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時間，有一部紀錄片《美國工廠》在網絡刷屏，引起廣泛討論，西方企業與東方企業在經營管理和文化上的碰撞，從一個美國工廠工人們日常的工作生活中折射了出來。
首先，我們應該瞭解西方的“政體”與東方的“正道”的不同。與西方的哲人不同，中國曆代的先哲考慮最多的不是政體或政治體制的形式，而是“政道”，即為政之道、治國理政之道，或更具體地說，是治國的理念、治國的方式。
在《論語.顏淵》裡孔子說：“政者，正也。”因此，關於“政道”的思考也就是關於“正道”的思考。從商周開始，中國這個政治實體的空間規模與人口規模已經相當大，因此，我們看到從先秦諸子百家，他們談的都是政道的問題。
而西方從政體的視角看問題，只要它所關注的那一兩項制度特徵沒有變化，這是以靜態的眼光觀察動態的現實。從東方政道的視角看，治國之道必須隨著條件的變化而變化，一切治國之道的變化都意義重大，這是以動態的眼光看待動態的現實。
從政體的視角看，人們往往會尋求一攬子解決方案，既然政體被看得那麼重要，有人就會以為換個政體一切問題便都可迎刃而解。而從政道的視角看，具體問題必須具體分析，換個政體也許可以解決某些現存的問題，但也可能帶來一些新的也許更大的問題，而最基本的政治常識或原則是：切不可幻想用簡單的方法對付複雜的世界，所以可以看出西方民主帶來的政體更替，其根源並未真正解決民生和發展核心問題，從臺灣政黨的黨權之爭，再到美國兩黨為了競選而忽視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保障都得以體現。
從企業經營管理角度也有“政道”和“政體”區別，民營企業講“正道”的比較多，經營靈活、多變，隨時隨地在變化去適應市場發展趨勢為此發展比較快。而西方企業講“政體”規矩、制度比較多，企業管理非常規範，但是總落後市場的變化，為此發展速度比較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