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法交融的檢察探索
——四地檢察機關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辦案故事
檢察官和律師想到了一起
在天津市西青區檢察院，劉某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
“是你們給了我們孃兒倆生活的希望，現在心裡豁亮多了，感謝檢察官，也感謝律師的幫助。”近日，被相對不起訴的劉某對登門回訪的天津市西青區檢察院檢察官說。
劉某是一位離異多年的中年母親，獨自帶著女兒艱辛生活。今年春節期間，總覺著愧對孩子的她，為了給女兒改善伙食，先後三次到超市以夾帶不結賬的方式竊取荷蘭豆、葡萄、五花肉等食品，價值90多元。今年8月，案件移送西青區檢察院審查起訴。
承辦該案的第一檢察部檢察官姚婭在提訊劉某後，陷入了沉思。
“是什麼促使一個母親鋌而走險，盜竊的動機僅僅是為了給自己的孩子偷一些食物嗎？”姚婭想要一探究竟，查個徹底。她和同事來到了劉某孃兒倆租住的地方。這是遠離市中心的一個老舊房屋，屋內設施簡陋，但牆上貼滿了孩子的獎狀。
姚婭見到劉某的女兒，輕聲問她：“在哪裡上學，這些獎狀都是你的嗎？”劉某的女兒低頭不語，但當姚婭和同事離開上車時，孩子追了出來，眼角噙著淚問道：“檢察官，我媽媽……會被抓起來嗎？我以後還能考大學嗎？”此時，同樣作為母親的姚婭心裡沉甸甸的，孩子含著淚花的眼神在她心裡定了格。
後經調查核實，劉某一直以從事家政保潔打短工為生，收入來源不穩定，每月除去房租、孩子學雜費，以及一些生活必需支出以外，所剩無幾、經濟拮据。
“就該案多次實施盜竊的行為特點，直接提起公訴有充分的法律依據，但考慮到劉某的犯罪動機和情節，是否有起訴必要？”就在姚婭考量權衡時，天津新華律師事務所徐忠秋律師也在忙碌著。
徐律師在閱卷過程中也注意到這一問題，一方面對劉某釋理說法，講清其行為犯罪性質，勸其主動認罪認罰，積極退贓賠償；另一方面，向檢察官提出了依法從輕不起訴的處理意見。
在充分考慮案件情況和充分聽取律師意見的基礎上，姚婭將該案上報西青區檢察院檢委會會議。經過會議審查，該院依法對劉某作出了相對不起訴決定。
“檢察機關充分保障我們律師的閱卷權、會見權，讓我能在全面瞭解案件事實證據的基礎上，有效開展工作，實現深度參與。就這起案件來說，檢律一體共同推動辦案法治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讓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內在價值得到了體現。”徐律師表示。
西青區檢察院對劉某作出不起訴決定後，又聯繫婦聯、社區等部門一起定期回訪，關注其心理狀態和家庭生活情況，持續做好後續幫教幫扶工作。
建議值班律師深度參與
全國人大代表
天津市律師協會會長 才華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作為我國刑事司法領域的一項重大制度改革，對於推動刑事案件繁簡分流、節約司法資源、化解社會矛盾、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近年來，檢察機關對這項制度的適用率逐步提升，律師見證範圍不斷擴大，檢律合作構建起新的法律共同體，在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提高辦案效率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結合司法實踐，我希望繼續擴大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範圍，向職務犯罪、涉黑涉惡等案件普遍推廣適用。建議進一步發揮值班律師在這項制度中深度參與的實質作用，從程序的“見證人”轉變為實體的“參與者”，為當事人提供更好法律幫助和服務。同時，要注意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應以不降低對證據的審查標準為前提，確保案件質量。在一些爭議較大的案件中，有的犯罪嫌疑人為儘快結案，放棄了無罪辯護的機會。建議辦案機關應當嚴格堅持證據裁判原則，不應降低對證據的審查標準，避免錯案發生，促進案件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會效果三者有機統一。
增加起訴千餘萬元
被告人仍認罪服判
起訴金額從44萬元，增加到1230萬餘元——即便如此，被告人仍對檢察機關的紮實工作和嚴謹態度表示欽佩，對起訴金額表示認同，自願認罪認罰。2020年4月25日，這樣一起案件入選2019年度檢察機關保護知識產權典型案例。該案承辦人、江蘇省徐州市檢察院檢察官張志遠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講述了其中的故事。
