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前記】趙啟正，1940 年1月生。曾在核工業部、航天部上海廣播器材廠工作。歷任中共上海市委工業黨委副書記、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市委常委、副市長，兼任浦東新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籌）主任，浦東新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早期浦東開發開放親歷者之一。1998 年至2013 年，先後任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主任兼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全國政協常委和外事委員會主任。中共十六屆中央委員，全國政協第十一屆會議新聞發言人。
口述：趙啟正
採訪：徐建剛、謝黎萍、郭繼、孫寶席
整理：孫寶席、郭繼
時間：2020年4月7日
中央宣佈開發開放浦東至今已30年了。30年說是彈指一揮間，但浦東已從大片農田村落和局部陳舊的街區，建設成為高樓林立的現代化城區，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象徵、上海現代化建設的縮影。浦東開發的成就現在已為全世界所肯定。
如果我們把浦東開發開放比作一支交響曲的話，那麼這個交響曲總譜的序曲就是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譜寫的，歷屆中央領導人從江澤民、胡錦濤到習近平總書記始終關心浦東發展，是這個樂隊的總指揮。在這個龐大的樂隊中，我能夠成為一名演奏者，真是三生有幸。演奏當中我們要思考不能錯了音符，並且還要有所發揚，使交響曲更加雄壯，更加永遠。
要與倫敦紐約東京對話
一位日本大報的記者曾經問我，“為什麼小平同志說浦東開發晚了是他的一個錯誤，怎麼解釋？”我說，如果問浦東開發再早兩年行不行？可以這樣問。但如果問浦東開發可不可以早7年8年10年？不可以這樣問。因為上海承擔著上繳中央財政的重大任務，國家財政的六分之一由上海上繳，中央不能把上海作為試點，一定是在深圳等地取得成功之後才能下這個決心，開發浦東、振興上海。後來，日本記者把我的談話登在報紙的重要版面，使日本的讀者也能夠理解，浦東開發晚了這句話是小平同志督促我們上海要努力，要後來者居上。
1990年4月，黨中央、國務院做出開發開放浦東的重大決策，這使當時經濟發展困難重重的上海有了奔頭，把上海人心裡的幹勁點燃了。宣佈浦東開發只是宣佈一個政策，並沒有宣佈浦東新區成立，因此浦東地區也沒有成立新區黨的機構和行政機構，而是成立了協調三區兩縣和推進規劃、改革方案的市政府浦東開發辦公室。1992年初，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上海決定儘快改變浦東地區三區兩縣的行政管理體制，成立浦東新區，開始定的時間點是1993年7月1日成立浦東新區黨工委和管委會。但在南方談話發表後全國發展形勢一片上進的情況下，上海認為要加快這個工作。在1992年9月中下旬，市委決定把時間提前到1993年1月1日成立，並由我擔任籌委會主任，儘快把三區兩縣統一到浦東新區裡來，理順體制。
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正式提出“要以浦東開發開放為龍頭，進一步開放長江沿岸城市，儘快把上海建設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城市之一，帶動長江三角洲和整個長江流域地區經濟的新飛躍”。當時有沿海開放城市，有經濟技術開發區，也有特區，我們浦東是什麼樣的新區？我們是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唯一提出的一個“新區”。據此，我們總是鼓勵自己，我們自稱是“黨代會單提地區”，我們覺得要更珍視這個機會。
