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的一线城市有哪些呢？公认的就是北上广深了。其他所谓的“新一线”，或许有漂亮的街景，有景观大道，有像煎饼一样摊开的广大城市建成区，在经济水平、城市综合治理上，在四大城面前，还是稍逊半筹，甚至更多。根据2019年年中的数据，大A股的三千多家上市公司，四大城约有一千家，接近三分之一的比例。大家众所周知的互联网新贵、网络舆论平台、知名大V，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四大城市。最密集的资本，最高的曝光率，最大的关注度，使得四大城占据了网络和传统舆论的绝大多数版面。进而培养了四大城白领阶层蓬勃向上的阶层意识和高度的自信，乃至自负。
根据官方数据，四大城的总人口规模约为一亿，占到全国总人口规模的7%，但其曝光度，却达到50%甚至以上。活在四大城，是一种身份象征，也是一种阶层象征。四大城所代表的的财富、知识、社会地位，给在这里的人们身上镀上了一层“金光”。在与内地城市、乡村有意无意的社会交往中，往往会给人一种居高临下、阶层下沉的错觉。众多的一线城市白领，在面对内地时，仿佛有了一种在知识层次、视野和收入水平上的优越感，觥筹交错、谈笑欢颜间，不经意暴露出多多少的自负情绪。这种光鲜掩盖了作为城市“中产阶层”和茫茫人海一份子的焦虑感与失落感。作为个人在一线城市的奋斗，往往是艰难且漫长的，但是这种光鲜感，一定程度上抚平了个体内心的郁闷情节。
这广大的一亿人群，可以从权力、财富、荣誉、收入、文化层次几个维度，进行一定的阶层划分。社会阶层的划分，其实在中国是一个颇具历史传统、又有现代意义的话题。1925年毛泽东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将中国社会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阶、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共六个阶层。其依据的维度主要是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关系，掌握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多少；经济水平或为其考量的因素之一，但并非关键因素。这种阶级划分，主要目的，即是该文开篇第一句，在革命的过程中确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闹革命，搞建设，这都是第一步要做的。确定同盟者，建立统一战线，进行组织和根据地建设，点燃星火，才能最终燎原。
其他比较知名的社会阶层分析理论，就是梁晓声在1997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了，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他将中国社会分为当代资产者阶层、当代“买办”者阶层、当代中产者阶层、当代知识分子、城市平民和贫民、农民、中国当代“黑社会”，共七个阶层。梁晓声认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无所有的人必是少数，阶级正日愈加快地分划为阶层，故曰阶层分析，而非阶级分析。划分阶层的目的，是使大家更加有责任，有义务，有使命关怀和体恤一无所有的人们的存在。梁晓声其实很清楚，阶层、阶级，其实都未超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理论。在中国谈阶层、阶级，其实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之下。阶层分析的结果，只是进一步论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广泛适用性。
除了《墓碑》一书外，《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是杨继绳的另一名作。杨继绳将中国社会分成了农民、农民工、工人、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新买办、社会有害阶层，共八个阶层。杨的阶层划分标准有财富、权力和声望三个维度，其重在探究如何通过建立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渠道，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从这一点来看，杨意识到，社会阶层其实是社会结构的核心问题，稳定、畅通的阶层关系，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在古代社会，中国能够以一个“超稳定社会”的形式长期存在，得益于拥有广大的农民群体和大规模的农业耕作区，即广土众民，构成了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础。
从毛泽东到杨继绳，我们可以看到，社会阶层越分越多、越分越细，由六个层级划分为八个层级。这一方面体现了在社会分层问题上的认知越来越深刻，问题的探讨，是持续且有益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经济社会是不断发展这样一个趋势：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提高，生产资料重新分配，财富不断积聚，新的社会阶层涌现（可以参阅本号2019年2月26日推文《因技术而生》、2019年3月1日推文《互联网与社会阶层》），所以社会阶层越分越细。
从划分的维度来看，财富、权力是主要依据。财富和权力多寡，本质上反映了个体掌握生产资料的多少，这是控制的维度；社会阶层的划分，是社会财富和生产资料分配后的结果，这是分配的维度。控制与分配，体现了身份与阶层的差异与现实。在各种社会阶层划分理论中，我们看到农民和知识分子两个阶层（按毛泽东的划分，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农民分布在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部分）是一直延续且有进一步发展的。从延续的角度来看，体现了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耕大国、农业人口依然众多的现实。发展的角度，体现在出现了城市平民、农民工这两个新的阶层群体；同时，部分农民也转型为工人。出现这种发展是因为，城市化的过程中，一部分农村失地人口、城市落户农民，转变为城市平民，在城市从事洒扫、卫生、保安、司机等基层工作，身份发生了转变，但财富状况依旧；另外就是城市化过程中，郊区人口转化为城市平民、城市内原无业、低收入人口持续贫困。农民工是城市化和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物。农民转为城市平民和农民工的大量出现，体现了城市化过程中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
