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記》開頭,“某君昆仲,今隱其名”怎麼理解?

A魯緩


我們不妨用心再讀一遍這段不算長的序言:


某君昆仲,今隱其名,皆餘昔日在中學時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漸闕。日前偶聞其一大病;適歸故鄉,迂道往訪,則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勞君遠道來視,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矣。因大笑,出示日記二冊,謂可見當日病狀,不妨獻諸舊友。持歸閱一過,知所患蓋“迫害狂”之類。語頗錯雜無倫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體不一,知非一時所書。間亦有略具聯絡者,今撮錄一篇,以供醫家研究。記中語誤,一字不易;惟人名雖皆村人,不為世間所知,無關大體,然亦悉易去。至於書名,則本人愈後所題,不復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識。


在小序中,“餘”依次敘述了這樣幾層意思:

  1. “餘”認識狂人和他的哥哥,兄弟二人都是“餘”的中學同窗兼好友;
  2. “餘”從遠方來,聽聞狂人的哥哥生了一場大病,拜訪後才發現“病者其弟也”;
  3. 但狂人已走,“赴某地候補”,不過留下了日記;
  4. 狂人的哥哥拿出日記給“餘”來看,“餘”抄下日記,“以供醫家研究”;
  5. 以及很有意味的,書名是狂人“愈後所題”,也就是說,狂人自命狂人,而“餘”沒有進行改動。

序文講述的是一個歸來者“餘”的見聞,他是站在1918年的時間節點,去回憶大約發生在十年之前的一段往事。驅使“餘”重新打撈這件看起來並不十分重要的往事的原因,敘述者自己並未言明,除了“供醫家研究”,其他情況似乎都不得而知。


也就是說,“餘”似乎只是處於偶然的念想,才道出了這樁已然埋在歷史深處的怪事。與後面日記中批判性極強的狂人相比,“餘”更像是一位歷盡滄桑看破世事的老夫子。再加上他們還曾是中學同窗兼“良友”的經歷,則更表達了一種對於人事變遷的喟嘆,這是朝代更替和權勢轉移的大環境下讀書人經常會有的蒼涼心態。


不過,狂人在日記中寫下的“荒唐之言”,無論是對於實際書寫時的晚清末期,還是對於十年之後的“民國七年”,都過於離經叛道了。“餘”在1918年將其翻檢出來,想必也是因為看出了辛亥革命之後的中華民國,其實和內外交困的晚清別無實質上的差異,從而覺得狂人的日記還有警示意味和“供醫家研究”的借鑑價值。“餘”自然沒有明說是要治狂人的病還是社會的病,也未道明是療治人的身體還是人的精神,至少,“餘”意識到了某種問題真實存在著,但他不願明白地講出。進一步深想,“餘”和狂人既然實為同窗兼好友,那麼他也一定能夠了解發生在狂人身上的種種事情究竟意味著什麼。


是什麼原因讓“餘”在重新面對和整理朋友的日記時,能以如此沉穩和含蓄的心態進行?“餘”真的只是一個看盡世態炎涼的民國遺老嗎?“餘”的身上,有沒有魯迅自己的影子呢?


事實上,1918年的魯迅,與序文中的“餘”在心境上有頗多相近之處。尤其是,小序儘管位列日記之前,但實際成文的時間遠遠晚於後者,因此小序實際上有著“總結”的意味,而這也正符合魯迅在體驗過晚清以來一波波革命及其挫折後所產生的幻滅之情。魯迅曾在與許廣平的通信中說:


說起民元的事來,那時確是光明得多,當時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自然,那時惡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總失敗。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即漸漸壞下去,壞而又壞,遂成了現在的情形。其實這不是新添的壞,乃是塗飾的新漆剝落已盡,於是舊相又顯了出來。使奴才主持家政,那裡會有好樣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滿,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國民改革自己的壞根性,於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


對於曾經篤信進化之說的魯迅而言,辛亥革命後的歷史展開過程,無疑是一場落在心頭的巨大失落。因為在內心深處始終對革命抱以憧憬和希望,所以當魯迅面對這令人失望的“革命後的第二天”之時,由於他實際上並不是一個實踐的革命家,所以只能通過痛苦的“抉心自食”的方式,來勉強消化自己目睹的歷史真相,以彌補因自身實踐感不足而無法通過應有的方式來改變歷史走向的遺憾。


《吶喊》整部小說集的寫作,即處在魯迅這樣的身心狀態和知行感覺中。他刻畫出來的中國人的靈魂,其實都出自其最為真實的情感體驗。魯迅曾說“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從這個意義上,魯迅文學是真正的“為己”而非“為人”,“為人生”而非“為藝術”。


美摘


就是我朋友的一個哥們,他的真名實姓咱先保宻。這是舊體傳奇文的一種開頭方式,無甚深意。告訴你了,他是山東王小二,能給故事增進內容嗎?隱去姓名,增加了姑妄言之的味道,與《狂人日記》更加配合。魯迅用的是象徵主義手法,真名實姓沒價值,都是符號運作。


用戶3253102189658


有兄弟二人(昆仲),現在不說他們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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