我們怎麼體會它，很重要。按照黨的十四大報告提出的戰略要求，上海浦東的影響力最後不限於長江三角洲，是要以浦東為龍頭把上海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城市之一。我們可以理解，它將來的發展目標是要代表國家與倫敦、紐約、東京等世界經濟金融中心進行經濟對話。因此，我們要與這幾個城市的指標、基礎設施做對比，在訪問這些城市的時候，我們很注意考察這些城市的國際作用。舉個例子，當時紐約向外打國際長途電話，打100次有95次以上一次接通，接不通的就包括上海在內。上海往外打國際長途電話，打100次，直接接通的只有五六次。這就看出了我們在國際經濟生活中的地位，也說明我們的基礎設施老舊落後。我們任重而道遠。
1993年1月1日，浦東新區黨工委和管委會掛牌成立，結束了以往由上海幾個行政地區聯合運行的狀態，標誌著浦東新區行政管理體制的重大轉換。我們本著轉變職能、精兵簡政、高效服務的原則，設置職能部門、組建幹部隊伍。浦東新區剛成立時，制定編制只有800名機關人員，被稱為“八百壯士”。當時浦東新區的幹部除了川沙的一部分，基本是浦西來的，還有全國招聘的。
功能規劃先於形態規劃
浦東開發是國家戰略，更是上海的大事。浦東新區成立之前很多年，上海市的政府研究部門、大學研究部門、民間研究機構就已經對可能進行的浦東開發作了很多論述。這都是浦東開發起步最有用的直接參考。
一個新興城區的建設必須集中各方智慧，作好長遠規劃。所以浦東開發一開始就提出要“規劃領先”，不能換一任書記、市長、主任，規劃就變一變，這要有一個程序限定。比如，陸家嘴中心地區規劃經過國際國內論證，最後形成中國方案——一個做好模型的11.7平方公里的區域規劃。按照當時的規定，陸家嘴的規劃不是必須向市人大彙報的，但我們堅持要彙報。這是考慮經過市人大的認可，就要嚴肅對待，不能輕易改動。
因此，我們隨後進行的土地批租是“主動批租”，相對於“被動批租”，我們對拿地企業的項目設計自由度有嚴格限制，業主要按我們規劃建築的主要參數來做。輪廓美學、結構設計都可自主，但容積率必須按照規劃要求。因為我們周圍的土地、道路、通訊、停車場都是按規劃來設計的。400萬平方米的建築面積容納多少人，都已按照一個職工大約20平方米的面積來計算。因此，陸家嘴還未建成之前，我們已經知道這個地方未來是什麼樣子。所以，陸家嘴中心地區的規劃成為了國內規劃界的一個優秀案例。
我們所謂的規劃領先，還一定要“功能規劃在前、形態規劃在後”。精細的功能規劃在前，才能做到築巢引鳳，否則巢築好了鳳卻不來豈不造成浪費？當時我舉了一個簡單例子：浦東要建一個足球場，將來這個球場是要給中學生練球的，還是舉行大學生足球賽的，還是舉行上海杯、中國杯甚至是世界盃比賽的？這對球場的規模、設計、成本是有百倍差別的。大家覺得這個比喻很好理解，得到大家的認可。
浦東功能規劃的要點，就是要建設一個能與世界其他主要經濟城市對話的中國最大經濟城市，它能進行國際經濟的全面溝通。所以當初設計四個功能區，分別是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金橋出口加工區、外高橋保稅區、張江高科技園區。這些國家級開發區的功能是彼此互補的，最後要按中央所要求的那樣發展服務。每個開發區都給一定土地面積，且是分散佈局的，而不是像其他地方所做的由城市中央向四周擴展，俗稱“攤大餅”式開發。“攤大餅”攤到一定的時間，攤不下去了，怎麼辦呢？就把郊區的工廠拆了往外擴展。
記得當時日本一些人對我們這樣的做法非常讚賞，說我們這是下五子棋，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當時，我們請日本富士銀行幫助我們在日本招商，他們的行長主持會議、我作主旨演講，非常成功。我們還委託櫻花銀行把我們招商手冊內容翻譯成日文在日本分發。做成之後，他們總裁專門乘飛機到上海與我見面。他說浦東開發願景清楚，這對外商的吸引力是很重要的。
