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打开一本书，多半会清楚它是否符合自己的趣味，是否满足自己的需求，也可能就由此去评判作者、译者或编辑。当然也会吐槽或信任出版机构。不过，我们大概很难注意到一本书背后的出版人，他们的风格、判断以及细节处理能力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我们能拿到什么书。
所以，在图书出版这一产业中，更欢欣的时刻不是市场需求抬升了产品，而是出版人所带来的产品或多或少地改变了读者的阅读需求。
不过，这家由克瑙夫夫妇经营的出版社，长期以来都是由丈夫阿尔弗雷德作为风光无限的形象代表。妻子布兰奇·克瑙夫，则在任何出版的图书中都找不到她的姓名。不过，所有与克瑙夫出版社合作过的作家都明白，丈夫阿尔弗雷德只是一个商人，布兰奇才是真正的文学编辑。
克瑙夫出版社部分图书封面。
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甚至称布兰奇是“这家出版社的灵魂”。确实，是布兰奇而非其丈夫决定着克瑙夫出版社选书的格调和风格。不妨看看他们为美国图书市场发掘的作家清单：加缪、波伏娃、辛克莱·刘易斯、米沃什、托马斯·曼、达希尔·哈米特、雷蒙德·钱德勒、詹姆斯·Ｍ·凯恩、Ｄ．Ｈ．劳伦斯……从这里大概就能明白在选择作家方面的毒辣眼光。布兰奇显然是女性出版人的先驱，而从她的职业生涯便可看到一个出版人如何重塑一个时代的阅读需求和品味。
出版社的创立：不幸的婚姻与共同的理想
在布兰奇所工作的时期，男性依旧占着主导地位。克瑙夫出版社由两人合作创办，但人们永远只将她形容为“出版人的妻子”。在１９６５年，作为将加缪、托马斯·曼、米沃什等人引入美国的出版人，她仍然未能加入“出版人午餐俱乐部”。在布兰奇·克瑙夫的策划下，克瑙夫出版社的图书里包括了２５个诺贝尔文学奖、６０个普利策奖以及３０多个美国国家图书奖。
２０世纪初期，美国读者的阅读品味还停滞在比较原始的阶段，再加上纸张稀缺，印费上涨，不少出版社选择出版教材辅导资料来获取盈利，或者重新出版公版书，或者转而选择翻译廉价的俄语作品。在这个时期里，布兰奇·克瑙夫依旧怀着激情四射的出版理想，她想要把更具文艺开创性，更有思考意义的书籍带到美国。
上学时期，阅读便是布兰奇·克瑙夫生活里最重要的事情。因此，她在同学眼里完全是个孤傲古怪的人，其他同学都在楼梯上嘻嘻哈哈地跑来跑去的时候，布兰奇总是坐在楼梯的最下面读书。她唯一的娱乐便是带着那只波士顿梗犬散步，即使如此，她手里也总是拿着一本书在阅读。
对书籍的挚爱让布兰奇天然地对出版事业怀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在成年后，她嫁给了阿尔弗雷德·克瑙夫。婚前，两个人曾经达成口头协议，共同创办一家出版公司，名为“阿尔弗雷德·克瑙夫与布兰奇·克瑙夫”。结婚后，这个协议就被丈夫抛到了脑后。阿尔弗雷德给妻子的回应是，因为自己的父亲也要加入这个公司，所以出版社名称上没有地方来安置她的名字了。至于婚前允诺的商业上的平等，在婚后也化为泡影，布兰奇·克瑙夫最后只拿到了２５％的股份，而她的丈夫则占有剩余的７５％。
在布兰奇·克瑙夫从事编辑行业的时间里，多数时候的状态都是如此。丈夫阿尔弗雷德继续扮演那个光艳夺目的角色，他进出沙龙，与上流社会与书店老板们打交道，拉拢关系，为图书销售打通媒体宣传。而布兰奇则在书桌上做着沉重的编辑工作，与作家们交流信件（那些由作家抒发内心痛苦与写作抑郁的信件，几乎都是寄给布兰奇的）。在当时的人看来，“布兰奇勤奋得可怕，满脑子都是工作，一刻不闲着”。
重塑品味：布兰奇发掘的作家们
想要改变读者的阅读品味并非易事。尤其是考虑到上世纪初期的美国经济正在准备经历一场繁华之后的萧条。克瑙夫·布兰奇和她的出版社在这方面做得最大胆的一点，或许便是将广告引入了图书宣传中。
达希尔·哈米特（１８９４年５月２７日－１９６１年１月１０日），侦探小说家，作品包括《马耳他之鹰》《玻璃钥匙》《十字街头》等。
凯恩的《邮差总按两遍铃》这本书最先推荐给了出版社的“形象代言人”阿尔弗雷德，他看后怒气冲冲地拒绝了这本书，认为并无出版必要。布兰奇也要到了作家的原稿，在阅读后，决定出版这本小说。结果证明，妻子的文学判断是正确的。
在这段美国作家的出版时期里，除了以好看为标准的小说外，布兰奇·克瑙夫出版的最具价值的作家，应该是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辛克莱·刘易斯。他一直与布兰奇·克瑙夫保持着很友好的关系。在当时的美国，民众们普遍认为压迫与社会不公已经成为过去，当下的社会是一个完善而美好的理想国度，辛克莱·刘易斯的写作打破了美国民众的这一幻想（尽管他的小说在今天已经处于正被遗忘的阶段），他告诉人们，在美国还有大量城镇中的贫苦人，有苦闷的生灵在绝望地行走。可惜后来，由于辛克莱·刘易斯的版税要求过高，他与克瑙夫出版社也终止了合作。
