讀。以後還要來《都江堰水利述要》《灌縣誌》等志書，就連《武侯祠志》也讀了。還在書上批、畫、圈、點。會議期間，他親自挑選唐、宋、明三朝詩人寫的有關四川的一些詩詞，連同《華陽國志》一併印發給與會同志。
1959年6月30日清晨，66歲的毛主席上廬山，稍事休息後就要借《廬山志》讀。工作人員借來了民國時期吳宗慈修的《廬山志》，毛澤東看了目錄後又要求把吳宗慈編的《廬山志續志稿》也借來。看完後說：
“這部續志很好，對現代歷史有參考價值。蔣介石的廬山談話都記錄下來了，當時梁實秋有意遲到，名單最後是梁實秋。此人在會後兩天遲遲登山，他雖然是資產階級學者，也有愛國的一面， 在學術上有才華，對人要一分為二嘛！我歡迎他進步的一面。”
除了讀志用志，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視、並積極倡導地方誌的編纂工作。1941年，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該《決定》指出，要“收集國內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關係多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其中包括了要“收集縣誌、府志、省志、家譜加以研究”的具體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戰亂方止，人民安居樂業。
懷著“為民族文化續脈”的歷史擔當，此時的毛澤東又發出指示，倡導在全國編修地方誌，並委託董必武抓管這項工作。在毛澤東的倡導下，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於1956年正式將新修地方誌工作列入了國家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草案，並將其列為該方案中20個重點項目之一，“要求全國各縣、市（包括少數民族地區）能迅速編寫出新地方誌”。
1958年3月，毛主席到成都主持中央工作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主席提倡在全國編修地方誌。1958年6月，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成立地方誌小組（後併入中國科學院）。地方誌小組成立後，很快制定並向全國發出《關於新編地方誌的幾點意見》，具體提出了方誌的功能、編修方誌的目的和原則，要求“各地應當指定一定的機構，對已蒐集的史料和實物加以保存，並且應當考慮把修訂方誌形成一個制度”。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關於方誌編纂工作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
雖然由於經濟、政治等諸多方面的因素，地方誌的編纂工作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但至60年代初，全國已經有20多個省、自治區的530個縣進行了縣誌、革命鬥爭史的編寫工作，有250個縣編寫出新縣誌、革命鬥爭史初稿。
習近平與地方誌
習近平總書記在讀志用志方面，也同樣為我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
“治天下者以史為鑑，治郡國者以志為鑑”。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強調，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是最好的老師，可以把歷史智慧告訴人們，可以啟迪後人。
他說：
“不忘歷史才能開闢未來，善於繼承才能善於創新。”
他還說：
“歷史記述了前人積累的各種科學文化知識，記述了他們治理國家和社會的思想與智慧，記述了他們經歷的成功和失敗的經驗與教訓”
“在中國的史籍書林之中，蘊涵著十分豐富的治國理政的歷史經驗。”
習近平愛讀歷史，透過歷史的點滴積累，獲取治理的智慧，無論是在地方工作期間，還是現在擔任國家最高領導人，他都愛學習歷史。通過學習加深對國家、地方歷史的瞭解，更好融入到國家、地方的工作中去，取得不平凡的業績。
習近平從政的歷程中常常調動工作，每次面對新的工作地區，他要做的一件事就是閱讀當地的《地方誌》，從中獲取許多感性的第一認識，所以他總能對任職所在地有大體把握。
習近平同志不論是在地方工作期間，還是在擔任國家領導人的崗位上，都重視修志、喜歡讀志、善於用志。這裡面，善於用志，是讀志的高境界。其意義，說通俗一點，就是使我們做一個明白人。對於我們，只有加深對歷史的掌握和理解，才能“以古為鑑，鑑古知今”，不重複歷史上的錯誤，才能使人們從一種混沌狀態轉為一種清楚明白的狀態，才能知道過去人類社會種種事件的發生、發展和消亡的過程。
“要馬上了解一個地方的重要情況，就要了解它的歷史。瞭解歷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這是我的一個習慣。過去，我無論走到哪裡，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地方誌，這樣做，可以較快地瞭解到一個地方的山川地貌、鄉情民俗、名流商賈、桑麻農事，可以從中把握很多帶有規律性的東西。可謂‘開卷有益’。”這是習近平同志任福建寧德地委書記時，在全地區地方誌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習近平同志還進一步指出，志書既是記事，記事的目的是資治。志書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為現實工作服務的有利輔助手段。“以古為鑑”可達到“知己境地”，進而有助於做出科學的決策。比如，搞好農業生產，就要了解氣候變化規律，像久旱之後必有大澇，這就是歷史的總結。此外，修志為愛國主義教育提供了寶貴的教材。沒有歷史何以有愛國？愛國主義教育、英雄主義教育、美德教育，都要從歷史中去吸取養分。我們讀史就可以受到熱愛家鄉、熱愛祖國的教育。
1985年6月，即將任職廈門市副市長的習近平通過自己在清華大學的同班同學林江汀向時任廈門市方誌辦副主任的洪卜仁借閱書籍，習近平想通過閱讀《地方誌》以瞭解廈門的歷史和民俗風情。
聽到一個新來的市領導對地方誌感興趣，洪卜仁顯得十分開心，深感這是一個愛學習的領導幹部。洪卜仁回憶說：“當時借給習近平同志的書，有道光版《廈門志》，也有我主編的《廈門地方史講稿》。”習近平所到之處必看《地方誌》的習慣，給了他治理城市的智慧。當他開始主持“廈門市2000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研究”時，他從歷史中汲取的力量就體現出來了，只有對歷史的透徹理解，才有了對未來的正確估計和科學謀劃。
“讀史可以明智，可以知興替。”習近平讀《地方誌》，既是對所管理地區的風土人情的瞭解，也是自己對未來努力方向樹立明確的目標，這是一個領導幹部的必修課。他不僅通過書本學習，而且還善於謙虛求教。在河北正定縣工作時，他常常深夜拜訪文化名人賈大山，瞭解縣域情況；在廈門時第一件事就是請洪卜仁給他講廈門歷史。這些都奠定了習近平準確看待地方發展的辯證歷史唯物主義觀。通過《地方誌》，習近平了解了一個地方的過去，明白了文化血脈，他就能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用這種貫通古今的思維指導一個地方的未來的經濟發展。習近平在寧德工作時，他就能提煉出“滴水穿石”的閩東精神。
2006年，習近平同志在溫州市蒼南縣考察颱風“桑美”災後重建工作時，調閱了《蒼南縣誌》，並在與當地領導座談時大段朗讀了書中關於颱風的記載，告誡地方幹部要以史為戒，認清檯風活動以及影響浙江的規律，科學決策，不斷提高防颱風抗颱風和處置各類自然災害的能力。習近平同志在擔任上海市委書記期間，還專門要求報送《上海通志》，以備查閱。
習近平在致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的賀信中指出：歷史是一面鏡子，鑑古知今，學史明智。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鑑歷史是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個優良傳統。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
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需要系統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類發展歷史規律，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
（作者:浦北縣地方誌辦公室主任 黃鏡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