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對網絡上的言論表達略有關注，可能會注意到一個現象：大部分人說話越來越“簡單一致”了。
似乎有點道理就叫“金句”，以愛國名義群起攻之就變“出征”，談戀愛不歡而散也常會被叫“渣男/渣女”，扔出些“不中聽”的觀點就變“帶路公知”，多談論幾本書幾個樂隊就是“文藝青年”。
一些本來需要仔細琢磨和分辨的場景，在“一頓操作猛如虎”的粗淺概括下，不僅變得令人疲憊或汙名化，也失掉了它的最初含義和表達該有的分寸。
近日和一位出版界的朋友閒談，她坦率地表達了對當下網絡語言環境的擔憂。首先就是“金句”這個詞。
“金句這個概念很有意思，造得很合時宜。在碎片化的時代裡，大家對‘金句’的需求激增。好書被肢解，任由扭曲，剛好夠各種營銷號寫出一些‘假養料’，給到讀者短暫的快感，慢慢就讓人失去閱讀長篇和看懂別人講話的能力。”
這種隻言片語的“聰明話”看多了，很難感受到好文字的骨血和脈搏。
但只要說得夠多，“金句”就成了大家會脫口而出的概念。
還有“渣男”這個詞，雖然常常聽到，但它本身的概念界定卻特別模糊。
他們的主要特質是情淺言深還是始亂終棄？是已婚已戀男明星和女性朋友共用吸管，還是家暴行為、屢次劈腿，甚至性侵？沒個定論。
好像這些案例都可能被稱為“渣男”，連有些男生加班沒秒回、回家不洗碗，也要被罵“渣男”。
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這種含糊的概括和不分場合的濫用，其實是應該謹慎一些的，因為濫用往往會造成詞義的不合理擴大（有時會是縮小）。
它帶來的後果就是，即便這個人已經達到了犯罪的程度，事情的嚴重性也會因為蒙著兩性薄紗的“渣”而被迫模糊掉焦點，嚴肅的“法律問題”也可以變得“私密化”。
還有一些複雜的感情，又會被這些標籤簡單粗暴地遮蓋了，浪費了我們去擴展自己理解的機會：很多時候，人都有可憐的、困擾的一面，包括我們自己。
至於“帶節奏”“屁股歪”“雙標狗”，或者是“種草”“拔草”“吃土”這種詞就更不用說，這兩年鋪天蓋地地出現，如果聽多了用多了，於人的心智也是一種損耗。
出現這樣的現象，說到底其實還是一種簡單化的“貼標籤”，是思維上的懶惰。
說起來，“貼標籤”是難以避免的正常行為，它幫助我們在理解世界時刪繁就簡，節省大腦能量。但如果過於習慣這樣做，時間久了大腦大概就要鈍化了。
面對層出不窮的複雜事物，思維要是變得單一，世界就會變得“非黑即白”，所有事情都可能在以秒計數的時間裡被“蓋棺定論”。
這種思想層面的“蓋章”，反過來也會圍剿我們的生活。
當人掉進熱衷蓋章定性的“回聲筒”裡，就會喜歡拿著放大鏡審視周遭，試圖用自己立下的道德標準來衡量一切。
這種審視出現的範圍可以非常廣，它可能包括現實生活，也有可能是虛擬的文藝作品。
在我們平常的話語裡，常常能聽到對身邊事諸如“三觀盡毀”“人設崩塌”這樣的評價詞。
這個“三觀盡毀”說得頗有點“居高臨下”的意思，但本質不過是“跟自己的三觀不同”罷了，“人設崩塌”聽起來很災難，但其實不過是簡單思維對活生生個體的“完美假象”的扭曲渴求。
這樣看來，12年前周慧敏關於倪震出軌的聲明（因字數限制截取部分），幾乎可以算得上“詮釋複雜性”的典範：
我與倪震識於微時，一起共渡過不能盡算的高低起落，早已磨合了一套我們之間的相處藝術。一個人的問題，兩個人去修正；一個人的挫敗，兩個人去承擔。我倆是一個團隊的，沒分高低，輸贏也是一體 。某程度上，周慧敏早已是一位不同面貌的倪震。任誰一方受到傷害，另一方都願抵禦百倍的痛。一起走過將近二十個年頭，絕對不是在一般人的準則下相愛，但外人卻總愛把自己的一套價值觀去評價、批判屬於我倆之間的愛情。
香港這片是非地，無風三尺浪，暗箭來自四方八面，行差踏錯一步就如掉進鬥獸場。當中我們需要的信心，包容，付出是一般情侶無法體會的。顯微鏡下看世界，任誰都難合格。
多謝各位。
“原諒與否”，這是當事人自己的事情，自與旁觀者無關，這時候要是充滿“立場感”地“站隊”“表態”，反而擠佔理性思考的空間。
