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日記》要在海外出版了。方方從1月25日開始記錄，連載到3月24日，4月8日亞馬遜就開始預售該書的英文版和德文版，不但開創了“我聽說”紀實文學新體裁，還創造了中國文學在海外取得書號的最快記錄。
近日，方方在媒體採訪中強調：“我的書跟國家直接沒有張力，日記出版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這個社會應包容一篇溫和的日記。”
不知道如今方方對於這次疫情的部分認識是否有了變化，但對於不少支持她的讀者提到的修訂完善、增加註釋說明的建議，她十分堅定地說：“那麼多人說我裡面有謠言，其實沒有謠言，全是真實的。”並表示除細微修訂和文字校對外，將保持原來的樣子。
《方方日記》德文版在亞馬遜上預售
《方方日記》走紅網絡，引起廣泛關注，除去方方湖北作協前主席的身份和影響力外，還有一點恐怕是因為當時缺少其他強有力的“競品”。一篇《疫情中，十萬中國作家集體缺位》的爆文，指責中國作家選擇逃避，集體失聲公共事件。
這篇文章作者顯然搞錯了文學作品與新聞的區別，文學、尤其是災難文學，需要的不是時效性，而是思考與沉澱。將泥沙俱下、一時無法辨別真偽的信息堆砌起來，真的會是好的作品嗎？
那麼中國作家是集體缺位了嗎？
湖北作家匪我思存講了她的一位朋友在疫情期間的所作所為：
這位作家從2月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就下沉到社區，進過方艙，後來還去了位於漢口疫情嚴重的長豐鄉。他捐出了十萬塊稿費，還託私人交情為生活困難的居民捐贈了18000斤大米和18000斤麵粉。
他叫李修文，現任湖北省作協主席。
“我現在沒法寫作”
李修文本打算回老家過年，卻因突然封城而留守武漢，親身經歷了武漢的至暗時刻。
封城開始的十幾天裡，他一直在家自我隔離，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好友想給他寄點生活用品，他卻拒絕了，因為他知道住的樓棟裡就有病例，他怕快遞小哥感染影響更多的人。
他也對疫情中的每個個體懷著強烈的同理心。
他同情來武漢務工還沒有財富和人脈積累年輕人，因為他們生了病沒法確診會走投無路；
他心疼日夜奮戰一線的醫護人員，因為他們缺少防疫物資、甚至病了也不一定有床位；
他反感“武漢按下了暫停鍵”這種話，因為即便災難過後也不是一按鍵一切就恢復正常了，疫情帶給武漢人民的創傷永遠不能淡忘。
身處疫情漩渦中心，他親眼所睹、親耳所聞，有太多感慨。但他卻無法立即提筆，因為心是亂的：
“就算要寫，也希望自己多一些冷靜和理智。”真正被災難裹挾的人，真的會“痛到心尖不敢啼”。
封城期間空蕩的武漢街頭
作為真實的人參與抗疫
“生活已經把你打回了原形，水落石出之時，你就要承擔一個人在這樣一個境遇下的職責，盡一個人的本分。至於寫作，那是以後的事。”自我隔離結束後，李修文便下沉到社區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湖北省作協對口支援的小區有2000多戶，針對基本生活物資匱乏的問題，他四處奔走，籌措米麵油等生活物資和口罩、防護服等防疫用品。
因為武漢封城，物流基本中斷，這些事做起來很困難，但他卻覺得很有成就感，更重要的是除去作者的身份，作為真實的人參與抗疫，獲得了更為真切的體驗。
疫情期間，像李修文這樣下沉一線的湖北作家還有很多很多，他們“該坐著的時候坐著，該站起來的時候全都站起來了”。
有的作家本身就是醫護人員、警察、社區工作者，有的作家作為志願者忙前跑後、捐錢捐物，還有的作家深入到一線採風，參與對採訪、對創作的討論，為抗擊疫情積極發聲。
