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顏小二述哲文
圖/網絡
《清平樂》一經上映，便引來網友的陣陣驚歎，一方面，這部劇確實十分用心，在人物服飾上，甚至是身上的小飾品，都力求還原歷史，光憑這種在細節上下足本錢的“真誠”，就足以說服我們期待《清平樂》這部劇接下來的劇情。
從《清平樂》這部劇中，我們也大抵了解了一下宋仁宗時期的北宋風貌。但是，大家知道嗎？歷史上，北宋之前，可是經歷了一地雞毛一樣稀碎的年代-----五代十國。五代十國只有短短的五十年，卻屬後人公認的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這種黑暗深入骨髓，給文化、政治、經濟等等，帶來了巨大傷害。
宋朝初年，北宋的風氣多少還是受了些五代十國的影響，比如當年真宗就被鼓動進行勞民傷財的封禪。但是到了宋仁宗時期，也就是《清平樂》這部電視劇所處的歷史背景，北宋社會的文化、經濟等又呈現出一個直線上升的趨勢，尤其是文化，一大波了不得的人物湧現，比如范仲淹、王安石、程顥、程頤等等。北宋可能不是歷史上最富庶的王朝，但是該時期的文化，絕對是繼春秋戰國之後的又一高峰。
那麼，經歷了黑暗的五代十國，文化、經濟、政治等都深受打擊，北宋君主憑藉著什麼讓這麼一個看上去積貧積弱的王朝安然延續百年之久，並讓五代十國時幾近斷裂的文化重新銜接，並再一次達到高峰，而且還能讓北宋的百姓生活得相當富裕？觀察北宋君主的處世之道，我們大抵可以看出一個字“畏”。因為心中有“畏”，所以才能格外“包容”。
1、從春秋戰國齊的稷下學宮，看北宋的“崛起”：包容不同的聲音，是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必要因素
北宋是一個看上去十分矛盾的王朝，百姓生活富足，明明有盛世之景，卻又時刻被鄰國強敵威脅，岌岌可危已然常態。但是，就是這種時刻處於岌岌可危的緊迫之中，北宋的富裕，才是一個惹人思考的話題。
一個富裕的年代，文化一定會高速發展，某種程度上說，強大的經濟實力，是支持文化燦爛發展的基石。而文化的發展，也會反過來促進經濟的發展，相輔相成。是什麼促成北宋在經歷五代十國這般黑暗年代以後，依舊能夠快速發展他們的文化和經濟？原因雖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北宋掌權者對士大夫的寬容，當屬主要原因。
在歷史上，憑藉著對“士”的寬容，一躍成為文化中心，併成功促進經濟迅速發展的例子也不是沒有。早在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王爭霸，齊國不僅一開始是春秋五霸之一，即便是在戰國時期，也有段相當長的時間屬於諸侯國中的強國，若不是後期齊閔王剛愎自用、急功近利，這統一天下的霸主是秦君還是齊君，就未可知了。
齊國，可以說是春秋戰國時期耀眼的明星，它的文化和強大經濟實力、國力等等，曾讓其它諸侯王望而卻步。齊國有什麼秘訣嗎？其實我們觀察一下就能發現，讓齊國如此強大的主要原因，是齊國曆代君主的“禮賢下士”。齊國一直便有“養士傳統”，更是在戰國時期建立了稷下學宮，“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崇之”。
而稷下學宮的學者們，不僅可以享受齊國君主提供的優厚待遇，還能“議論”齊國國事，這裡的議論，更傾向於“批評”。或者換句話，齊國花重金招攬天下名士，甚至創辦了稷下學宮，目的不外乎兩個，一個便是讓齊君在眾多“名士”的批判議論中，及時改正自己在政務上出現的問題；一個呢，也是讓齊君得以和眾名士們議論一些重大問題，商量對策。
由此，我們也不難看出齊國君主對於“士”十分友好，也很寬容，不僅好吃好喝養著，而且還虛心聽取批判，批評對了有賞，批判錯了也不會被罰，在這樣的風氣之下，齊國想不強大都難。只可惜，到了齊閔王時期，他好大喜功，剛愎自用，不僅不聽取稷下學宮先生們的勸說，一個不開心，甚至還動了殺心，以至於稷下的人才最後走了大半，甚至有不少名士去了秦國，為秦國統一天下做了不小的鋪墊，而齊國也自此走向衰敗，最後被秦吞併。
可見，春秋戰國時期齊的富庶與強大，與齊國曆代君主“禮賢下士”有重要關係。齊國多位君主鼓勵“士”議論朝政，提出批評意見，齊國對“士”是十分寬容的。
無獨有偶，我們回到北宋。北宋雖然經歷了幾乎把經濟、文化、政治等等毀於一旦的五代十國時期，但是卻成功恢復民生，而且還把文化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為什麼？因為北宋君主對“士大夫”的寬容。