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數》裡說：
“我認為，在人類的一切智能活動裡，沒有比做價值判斷更簡單的事了。
假如你是隻公兔子，就有做出價值判斷的能力——大灰狼壞，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
此種事實說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為什麼特別熱愛價值的領域。
倘若對自己做價值判斷，還要付出一些代價；對別人做價值判斷，那就太簡單、太舒服了。
講出這樣粗暴的話來，我的確感到羞愧，但我並不感到抱歉。因為這種人士帶給我們的痛苦實在太多了。”
現實世界似乎是不夠，於是這樣的圍剿延伸到了對文學作品的解讀，甚至看教科書的眼光審視文藝作品，
只可惜文藝作品從來就沒有許下“正能量滿滿”的承諾。
《花樣年華》作為屢屢登上電影評選前列的種子選手，其實講的是一對雙雙被伴侶出軌的男女，合計對策，卻也愛上彼此的故事。
片中男女主角出軌、吸菸一樣不缺，但這並不影響作品的魅力。
《英國病人》曾經被英國布克獎（Booker Prize）評為“最偉大的小說”，但卻在豆瓣上見到不少這樣的評價。
我並不反對時刻想要看到“光明偉岸”的初衷，但是“不得見光”的東西，至少也得有存放之處，因為我們不僅需要給平淡生活一個出口，也要坦然反抗“美化現實”與“虛偽粉飾”。
如果一味地只給傻白甜的糖，捂住眼睛和耳朵，日後便再難打開那扇代表著創造力甚至是人生真相的天窗。
如果道德的枷鎖時刻束縛著文學藝術，那藝術史上估計就得多不少的行屍走肉。
至於“教壞未成年”的論調，可以用心理研究學家布魯諾·貝特萊姆的話來回答：
“這些對人造成‘衝擊’的內容，有助於宣洩孩子的可怕衝動，讓他們以極低的成本，提前進行一場社會演習。”
人性的灰色地帶，即便多麼反對，也至少應該允許它呈現形式上的存在。
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當時的英國社會形勢動盪，有些人在交流的過程中呈現出一種不講邏輯，甚至是反對邏輯反智的趨勢。
哲學教授斯泰賓（Lizzie Susan Stebbing）寫了《有效思維》一書，提到人們在思考時常會遇到內在與外在的干擾。
在公共的群眾語言（mass language）裡的空話、套話和陳詞濫調被斯泰賓稱為“罐頭語言”，它在政治和商業場景中也經常會出現。
在複雜多變的事情面前，人們從現成語言中找到方便的解答，就會感覺到把握形勢的力量。久而久之，很容易養成一種習慣，接受一些可以免除思慮之苦的簡明論斷。這就是“罐頭思維”。
這種思維方式具體表現為“被一群人採用的一句話”（口號）和各種“聽見別人說就跟著說的字眼”，它讓人思想懶惰，先是不肯自行思考，慢慢就喪失了自行思考的能力。
斯泰賓說：“一種罐裝的信念是方便的：說起來簡單明瞭，有時還帶三分俏皮，引人注意。”
但是文字的力量終究是強大的，當我們重複使用簡單化的詞語，就是大腦放棄思考、慢慢投降的過程。
歷史上沒有哪個時代的人們能像今天一樣自由地交流，沒有哪個時代的信息能像今天一樣快速傳播。但同時，也沒有哪個時代的語言，像今天一樣被濫用、被輕慢、被不加思考地複製。
當然，語言本身就是一個不斷演變的交流工具，使用這種“簡單化的字眼”並非罪惡。
但是，如果你每用一次這樣的字眼，實際上就是在承認“對這個事物我沒有能力認知其複雜與多樣性，所以用這種方式”，每多用一次，就是助長公共話語和個人邏輯在智識上的墮落。
正如斯賓泰所言：“只有那些經過認真思考才得出的結論，並且認識到自己的結論與別人不一致的人，才能夠容忍別人。容忍並不是冷漠，更不是無知。一個民主的民族極其需要清晰的思維，它沒有由於無意識的偏見和茫然的無知而造成的曲解。”
否則，一個處於眼罩下的心靈，永遠不可能自由。
主要參考資料：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51026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