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内，一直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阶级问题。说它是指政治问题，是因为，这要确定，知识分子是我们的“敌人”，还是我们的“朋友”。从毛泽东将知识分子划分为小资产阶级，到邓小平定性“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体现了执政党在面对知识分子时的矛盾心态。说它是一个阶级问题，第一是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古代的知识分子，往往同时也是官僚、地主，其本身就是知识与财富、权力的结合体，属于“压迫阶级”。第二，到了近现代，因为他们掌握知识这一特殊的生产资料（思想的原材料），同时加上大多数都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富农、地主家庭出身的问题，使知识分子又具备很强的经济属性，必然也是阶级问题。在后革命时代的中国社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阶层定位，依旧将是，而且必然是一个问题。
新世界已过二十年，相较于2000年，中国的社会财富已成倍增长；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36.22%（国家统计局）提升至目前的59.6%（2019年年底时数据），大量人口涌进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一线城市，集聚了全国最多的上市公司、最多的互联网新贵、最多的亿万富翁、最多的人才、最多的关注。北上广深的社会结构，反映了快速发展的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在一线城市，有哪些人群，他们从事什么职业，有着什么样的观念意识，怎样看待自己的生活和当下的社会？因人而异，应出身而已，因阶层而已。
（二）
一线城市的社会阶层应该如何划分？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立场问题。从技术层面来说，需要确定的是划分的维度、指标；从立场问题来说，表现在对两极阶层的态度。
因个体存在欲望和追求自身价值的需要，社会行为本身，往往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和伦理性。划分社会阶层，其目的是剖开社会肌理的一个横截面，便于更直观地了解社会结构，进而影响政策制定和实施。从伦理角度，它关乎阶级立场和斗争方法，是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在应用层面的体现。
阶层与阶级，是一个概念？还是一体两面？亦或两个不同的东西？词语的内涵与外延，往往因使用者的故意为之或无知，而导致不断变动，以致脱离本意，或引致歧义。涉及到政治立场及具有明显伦理属性的词语，往往更易遭到曲解、滥用。
福柯在《词与物》一书中，对于词语的内涵与外延在历史环境中如何变动，做了详细考察。个体因其立场、境遇、经验和心理状态的细微不同，以及知识结构和认知能力差异，对于词语的理解，存在极大的差异。不同的个体往往是就其对同一词汇的理解范围，取意义的交集，在交集范围内达成共识，这就如同数学上提取公因式的模式。而分歧的产生，都出现在交集以外的部分。
阶级与阶层，在中国的语境下，比那些“线性历史”的国家环境下，或许更加复杂。在中国，阶级一词，往往带有强烈的身份差别，且强调阶级对立。这是因为，近代以来的政治语境下，阶级一词往往与斗争、革命、对抗相关联——阶级斗争、阶级矛盾。强调的是斗争理念，东风压倒西风，你死我活。
祭出“阶级”一词，那就意味着要树立敌人，区分敌我，进行斗争了。革命叙事传统下的阶级，政治属性远远大于经济属性。在这一点上，阅读《毛泽东选集》将加深我们对于阶级观念的理解。
在革命叙事传统下，阶层似乎是对阶级所代表的对抗意识的一种刻意缓和，其经济属性略高于政治属性。例如毛泽东关于农民阶级中，富农、中农、贫农三阶层的划分，明显以占有生产资料多寡作为区分标准。但这并不代表阶层仅是同一阶级内经济水平的区分，在一定场域内，其仍具有政治属性，且体现权力及资源分配情况。
毛泽东《中国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阶、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合计六个阶级，其中与农村直接相关的，就有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五个。
在农村这个场域下，即使排除地主阶级、与城市资产阶级相关联的农村小资产阶级，在农村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五个人群中，也存在着非常明显的身份地位、财产多寡之别。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通常能够理解，村混子的存在，及某个家族长期占据村主任、书记等职位，是一种较为普遍现象。身份、权力，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阶层与阶级问题的症结所在。
因此，政治及经济属性，将是我们分析社会阶层的两个重要维度。政治的维度，主要考量权力的层级（绝对权力的多寡）、权力中心的辐射范围（某些权力岗位，其实是家庭共享式）。经济的维度，主要考虑占有生产资料的类型、形式与多少，同时考虑获取生产资料的方式（垄断、行政许可、经营所得、继承）。
（建构理论，解释世界，指导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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