北宋時期有三條太祖立下的家法，其中有一條是這麼說的：“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這條“家法”，被宋朝歷代君主恪守，這無疑極大程度上抬高了“言事官”的地位。所謂的“言事官”就是“諫官”，主要職責就是給君主提意見的，他們的“功能”就類似戰國時期齊國稷下學宮的“士”們給齊王提意見一樣。
也就是說，北宋時期，對“士大夫”這類人議論朝政的容忍度是非常大的，再加上北宋本來就有養士的風氣，這便進一步鼓勵了士大夫人格精神的提升。在相對開放的環境下，士大夫們可以各抒己見，表達自己的看法。
國君能聽到更多批評意見，而且對於這些批評意見有相當大限度的包容心，那麼這個國家的文化、經濟，大抵也不會太差。畢竟，以春秋戰國時期齊國的前車之鑑，我們不難看出，真正腐壞一個國家根基的，是容不下多樣聲音的“剛愎自用”。而北宋也以實際告訴我們，包容不同的聲音，是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必要因素
2、包容氛圍下的盛世隱憂，激發北宋士大夫改革精神，也進一步刺激國內文化和經濟的發展
同時，北宋民間雖然生活比較富裕，但是卻時刻面臨外敵，這種盛世之中的危機感，再搭配北宋對士大夫議論朝政的包容氛圍，士大夫之中湧現出了許多憂國憂民之輩。北宋年間，無數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在這種憂國憂民高尚的情懷中，北宋的文化和經濟，也一併被推向高峰。
而對於北宋時期憂國憂民的高尚情懷，要說比較有代表性的，大抵就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了。
我們來整理一下思路，首先，北宋比較富裕，民間百姓生活富足，但是，北宋卻很“弱”，弱在哪裡？北宋的“弱”主要表現在軍事上。如此富裕的北宋，在軍事上卻這麼弱，那麼處於北宋時期的士大夫們，便不自覺會在盛世之中時刻為國家之岌岌可危而憂心。
這種在盛世中的亡國之憂本也不是說一定會激發有才之士的改革精神，畢竟要敢喊出改革口號，也得時代允許。幾千年的封建王朝之中，又有多少君主允許官員對自己治國理政指手畫腳呢？漢代因進諫被誅殺的宰相級人物，就不在少數，比如漢武帝時期。
但是北宋偏偏和春秋戰國時期的齊國太像，他們對於臣下議論朝政，有比較大的包容。在這種包容心下，憂國憂民的士大夫們，便積極思考、探討，甚至說是“爭吵”，而這爭吵之中，無疑會不斷促使士大夫們思索擺脫“盛世隱憂”局面的方法，於是北宋的士大夫大多頗具改革精神。比如，從范仲淹開始，就一直強調改革，而王安石，更是態度強勢的改革派。不得不說，要求政治上作出一些改革，其實是北宋士大夫的一個共識。而正是這種“改”的共識，讓即便軍事力量不太強大的北宋王朝，一定程度上也能在文化上不斷推陳出新，並進一步帶動國內經濟發展。
3、北宋在文化和經濟上的“崛起”，源於北宋王朝對不同聲音的“包容”
那麼寫到這裡，我們做一個總結性的整理。雖然宋朝大輪廓給人的感覺頗有些“積貧積弱”，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北宋以前，可是經歷過足以將唐以前的文化，以及唐以前一直以來積累的財富等等折騰完的五代十國。北宋開國君主所面臨的的局面，以“一地雞毛”來形容，也不為過。面對這“稀碎”的局面，北宋卻以“弱”的態勢延續百年之久，而且還能維繫國內百姓生活的富庶，並出現了一大批類似范仲淹、王安石、二程等等這類在中華文化上極具代表性的人物，這絕非偶然。
其實，在經濟和文化上的興起，也可以看成是北宋的“崛起”。而讓北宋能夠形成“盛世隱憂”局面的，則與北宋對士大夫的“包容”有關。北宋時期的君主，對於士大夫議論朝政給予了相當大的“包容性”，一方面，士大夫們可以在一定限度內發表自己的意見，一方面，北宋這種雖是盛世而又岌岌可危的特殊時局，也催生了士大夫們憂國憂民之精神人格，促使他們在“憂”下積極探尋改革良方，漸漸都以各種形式，走上了“改”與“革”的路。於此，在這種有才之士可以發聲，並皆主張“改”與“革”的年代，文化和經濟得以昌盛，也並不是一件難以理解的事情。所以，我們也可以認為，北宋在文化和經濟上的“崛起”，某種程度上說，亦是源於北宋王朝對不同聲音的“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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