匪我思存也根據自己的生活寫了戰疫日記，她將稿費全部捐了出去，並一直髮聲號召網友共同抗疫。
作品應與死難者、戰鬥者尊嚴相匹配
作為作協主席，李修文也在不斷思考關於疫情的創作。但他認為這個時候，他不應該催促大家寫作，而是鼓勵作家更致力於提高寫作的品質，
“唯有這樣，才能使之與死難者、戰鬥者的尊嚴相匹配”。如何提高寫作質量，李修文認為最重要的，一是反思，“災難文學的唯一倫理，就是反思災難。”疫情帶來的體驗是衝擊性的，必須留點時間冷靜下來思考，通過文學正視災難本身帶給我們的教訓。
二是真誠，應該面對自己的心、別人的心，更真誠也更真實地寫作，切實瞭解疫情中的人和事，儘可能地去觸及災難中人的精神境遇。
相對於需要更多時間沉澱的文學創作，李修文正忙著主編一本《抗“疫”書簡》，這本書收錄了各行各業人士在疫情期間的書信，既有一線醫護人員、社區工作者，也有堅守在家的父母、孩子。李修文主編這本書的初衷，就是他下沉社區的經歷深深觸動了他。
李修文第一次見到對口支援社區的書記時，她正在風雪中從大貨車上往下搬菜。她是一個單身母親，但疫情爆發後就沒有回過家，和孩子的聯繫都在手機的一條條微信中。李修文當時便有一種樸素的直覺，問她要了這些微信往來，後來編進了書中。
這些普通人的文字就是這段歷史最好的記錄，也是這個時代人格力量的最好證明。李修文希望，通過這本書我們和下一代能共同回顧這場疫情，共同回顧我們在這場鬥爭中所親手捍衛的希望與尊嚴。
武漢某社區抗疫工作者在搬運抗疫物資
從未去過一線的方方何以代表武漢？
正是因為許許多多的普通人在抗疫一線竭盡全力，我們才能在76天后看到武漢解封，中國國內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然而，埋頭做實事的人總是默默無聞，沒下過一次基層、沒去過一家醫院的人，卻天天在網上指點江山、用鍵盤佔領道德制高點。
方方，作為湖北省作協前主席，影響力極大的專職作家，聽風就是雨，不經考證就把各種小道消息急火火地發出來，客觀造成了“滿地死者手機”和“護士之死”的謠言傳播。我們應當保護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但“影響力越大，責任越大”，社會當然可以包容一篇“溫和的日記”，但作家就不需要對自己要發表的文字懷有敬畏之心和社會責任感嗎？
武漢520自願者聯盟在微博質問方方：“寫文章我也會，雖然文筆一般，但如果是我們志願者寫的日記，肯定比方方們更有價值、更有代表性！”
所幸，我們看到並不是所有作家都是方方，還有更多作家，在一線奔走，在認真反思疫情帶給了我們什麼。
其他作協主席在疫情期間也有發聲
好飯不怕晚，與死難者、戰鬥者的尊嚴相匹配的文學作品雖然沒有方方的出版速度，但會更有思想深度、情感溫度，也更禁得起時間的檢驗。也期待等疫情過後，也會有越來越多的一線工作者、志願者有機會分享他們的故事。
一個方方代表不了湖北作家，一本道聽途說的封城日記不能被冠以真相，更無法抹殺全民抗疫所作出的犧牲、付出的汗水。
《方方日記》德文版簡介（機翻）
數十年後，我們將與子孫後代分享討論的會是“我聽說”體的方方日記，還是有著真切體驗和反思的其他文學作品呢？
公道自在人心，時間會給我們答案。
參考資料
[1] 《方方：我的書跟國家之間沒有張力》，學人scholar公眾號2020-4-11；
[2] 《湖北作協主席李修文：我的心是亂的 現在沒法寫作》，新民週刊2020-2-11；
[3] 《對話｜湖北作協主席李修文：真實的生活正在到來的路上》，澎湃新聞2020-3-1；
[4] 《共同期待一個新的春天——訪作家李修文》，文藝報2020-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