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武漢在湖北一家獨大，“在全國省會城市中，武漢的首位度高達3.2，僅次於成都。”彭智敏說。從2019年GDP來看，湖北省排名第二的襄陽市全年GDP為4812.84億元，還不到武漢市的零頭。
“從這次疫情來看，武漢城市圈是一個命運共同體，除了武漢是疫情中心之外，最嚴重的兩個城市是孝感和黃岡，這兩個城市也是和武漢人流、物流最密切最有交集的地方。”彭智敏分析，這也說明武漢城市圈之間有很多的聯繫，但過去因為行政干預，武漢不願意將一些優勢資源流出本轄區，人為阻隔了區域之間的合作。
彭智敏認為，通過此次疫情，武漢和周邊城市首先在醫療預警系統的共同響應，聯防聯控方面應該加強合作；其次，要加強產業的合作，倡導產業雙向轉移，即總部向武漢轉移，製造的工廠向周邊市縣轉移。“所以武漢未來要做大做強，首先要依託周邊城市，在全省範圍內進行合理的分工。此次雖然是流行病的問題，但也應引起我們的反思，應該改善經濟合作的形態，減少孤立，共同佔領產業制高點，儘快形成競爭力。”
實際上，作為常住人口1100萬的超大城市，武漢在人口、產業等中心城市的集聚功能日益增強，隨著武漢城市圈、長江中游城市群、促進中部地區崛起、長江經濟帶發展等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的實施，武漢市的輻射帶動作用也正在日益彰顯。
“從武漢大都市區建設到武漢城市圈建設，再到長江中游城市群建設，在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格局中，武漢市的綜合承載能力得以加快提升，資源要素配置能力、中心城市集聚功能和輻射效應更加強化，從而提高武漢市城市能級。”
吳傳清認為，作為國家多個區域戰略佈局的重心，武漢市將會成為立足長江中游、引領中部地區、服務全國、鏈接全球的國家中心城市，成為繼北京、上海、深圳、廣州、杭州之後的“新一線城市”代表。
“無論是長江經濟帶戰略，還是中部崛起戰略，關鍵是如何利用國家戰略，謀劃一些重大的項目，重大的工程，去對接戰略，將戰略落到實處。”彭智敏舉例，在長江經濟帶戰略中，明確提出武漢要建設長江中游航運中心，這幾年武漢在這方面的建設進展明顯，在此次抗疫過程中，也作出很大貢獻。但總的來說，無論是和上海的國際航運中心相比，還是和長江上游的重慶相比，依然還有較大差距。
因此，彭智敏認為，對於國家戰略帶來的機遇，確實還要好好謀劃，不但要在硬件建設上下功夫，建設泊位更多的碼頭，爭取更多的船隻在武漢港經停，更要理順體制機制：“一方面通過信息網絡的資源共享，降低物流成本，讓更多貨物在武漢中轉；另一方面，在湖北省內的港口間要做好協調，不能利用打‘補貼戰’的惡性競爭來爭奪市場佔有率，而是應採取協同協作，甚至相互參股的方式，共同將長江航運中心做大做強。”彭智敏補充說。
3月24日，武鋼鐵區實現鐵、燒、焦、料、能源、轉底爐、環保等七大工序的智慧集中操控中心。攝影/長江日報 周超
“想發展，須開放”
如果不是疫情，湖北省和武漢市的“十四五”規劃編制工作或已開展，彭智敏認為，在編制規劃的時候，對於武漢城市圈的一些中心城市，如武漢、宜昌、襄陽等，要花更多的精力、更多的資源，重點發展一些未來具有競爭力的產業。“武漢的鋼鐵、水泥等傳統產業，面臨著激烈的市場競爭，出現產能過剩的情況，不得不向外轉移，未來，我們應將有限的資源投入到市場前景看好的產業。”
在彭智敏看來，要鞏固現有的高端裝備製造、光纖通信、光電子、生物醫藥等前景較好產業，疫情之後，要選擇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這些產業全國各地都在爭，我們要有選擇，不能多頭出擊，但坦率來說，具體選擇哪些產業，是市場選擇的結果，而非行政規劃的結果。”
“如果僅僅把武漢放在一個區域來看，其實是對武漢定位的窄化。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走過40多年，在未來的40年，對於武漢的定位，應是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戰略支點。”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認為，在過去的40年時間裡，中國的經濟發展支持重點全在沿海和西部，但是，僅依靠長三角、珠三角是不可能拉起中國的，僅依靠西部大開發，也是不可能拉起中國的。
張燕生師從經濟泰斗張培剛教授，對恩師提出的“牛肚子理論”極為推崇。在上世紀80年代，張培剛教授就提出，要將陷入泥沼的大牯牛拉上來，拽牛鼻子無濟於事，只有在牛肚子處找到一個支點，利用槓桿原理，牛才能起來。中國這麼大，如果把上海和沿海城市看作牛鼻子，重慶和西部地區看作牛尾巴，中部地區就是牛肚子。“如果這頭牛要飛奔，中國經濟要起飛，只拉牛鼻子、只扯牛尾巴，牛肚子還墜在地上，會有用嗎？”
“牛肚子理論” 後來成為“中部崛起”的理論依據，就是在沿海開放同時實行中部崛起，帶動西部開發，實現整個國家經濟的騰飛。
然而，中國崛起戰略這麼多年來，武漢的外貿依存度依然只有14.5％，還不到全國平均水平33.7％的一半。“九省通衢的地方，如此封閉開發，簡直是難以想象的。”張燕生認為，繼深圳、浦東、雄安以後，武漢應該成為第4極，作為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戰略支點和新時代改革開放的先行先試重點區域。
張燕生向《中國新聞週刊》分析了這次中國疫情發作的軌跡，從武漢開始，首先影響的是中國最有活力的兩個省，浙江和廣東，以及兩個超大規模的城市，北京、上海。接著，影響周邊的安徽、河南、湖南和江西，然後影響江蘇、山東和福建，最後擴及全國。
“從疫情的傳染分佈，證明武漢對整個國家的輻射和影響，下一步如何能把新冠病毒的損害變成機遇來拉動，整個國家的經濟可能就起來了。”張燕生提出“武漢不興中國不興”的假說，“要想證明這個假說是否成立，應該給武漢一個驗證的機會。”即先將中部帶起來，成為改革開放的前沿和國際化新高地，讓整個中國的資源，全世界的人、財、物都向中國的中部集聚，帶動輻射東西南北中，實現整個中華的復興。
在張燕生看來，歷史上，大漢口和大上海並駕齊驅，小商小販十分活躍，市場經濟非常有活力，因此，並不缺乏內生動力。“如今的武漢，和浦東新區成立前的上海一樣，缺乏的是戰略定位和先行先試的機制，武漢要想發展，必須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