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2020年3月M2同比增長10.1%,新增社融5.1萬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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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構造上看,M2包括流通中的現金和非存款類機構儲存於存款類金融機構的存款兩部分,M2的派生本質上是銀行體系通過貸款、購買債券、投放非銀和外匯佔款的形式向市場投放的貨幣量(不考慮2018年央行將非存款機構持有的貨基取代原口徑中貨基投向同存的部分的影響);社融則主要包括銀行貸款、非標融資、債券和股票融資(2018年新加入ABS、地方政府專項債和貸款核銷三項)。二者主要區別在於統計的切入視角有異,M2從銀行負債端展示傳統間接融資渠道釋放的貨幣量,社融則從實體企業的負債端考量金融對實體的支持力度,主要統計差異在於社融包括非銀行渠道融資尤其是直接融資,同時並不包括銀行向非銀投放的未流向實體經濟的部分。

從構造社融指標的初衷來看,當初推出社融其實是為了解決貨幣統計存在的缺陷,也能夠更為準確地觀察實體企業的融資情況。過去M2一直是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但實踐當中出現了很多問題,表現為貨幣政策對M2的耦合關係越來越弱,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個是貨幣需求的不穩定性,導致貨幣政策的效果被削弱,第二個是金融創新,導致貨幣基金、理財等資產替代了傳統的存款貨幣。所以在這個背景下,需要開發一套新的貨幣調控目標。社融站在實體企業的負債端看金融支持,由於在囊括了間接融資的同時剔除未流向實體企業的貨幣投放,可以更為準確地觀察實體企業的融資情況。

從經濟理論基礎出發,M2代表的是某一時點的信用貨幣總量,而社融存量刻畫的是信用貨幣向實體經濟的轉移,是對貨幣總流量的統計,總流量和總量間即對應著信用和貨幣的差異。央行調統司原司長盛松成在《社會融資規模成為我國金融宏觀調控的重要指標》中提出,社融實際上是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信用觀點理論,“貨幣觀點強調央行通過政策工具改變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存款量(負債端),影響實際利率水平,從而影響總產出。信用觀點則強調貨幣政策的變化通過改變商業銀行的貸款量(資產端)以及其他金融機構的資產方(如債券融資、股票融資等資產方的變動)來影響企業資金可得性,改變私人部門投資和最終產出。”因此在信用貨幣體系下,若將M2簡單看成基礎貨幣的信用派生,對應的是經濟體內的貨幣總量,那麼社融則是經濟體內各部門間資金融通的總規模,對應的是貨幣流量的概念。

M2是貨幣的供給,社融是貨幣的需求,理論上社融與M2的相對缺口越大則對應較高的利率水平。流量的實際含義是存量的流動,因而若單位流量與單位存量的差值越大,則說明單位流量對單位存量的需求越高。對應到社融和M2上,從該角度而言,社融可被看做貨幣的總需求,而M2則是貨幣的總供給,因此社融同比與M2同比的差異越大(為剔除規模影響,可採用同比增速衡量),說明信用主體對貨幣的需求就越旺盛,因此對應更高的利率水平,即社融同比-M2同比與利率水平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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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金融數據非常亮眼。一是反映貨幣供應量的指標,M2增速,竟然回升至兩位數(10.1%,前值8.8%),上一次兩位數還是17年3月,說明當前流動性確實寬鬆。二是反映實體融資需求的指標,新增社融,高達5.16萬億,比去年同期新增2.2萬億,算是天量了。主要貢獻是新增信貸(同比新增1.08萬億),這說明金融體系裡的錢,確實在流向實體,也說明覆工復產給力。


日內交易員小C


社融同比多增2.2萬億,其中主要是

三個領域的貢獻:

(1)表內外票據合計同比多增6127億

(2)信用債同比多增6407億,

(3)企業貸款155同比多增9841億。

前兩者與資金競容,企業更願意通過票據和短融等便宜工具融資有關,後者與政策引導有關,棚改和基建類貸款增加較快,集中在大行和政策性銀行。

但前兩者融資成本與銀行負債端存款利率倒掛,4月份來看,這種倒掛要麼引導銀行降低負債利率,要麼銀行減弱票據和短期債券發行;後者來看,與銀行信貸額度和進度有關,可能也會有一定放緩,畢竟一季度對大行而言,消耗全年貸款額度比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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