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为正和岛副总裁兼总编辑
来源:智纲智库
解决香港问题时，大人物说，“不收回香港，我就是李鸿章”。
由之前到其后，一顶“卖国贼”的帽子便在李鸿章头上结结实实，挥之不去。
其实，李虽有卖国之名，却足有爱国之实。
梁启超所写的《李鸿章传》里记录有一个动人的情节：中日甲午海战后，李鸿章赴日谈判遇刺，需要静养一段时间，不能再劳心费神。李听说情况后慷慨地说：“国家有难，议和之事刻不容缓，我怎么能拖延时间耽误国事呢？就是死，现在也不能做手术！”遇刺第二天，有人看见他官袍尚有血迹，说这是为报效国家而流的血啊，李鸿章听后老泪纵横，说：“如果我的性命能换来国家的利益，我会义不容辞。”
和俾斯麦见面的时候，尽管双方都已是失势失意之人，李鸿章心心念念地还是国家的改革与复兴大业。诗言志，李鸿章晚年所写的“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读来触目惊心，落日旌旗、黄昏晚景中满是一个“孤臣”对“国”与“民”的牵挂与忧伤，诗句文辞背后是一颗老疲无奈、伤痕累累的心。
在历史剧《走向共和》里，李鸿章也是最让人感慨的一个人物。任性乱折腾的是别人，收拾烂摊子的却只能是他。
签订《辛丑条约》的本是庆亲王奕劻，签字时奕劻深知一笔落下便千古骂名，纠结不已。这时，李鸿章主动站了起来，说：王爷，还是我来吧。
他说了一句让现场所有人都心酸的话：这个天底下最难写的恐怕就是自己的名字了。这一段情节并非史实，但“此中有真意”，假中有真，李的性格与神魄从中隐约可见。
我曾去过“李合肥”的故居，印象颇深。站在新旧的交汇点上，李不得不侧身旧阵营，却又勇于在大局里开出一些新路。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曾李虽有缺陷，却显然一时人杰。他们作为“任事者”，眼界、胸怀与手段都远超一般文人与清流。
在我看来，两人有几点显著的人格特质：
- 第一，忍辱负重，努力把事做成。“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 第二，自己成功，也要帮助别人成功。
- 第三，更重要的，他们身上有着浓重的家国情怀与担当，在民族艰危之时“有大义存焉”。
观照于此，今日的一些所谓商界“精英”忙着向异域移民，向哈佛撒钱，实在有失人望。
而今天的言论界，梁启超百年前写在《李鸿章传》的一段话放在今天显然也不过时（翻译版）：
“我特别讨厌那些奸诈狂妄的人，他们说话不负责任，抓住别人的缺点和不足之处，就无限放大，进行反复攻击。他们图口舌之快，头脑极其简单，从来没有为国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这样的人没有任何真才实学，国家要是交给他们掌握，恐怕比现在还要虚弱。”
推荐文
李鸿章在德国问了俾斯麦 2 个问题，为什么听到答案后，却沉默不语？
公元1896年，中日“甲午海战”结束了两年。背负着巨额赔偿的清廷，开始筹措当年的对日赔偿费。英、德两国压倒法、俄，在二月份时，由英国人赫德为代表，跟清廷签署了《英德洋款合同》，借给清廷一亿两白银，条件是由他们控制清廷的海关。
于此同时，清廷也不敢得罪俄国，由李鸿章为代表跟俄国秘密接触，在四月份时又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这个“敌”就是日本，俄国势力由此堂而皇之地进入到东北地区。
这就是1896年刚一开始时清廷的处境：列强虎视如鱼肉，危若累卵步步惊。慈禧已不得不，再次使出了撒手锏，请李鸿章出山为清廷续命，并代表清廷出访西方列强，以求换得一些所谓的支持。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据说，这首诗歌是李鸿章，在 1896 年 6 月出访西方列强时所写。倘若真是如此的话，那么此刻的李鸿章，已有求死之心了。因为整个清廷，唯有他清楚当今所遇到的问题，是前所未有。