發揮“引擎作用”的四個開發區
浦東開發這麼快、這麼好，和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金橋出口加工區、外高橋保稅區、張江高科技園區四大開發公司協同發力是密不可分的。四大公司的總經理都兼任管委會副主任，他們參加管委會會議，瞭解近期的浦東整體進展.他們在會上說明他們的進展，在會議上好像“政企不分”，但他們走出會場就是獨立指揮的老總，我們專職主任並不干涉他們在市場上的翱翔，這時政企是清楚地分開的。所以，浦東管委會和四大公司的關係是浦東的“政企協同”模式，是一種高效的管理體制。
我有時也把浦東比作一架大飛機，它有四個很好的引擎，就是這四大開發公司。它們規模大、動力足，浦東新區這架大飛機就能順利起飛了。管委會坐在大飛機的儀表盤旁。浦東新區的各個職能部門是為這四大開發公司服務的。我們的作用就是要他們方向一致。各開發公司可以進行市場競爭，但是有條紅線，不能壓價競爭，要彼此體諒和支持，協同推進。當他們有重大困難的時候，我們向中央、向市委報告，幫助他們解決問題，為他們提供一個好的市場環境。至於如何成長，他們要靠公司自己努力、靠市場拼搏，其實這種“政企協同”做法對今天的國資國企改革也許會有借鑑意義。
四個開發區在功能定位上是有分工的。陸家嘴的定位很特殊，是國際金融貿易區，這在全國特區和新區中獨此一家。小平同志在視察上海時曾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上海過去是金融中心，是貨幣自由兌換的地方，今後也要這樣搞。中國在金融方面取得國際地位，首先要靠上海。小平同志的講話對我們加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是很大的鼓舞。我們選擇國際金融中心的位置是在黃浦江兩岸，以一平方公里為直徑畫個圓。如今美國花旗銀行、日本三和銀行、英國匯豐銀行、中國工商銀行、農業銀行等一批中外金融機構，以及上海證券交易所、中國原油期貨上海期貨交易所等一批金融要素市場紛紛集聚陸家嘴，使陸家嘴金融貿易區成為國內金融機構最密集、金融要素市場最完備的地區之一。事實證明上海的國際金融區定位完全正確。
金橋1990年規劃設計的是出口加工區，早期發展相對比較快，後來發現走出口加工方向太窄，應該著力發展“進口取代”，發展先進製造業，重點發展汽車、汽車零部件、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等高新技術產業，填補自己不能生產的空白。如今的金橋開發區已經發展成為上海乃至全國先進製造業基地之一。
張江與金橋的發展領域是會有所交集。於是我們希望他們要有所錯開，各有側重，提出張江側重發展醫藥產業，建設“藥谷”，既包括製藥也包括醫療設備。第一個來的是瑞士羅氏製藥。奠基那天，瑞士外交部長來了，即興演講說很喜歡“藥谷”這個名稱，這關係到人類健康、人類發展，“我們歐洲人愛聽這個詞。”
不過相比其他三個開發區，張江的發展比較困難。主要原因是外國對中國發展科技產業不那麼大方，怕中國在科技方面趕上來。一流技術是絕對不給的，二流技術也擔心知識產權丟失。浦東新區在全國第一個成立“知識產權法庭”，三個庭合併，提高了審理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公正性和效率。還公開公正地審判了幾個案子，有力地促進浦東對科技產業的引資吸引力。
那些夕陽工業、汙染性強的工業可能會很大方地給我們，但我們明確說“不”。當時，一個國際上有影響的顯像管廠開始要在南京投資，都已簽了初步協議，後來找我問能不能到上海。我說為什麼要到上海？他說產地在上海，這個產品就比較響亮。另外，上海交通有海運，更方便，何況你們上海也有很多電視機廠。我說不要，因為這類企業排出的汙水是非常毒的。後來有一個東南亞的大造紙廠，老闆親自給我談說要來浦東投資，而且說是外國造好紙漿，運到上海加工。我說這也不行，造紙廠整個生產過程跟織布一樣，用水很多，黃浦江就糟了。