凭借着这几本书的成功，出版社的经济状况稳定下来，布兰奇·克瑙夫准备正式前往欧洲拜访心仪已久的作家们。然而这个时候，时代的阻碍又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爆发的前夕。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２日，希特勒吞并了奥地利。“布兰奇意识到她需要尽快完成一切还在进展当中的海外业务，并且拜访一些作家，对其中好几个作家来说，可能遭受的局势所带来的伤害已经近在咫尺”。
布兰奇首先前往伦敦，拜访了从奥地利逃去避难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此时的弗洛伊德已经患上癌症，正在完成他最后的书稿《摩西与一神教》。布兰奇竭力说服弗洛伊德在克瑙夫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她的本意是希望能尽快拿到这本书的版权，以最快的速度在美国出版。但弗洛伊德在阅读了一些德文著作后，对原稿有很多修改的想法。尽管这会大大推迟图书出版的速度，布兰奇还是尊重了作家的愿意，耐心等待弗洛伊德将原稿修改完毕。同时，为了保证能正确传达弗洛伊德的思想，布兰奇在寻找译者时，坚持要让译者与弗洛伊德来回沟通，确保翻译的每一个字词都能在英语中找到最恰当的形态。在完成后，她还在出版前坚持让弗洛伊德最后审阅一遍手稿。
不过，在翻译这件事情上，并非每个作者都像弗洛伊德那般敬业、通情达理。法国女权主义思想家西蒙娜·波伏娃可能是克瑙夫出版社遇到的最不愿合作的一位。布兰奇费尽心力沟通取得了《第二性》的版权，想把这本会改变女性思想的著作带回美国。她寻找了最恰当的译者，让他不断发信函与波伏娃沟通翻译的用词，然而波伏娃几乎不会回应，有时候几乎是恶意地不回应这些问题，好像成心想看美国出版社在翻译过程中闹出的笑话。
曾经有人形容布兰奇这位克瑙夫出版社的幕后灵魂，她在衣着上有着时尚的追求和不凡的品味，有着优雅美丽的举止气质，但衣服下的肉体却不匹配地瘦小、虚弱。在职业生涯的后期，布兰奇·克瑙夫已接近双眼失明。１９６５年，布兰奇患病去世，去世前几天依然在给作家们发祝贺出版的信函。然而，直到１９８４年，阿尔弗雷德去世，在整个克瑙夫出版社的书目里，依然看不到布兰奇·克瑙夫的名字。
传奇背后：一串失误
布兰奇不仅改变了２０世纪美国人阅读的视野，在出版编辑这一行业中，她也在无意中成为了一位先驱式的人物。她打破了编辑行业由男性主导话语权的状况，尽管布兰奇本人在去世前也未能享受到这一冲击所带来的改变，但在她去世后，由她所培养的女性编辑继续撑起了克瑙夫出版社的灵魂。１９５７年，正是由布兰奇所栽培的女性编辑朱迪斯·琼斯从一堆废弃手稿的纸堆中发现了《安妮日记》，并全程护航推动了这本书的出版。此后，朱迪斯·琼斯一直担任克瑙夫出版社的高级编辑，直到２０１１年退休。
朱迪斯·琼斯本人已于２０１７年去世。由她责编出版的作家有加缪、萨特、厄普代克 、安妮·泰勒、兰斯顿·休斯等。
然而，编辑这一行业必然存在着争议。成功只是理应完成的分内之职，但一次失误则是被永远讨论的愚蠢。正如我们无法定论麦克斯韦尔的编辑是塑造了精致的《纽约客》风格，还是限制了作家的写作、麦克斯·珀金斯是让托马斯·沃尔夫的才华变得更迷人还是只是将它变得更适宜出版。布兰奇·克瑙夫作为女性编辑的传奇，发掘了大量优秀图书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一串失误。
“对于书名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很抱歉，因为预售销量实在是令大家失望，不过你可别忘了，我没有回绝你更换书名的要求，我只是想不出更好的书名，而你给我的时间又太少了。再说了，即便我表示过喜欢这个书名，你也不应该被我的说法影响，做出有悖商业判断的事情。”
在另一篇信件里，钱德勒也再次表达了对出版社编辑修改意见的不屑一顾：
“我从来不认为图书编辑、出版人、话剧制作人、电影制片人在猜测大众喜好方面有什么独到之处。现有记录只能证明他们不善此道。我始终都站在终端消费者和读者的立场思考问题，而不想假借这类中介的视角。我始终相信，这个国家有一群数量庞大的聪明人……他们的喜好与我相同。”
在对一部作品进行判断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自己的判断不会有偏见的危险。只是在出版人或评论家身上，这个特点被无限地放大。不同的出版社，不同的判断眼光与策划风格，正是对这一声音的弥补，作为一名出版人，布兰奇·克瑙夫不仅在自己的判断中成功捕捉到遥远而优秀的作家群体，还令这种阅读视野的变化影响了当时的美国读者。在她去世后，杰森·爱泼斯坦说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失去她无异于一场灾难……布兰奇代表了某种我们将再也无法见到的出版精神。”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宫子；编辑：西西；校对：危卓。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