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徐媛
這兩天，大衣哥在網絡上的熱度不減。起因是，他的家門被同村村民一腳踹開，大衣哥被“請”了出來，與眾人合影。
那一臉無奈的笑容，讓人心酸，迅速點燃了網友的憤怒。大衣哥和村民數十年的糾葛再次被廣泛傳播。
網絡傳播的故事版本大同小異。自打大衣哥因為唱歌一夜成名，村民們開始了對他的各種壓榨和利用：借錢不還；好心修路，卻嫌修的路不夠長；短視頻興起後，爭先恐後地拍攝大衣哥賺錢，為了賺取眼球，有人砸玻璃、翻牆頭，扔舊輪胎。
十年間，大衣哥不堪其擾，家中的小院，沒有一天是清靜的。
在這些故事中，大衣哥始終仁慈隱忍，寬大為懷。而周遭的村民卻不知感恩，得寸進尺。人性之善惡對比強烈。大衣哥越是退讓，網友就越替他打抱不平，苦勸大衣哥趕緊離開。
而大衣哥說他熱愛家鄉，不願離開，立誓自己永遠都不會飄，“以前是朱之文，幾十年以後還是今天的朱之文，朱之文是永遠不會變的。”
聲稱不會變的大衣哥，讓很多網友費解。其他人賺錢成名之後，早就離開了，稍有本事的人，也紛紛逃離了農村，大衣哥為何一邊要忍受村民的騷擾，一邊為村民做好事呢？
或者說，為什麼這樣一個有聲望有經濟實力的人，就是不能在農村和村民實現正向的互動，承擔起過去所謂的那種“鄉賢”角色呢？
2019年4月11日，山東省菏澤市單縣朱樓村，朱之文在自家院子裡被前來看他的人圍住。圖片來源：新京報
“鄉賢”在《漢語大詞典》的解釋是：鄉里中德行高尚的人。
對於今天很多人來說，這只是一個遙遠的歷史名詞。但在古代以至近代史，這都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
中國古代有“皇權不下縣”傳統，縣域以下的社會治理基本不受皇權的直接掌控，由鄉民自治。鄉賢在其中的作用至關重要。
近代以來，鄉賢文化雖然已經中斷，但“鄉賢”一詞並沒有完全地退出大眾視野。這幾年，因為鄉村社會日益空心化、道德秩序坍塌，基層組織難以應對複雜的鄉村現狀，國家和地方鼓勵一些有資財、有知識、有情懷的、與鄉村有內在關聯的“新鄉賢”，迴歸鄉里，為農村建設出力。
然而，理想歸理想，現實是現實。所謂人往高處走，城市的收入水平和福利保障遠高於鄉村，大部分鄉村精英人才流失在外，稍有能力者，都會在選擇城裡安家落戶。有多少人願意逆流而行？
有條件的地方，吸引了一批退休的政府官員、文人學者、返鄉的企業家、海外華人華僑等，參與鄉村建設。這些人帶來了資金、技術、人脈和政治上的影響力，用私人資源彌補集體資源的不足，極大地改善了鄉村的硬件設施和公共環境。
但當他們再想往前走一步，想要以自身的影響力來重整鄉村秩序，重塑鄉村集體的道德觀念時，就會面臨大衣哥這樣的困境。
不管大衣哥有沒有被認定為“新鄉賢”，事實上，他已經在充當新鄉賢的作用。自成名以來，他陸續為村裡修路，建幼兒園、健身中心，還解決了村裡用電和灌溉的問題。疫情期間也積極捐款捐物。儘管媒體屢屢報道村民們不領情，但村委書記說，村裡人99%的人都擁護大衣哥。
相信大衣哥被村民騷擾是真的，村民擁護大衣哥也是真的，關鍵是比例問題。大衣哥被欺負的處境讓人氣憤、同情，但也讓困惑：像一個這樣做了很多好事、在村裡擁有一定聲望的人，為何還是不能免於被騷擾？就算法律無法面面俱到，那群體內部的道德約束呢？那些騷擾他的人，難道不會被其他人指責、看不起嗎？
可能歸根到底，還是價值觀念方面的缺位。在群體中，如果尊重隱私、尊重私人財產、明確個人界限，這樣的觀念沒有被確立起來，成為一種價值共識，進而形成一定群體規則，那麼個體的行為就很難受到約束，反而會造成群體傳染。
可能一開始其他人也看不慣那些只想不勞而獲的騷擾者，但看到他們反而因此獲利，難免會眼紅，群起效仿。當效仿的人越多，個體的自我意識越模糊，道德責任感就越低。這是任何不受約束的群體行動，都難以避免的結果——它已經超出了簡單的人性善惡論可以解釋的範圍。
但要重建群體內部的價值共識和道德規則，談何容易。可以說，今日的新鄉賢們面臨著比古代鄉賢更棘手的考驗。古代鄉賢的威望和影響力，不僅來自他們經濟上的實力或者個人的魅力，或為地方做了多少實事，更在於他們背後的那套傳統價值系統。
如今，鄉賢文化中斷太久，傳統的道德力量已經式微，新的精神資源又不足以填補鄉村文化的真空。鄉村社會人際關係的金錢化傾向，缺乏情感共識和價值共識的村社共同體，都是大衣哥被騷擾的社會文化背景。
在這個意義上說，大衣哥的遭遇是有很強典型性的，那是鄉村普遍存在、需要正視的一種複雜現實，簡單歸咎於人性本惡或者開地圖炮，還是失之偏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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