外高橋是很有獨創性的開發區，當初設計是按自由貿易區設計的。但有同志不同意叫自由貿易區，因為自由貿易區簡稱自由區，英文名字是“free trade zone”，會引起誤解。於是就叫保稅區，但譯成英文還是叫做自由貿易區。經過多年開發建設，外高橋保稅區成為我國佔地面積最大、各項經濟指標占全國15個保稅區“半壁江山”的保稅區。2013年自由貿易區又升級成為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這是一種很大的進步。原先外高橋是自貿區初級版，現在是自貿區高級版。上海自貿區新片區是更高級版。
值得研究總結的“軟成果”
浦東這麼多年既出成果又出人才，特別是出成果，不僅是看得見的和能用數字表達的“硬成果”，還出“軟成果”——那些成功的開發思路、理念和經驗。這些是不容易用數字描寫，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但在思想中存在，如“在地球儀旁思考浦東開發”“浦東開發不僅是土地開發、項目開發，而是社會開發，是爭取社會的全面進步”“一流黨建帶動一流開發”等，都是我們體會很深的“軟成果”，更能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意義，要進行總結。
記得費孝通同志來浦東時，我曾跟他說過，浦東開發是快速的工業化、城市化和新型現代化過程，浦東呼喚社會學。我說從前研究社會變化是緩慢的，看上海的城市過程是幾代人，而在浦東，城市化過程也許就是20年，時間軸壓縮了，社會學者可以以它為樣本開展研究。費老後來在一篇文章說我的這番話感動了他。
在招商的過程中，我們不胡亂吹噓，不好大喜功。我們越誠實，越說自己的弱點，外國人反而越信任我們。開發初期，外商到上海來投資，我會開門見山地告訴他們我們的一些劣勢，如關於外國投資的法律還不很健全，設計力量比較薄弱，高級技術人才可能一時供應不起來等。怎麼解決這些問題呢？我告訴他們，法律不夠可以合同補，設計不夠可以聯合設計或者委託設計。外商聽我們如此坦誠，反而會說如果就這幾個缺點的話，我們就來。
浦東開發注重投資環境建設是首要的，我們一直強調勤政廉政是重要的投資環境。當時我還請浦東新區宣傳部部長做了一個小牌子放在我們各飯店的餐桌上，寫著“在浦東新區投資，不必請客送禮”。這個觀點得到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尉健行的注意，他認為這樣的廉政環境就把紀委工作和中心工作的關係說通了。
我們非常重視堅持人文環境與經濟建設同步發展。今天當汽車從浦東陸家嘴隧道出來，左邊是一塊約10公頃的綠地。當時規劃這塊土地為高層辦公樓，後來覺得樓房蓋得密不通風，讓人感到壓抑，於是決定在此處造一塊綠地，作“城市之肺”。這是上海市第一塊在寸土寸金地方拆房而不建房，卻作為綠地的地方。郭鶴年先生來浦東察看的時候，開始說不是投資來的，只是來看看。我就跟他講你看這是一片綠地，這是上海第一個拆了房不蓋房子的綠地，你在這裡來建一個香格里拉。他說在上海已經有一個香格里拉（波特曼酒店），我就不做了。可是他去看了後改了主意，決計再建一座香格里拉酒店。
順便說一下，中心綠地拆遷進行過程中，一幢建於民國初期的房子面臨著被拆除的命運。這麼好的民宅，恐怕在浦東也只有這麼一幢，如果拆了，這個人文歷史遺蹟就在浦東土地上被抹掉了，那就決心留下。事後，澳大利亞一位外交部副部長訪問此處時，他給我留了個條子，寫了一句話“建造摩天大樓容易，留下一個人文遺蹟很難。”前幾年，日本NHK來採訪，我請他們把舊宅的飛簷和附近摩天大廈的高頂拍在一起。導演問怎麼解說呢？我回答“上下500米，前後100年！”
欄目主編：王海燕
文字編輯：洪俊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