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李鸿章悲哀地说，自己是个裱糊匠。除了道出无奈外，想必他已经看出，清廷脆弱到了何等地步，灭亡是迟早的事。但李鸿章却依然心有不甘。
因此，在路过日本时，李鸿章强悍或说固执地拒绝踏上日本国土一步。以至于不得不使用甲板搭建“走廊”，他踩着甲板，走向转乘开往西方的邮轮。这既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悲苦：当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只能依靠这种方式表达愤怒时，其实是相当无力的。
对此道理，想必李鸿章也懂，因为在愤怒的背后，往往意味着要发愤自强。
因此当他来到德国后，便提出了要会见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并在信中如此说道：仰慕毕王（俾斯麦）声名三十余年，今游欧洲，谒晤于非得里路府第，慰幸莫名。
那么如今的俾斯麦，又是如何状况？其实，他跟李鸿章的处境没有什么不同。由于几年前，他跟德皇威廉二世对殖民地扩张等问题意见相左，已被威廉二世罢了官，闲置在家，成了局外人。
一个“裱糊匠”，一个“局外人”，不同点仅仅在于，俾斯麦让德国强盛了起来，李鸿章却失败了。这大概就是，为何李鸿章要会见俾斯麦的原因。他想从俾斯麦这里，得到自己为什么会失败的原因，找一条出路。
故而，在李鸿章的信中，就又出现了这样的话：
毕士麻（俾斯麦）相王阁下久挹，大名镇越海国，每恨东西暌隔，会晤无由，何期垂暮之年，忽有绝域之使，遂于并世，得接伟人，实为天假奇缘。
1896年6月25日，李鸿章跟俾斯麦相见了。对于这次会见，无论当时的西方报纸还是后来的各种文献等都极其重视。而谈话内容，也在当年由目击者口述进行了整理，题为《李鸿章在福里德里斯鲁》。
同时，梁启超也把这次会见，记录在了他自己的《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中。笔者对比了一下，虽说法不同，但实质却是一样的。除去寒暄问候外，李鸿章提出了两个问题。
比如，在《李鸿章在福里德里斯鲁》中，李鸿章很直白地问：怎样才能在清廷进行改革。
而《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中，则显得非常文学化：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
俾斯麦答：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 即首先要看皇帝的意思，得到了皇帝的支持，那么啥事就都能推进下去——当然这个皇帝，在清廷是指慈禧。
果然，李鸿章很快就问出第二个问题，属于实质问题：假如出现了这种情况，皇帝啥都听从和支持我，但这一切却被实际掌权者刁难，以至于挟持大局，这又该怎么办呢？
俾斯麦显然明白这个问题的分量，却依然直言：跟我在德国所处的情况一样。但既然做了大臣，就应该忧国忧民，谋求一条出路。倘若自己的想法，不能得到皇帝的实质支持，却是“妇人女子共事”，那啥也就无能无力了。”
得到了俾斯麦的答案后，李鸿章沉默不语。因为他已经知道俾斯麦被“罢相”的事，两人是心有灵犀。所以，与其说是李鸿章沉默，不如说是两人共同沉默。
一则，俾斯麦的这两个回答，并没有给李鸿章提供出路。两人都清楚根由所在，却都已无力解决。
二则，两人之所以能如此不加掩饰的进行交流，是因“同为天涯沦落人”导致，其心中苦闷异常。但同时又都有 “英雄末路”的感觉。所以，只能一起沉默。
但无论怎样，李鸿章在德国见俾斯麦，显然都含有为清廷，寻求一条出路的意思。只不过是被确认为：是一条“绝路”罢了。
任何一位历史人物，都有历史局限性，但同时又都有“末路挣扎”的悲哀。就如许多人在评论李鸿章，倘若有幸死于1894年以前，即甲午海战之前，那么他也不会有在1896年，这种“末路挣扎”的悲哀，同时也会得到另一种历史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