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下的非物质性劳动，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等因素的多重影响下，映射出了更为复杂的劳资关系，其特征相对于传统的物质性劳动存在着显著区别。在文森特·莫斯可与其夫人凯瑟琳·麦克切尔主编的论文集《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中，广大学者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透过自动化图书馆带来的知识劳工“去技术化”、传媒产业中知识劳工面临的“劳力肢解”与新技术为其带来的潜在机遇、知识劳工的不稳定处境等案例，将非物质性劳动过程立体化，向读者揭示出非物质性劳动所具有的特征。
作者：贺哲野
一
什么是非物质性劳动？
非物质性劳动指的是与知识及其影响、符号相关的工作（P221）。它是资本积累到一定阶段时的产物，一方面，劳工在资本的进攻下不断解构，然而劳动重构的方式给资本的统治形成新的、有潜在升级能力的威胁（P222）。另一方面，在通讯媒介的助力下，信息产品传播与复制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资方有了对商品化信息的需求，传统的物质性劳动方式在该种背景下发生了改变，催生了非物质性劳动。
同时，非物质性劳动是一种以信息为载体的价值传输劳动，整个价值传输的过程由作为劳动主体的传播方的和作为客体的接收方（如客户）两者共同完成，两者在非物质性劳动链条中分别履行价值生产和价值反馈的作用，由通讯媒介作为纽带将两者的价值倾向相连。“非物质性劳动不仅是指呼叫中心员工的工作，它还指电话另一端的客户配合作答一份消费者研究调查时所做的没有报酬的谈话。”（P223）
此外，非物质性劳动是一种传导和改变社会关系的劳动。非物质性劳动概念产生自这样一种意识，即对于资本积累而言，知识、创造力、情感和社会合作拥有日渐增长的核心重要性（P222）。作为生产要素的信息打破了空间限制，加剧了“外包”现象为主要表现的全球化分工局面，而传统的社会关系亦伴随信息资本的全球化进行流通。例如利萨·麦克劳林，海伦·约翰逊在讲述亚太地区的妇女与知识工作的关联时指出的“在硅谷工作的那些移民妇女已将家长制的理念内化在自己的思想中，相比较于种族主义的假设，她们更容易接受‘社会性别逻辑’的控制方法，因此，她们更容易接受技术工作原本非‘女性化’的，而且如果挣钱比自己的配偶多是‘不守妇道’。”（P285）
二
非物质性劳动的过程与特点是什么？
非物质性劳动的过程，指的是作为劳动者的知识劳工运用以数字媒介技术为主要代表的劳动资料对作为劳动对象的信息、符号的加工，并生产出使用价值的过程。问题在于，信息的商品化属性注定其具有交换价值，那么非物质性劳动成果的交换价值是如何实现的呢?
在信息时代下，用户对信息质量的需求提高、索取信息内容的范围扩大、需求速度加快，分散在全球各地的、单一的知识劳工所生产出的信息产品难以进行流通，需通过细化分工等组织方式以生产出流入市场的合格信息产品，在该种状态下，资方介入劳方的生产过程，对“知识劳工对信息符号的排列重组”这一非物质性劳动成果进行二次重组，并依靠自身的资金力量将其输入贸易网络，使产品转化为商品。如约翰·L·沙利文所言：“‘好莱坞’模式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来以来电影生产的主导模式从集中化的大规模生产向以项目为中心的方式的转变，后者与特定的创造型人员签约。”（P103）
以下，将对非物质性劳动的特征进行归纳分析。
（一）劳动者组织水平化
非物质性劳动的物质载体（工作场所与人）的组织水平化，即工作场所从固定、立体化变为流动、扁平化。传统的以工厂为代表的集中化生产模式逐渐瓦解，信息资本突破了地理、民族边界的限制，被平铺至达成合作关系的世界各国，生产结构呈现出扁平化的趋势。 “新”经济抛弃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工厂或办公室工作中异化的、公私分立的特征 （P205）。
（二）非物质性劳动的不稳定性
第一，由于非物质性劳动是一种价值传输劳动，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其能否满足消费者的精神需求，因此非物质性劳动需要劳动链条中的主客双方协作完成。由于非物质性劳动所产出的信息商品具有零传播成本的特征，这使得消费者自愿通过追加评论等方式被纳入到劳动链条中，为信息商品原本高昂的沉默成本埋单，增加非物质性劳动产出商品的交换价值。恩达·布罗菲和格里格·德·波伊特指出“现在反馈构成了软件开发的一部分，这一动力机制最终让我们花钱买回来占用了我们‘免费’时间的成果以商品形式出现”（P227）。
第二，迭代更新的技术对于资方而言是优化资本积累的途径，这也要求消费者必须不断升级自身的技术素质以最大化实现该商品的使用价值——资方一方面通过新技术的引入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在无形之中将部分成本的支出环节转移到了无报酬要求的消费者身上。格雷戈·唐尼通过人们对“图书馆21”之设想，指出设立高度自动化的学习资源中心的目的在于“不久的将来‘将会越来越强调个体的学习责任和海量资源的重要性，而这些资源学生们可以从他们学校的资源中心得到’。这里，‘个体的责任’的意思是将老师和学校图书馆员进行教育所需的劳动直接转移到学生身上”（P70）。万达·莱德奥特提到“强制客户使用在线就业系统也使客户们被再次商品化为短期的临时劳工”（P184）。
第三，不稳定性的另一种体现是：被无序时间所影响、打乱的生产秩序，换言之是生活与生产的融合。信息作为劳动对象，其加工过程离不开储备着劳动资料的人脑，这意味着知识劳工即便脱离了工作场所也无法完全摆脱工作日程，个人的社交秩序面临着被打乱与破坏的风险，工作时间随之变得愈发不稳定。知识劳工一旦在业余的社交生活时段收到返工讯号，都需要消耗额外的精力进行个人状态的调整与恢复，无形中为自己的生产环节附加了成本，从而拓宽了传统意义上“剥削”概念的范畴——“需要能动的主体来自内而外的管理生活，或者一个特定的照顾自身的模式，也就是贯穿于工作相关或人们从事工作的一整套技术和实践”（P227）——恩达·布罗菲和格里格·德·波伊特用“高危化”一词给这种不稳定时间定性，描述该种状态下的劳动者“像一个肉体杂技演员一样来安排自己的时间”（P227）。
（三）物质化与去物质化
第一，物质化：作为非物质性劳动的物质载体的“人”的能动性日益强化、地位逐渐突出。在传统工厂的物质性劳动中，劳工的性质是机械部件，欠缺自身能动性发挥的空间。相对的，非物质性劳动以信息作为生产商品，而对信息的加工与传播离不开数字技术，作为操作主体的劳工对该种技术的占有，拓宽了其能动性发挥的空间。如戴皖文所提到的电脑动画技术的革新对台湾动画产业劳工的影响：“新型的电脑动画产业有可能带来一种更加灵活的管理系统，这种系统使个人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P131）。
第二，资方的主动权在知识劳工“物质化”进程的冲击下备受挑战，将知识劳工这一生产要素“去物质化”，则是恢复自身主动权的重要途径：把劳工这一物质化的生产要素以非物质化的“技术”要素替代，完成劳动资料对劳动者的地位侵占。由于知识劳工自身掌握的技能难与更新效率较高的“技术”匹敌，他们只得“雪藏”原本引以为傲的个人技能，转而任职技能需求偏低、地位相对低下的劳动岗位，由此，不同知识劳工之间存在的技能差异被淡化，彼此的劳动过程呈现出趋同化的特征，与传统工厂劳工的集中化、规模化的工作模式存在着相似色彩。正如詹姆斯·F·特雷西与马里斯·L·林所言：“通过持续引入远程教学、‘电脑教育软件’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兼职劳动力的依赖，将大学的教学使命‘商品化’。”“教育的‘商品化’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教授们的‘无产阶级化’。”（P88）。
参考文献
凯瑟琳•麦克切尔,文森特•莫斯可著.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M].曹晋,罗珍,林曦,吴冬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4.
注：文中未详细注明来源的图片来自互联网可被允许使用的作品
编辑：彭思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