2017年2月至2018年4月，被告人薛某（無業）偽造茅臺、五糧液等白酒註冊商標標識和外包裝材料，並向張某、劉某（均另案處理）等人銷售。2018年7月25日，徐州市公安局銅山分局以被告人薛某非法制造、銷售非法制造的註冊商標標識，非法經營數額44萬餘元，向銅山區檢察院移送審查起訴。因該市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專屬市級院管轄，同年8月25日，銅山區檢察院將該案報送徐州市檢察院。
張志遠負責辦理此案。經審查，張志遠發現，薛某手記賬目中疑似上下家近百人，經營數額遠超44萬元，於是引導偵查人員繼續偵查取證。檢察官發現，薛某向黑龍江、北京、新疆等13省（區、市）50餘名下線銷售假酒包裝材料及配件。經審計，已收賬款958萬餘元。薛某拒絕認罪認罰，提出審計報告存在重複計算問題。
面對專業的審計結果和被告人的辯解，張志遠高度重視，為確保客觀公正準確地查明犯罪事實，先後三次提審薛某，結合他的辯解和指認，將他的23個筆記本、93頁A4紙、104張便箋紙等三套賬本逐頁逐筆核對，並與厚厚的銀行卡交易記錄仔細比對，釐清賬目間的對應關係。
隨後，張志遠到南京浦口監獄對正在服刑的下線張某進行復核。幾經周折，輾轉聯繫上另一個在北京打工的下線劉某，確認賬目記載內容是否屬實。張志遠還先後6次到會計師事務所確定審計標準，實事求是地核減已收賬款中重複計算的內容，並增加應收賬款項目。最終，經審計確認，應收賬款1230萬餘元。
張志遠告訴記者，辦案期間，檢察官團隊堅持釋法說理，充分聽取被告人供述和辯解，及時向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告知審計結果，解釋增減審計項目和金額的情況和依據。雖然最終起訴金額變大了，但被告人對檢察機關的紮實工作和嚴謹態度表示欽佩，完全接受新的審計報告，對起訴金額表示認同，自願認罪認罰。徐州市中級法院對起訴犯罪事實全部予以認定，並於2019年9月29日以被告人薛某犯非法制造、銷售非法制造的註冊商標標識罪，判處其有期徒刑六年，並處罰金620萬元。被告人薛某認罪服判不上訴，達到良好辦案效果。
充分體現
“一個不湊數、一個不掉隊”
全國人大代表
江蘇省律師協會副會長 車捷
這次在會議現場聽了張軍檢察長的報告，宣傳片很直觀，讓人一看就明白什麼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江蘇省徐州市檢察院辦理的薛某非法制造、銷售非法制造的註冊商標標識案，應該說是檢察機關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典型案例，充分體現了檢察機關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一個不湊數、一個不掉隊”。
檢察機關不是為適用認罪認罰而降格適用，不以案件質量換取適用數量。本案公安機關僅移送審查起訴44萬元的犯罪事實，單看移送事實本身，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數額特別巨大，應該在該類犯罪的最高刑檔判處刑罰，如果檢察官為了提高認罪認罰適用率，就案辦案，可能被告人一開始就會認罪認罰。檢察機關適用認罪認罰，以理服人，只要符合適用條件又自願認罪認罰的，依法適用。本案檢察官通過察微析疑、細緻梳理，引導偵查和自行補查，糾正遺漏犯罪事實1186萬餘元，儘管最終起訴金額變大了，但檢察官客觀公正，堅持釋法說理，以證據說話、充分聽取意見，贏得了“對手（被告人）”的尊重，被告人自願認罪認罰，辦案效果良好。
認罪認罰助力化解醫患糾紛
“我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出獄後，我會向主治醫生道歉，並努力打工賺錢，賠償他的醫療費……”9月10日，被告人謝明在法庭上作最後陳述。法院當庭以故意傷害罪判處謝明有期徒刑八個月，並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經濟損失1萬餘元。至此，這起涉及醫患關係的故意傷害案件畫上了句號。
“怎麼把我媽醫成這個樣子了？”“我要見院長！”今年3月22日，正處於疫情防控期間，重慶市九龍坡區某醫院原本寂靜的樓道被一陣嘈雜聲打破。謝明的母親在該院住院，因治療問題，謝明和姐姐謝玲與醫院發生了糾紛。當天，兩人未見到院長後，情緒激動的謝明隨手抄起桌上的文件夾朝主治醫生頭上砸去，醫生劉某被砸中口鼻，鮮血很快從口罩裡滲出。經鑑定，劉某的損傷程度屬輕傷二級。
6月9日，九龍坡區公安分局將該案移送至九龍坡區檢察院審查起訴。該案承辦人、檢察官周含玉審查發現，醫院和被害人強烈要求依法追究犯罪嫌疑人謝明的刑事責任。而面對檢察官的訊問，謝明對母親的治療情況無法釋懷，聲稱自己只是失手砸傷醫生，既不是故意所為，也不願意認罪認罰。
“很明顯，謝明的行為已經超過了反映訴求的界限，不屬於正常的醫患糾紛。從監控視頻來看，攻擊距離近、力度大，又是直接朝向被害人頭部，該行為極易造成傷害的後果。”周含玉分析說，根據案情，即便謝明不認罪，該案也可以起訴到法院。
當時正值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如何化解雙方對立的情緒、修復被破壞的醫患關係等問題，始終盤桓在周含玉心中。
6月30日，周含玉決定召集犯罪嫌疑人的姐姐謝玲、被害人劉某以及醫院方代表，共同召開通氣會。在檢察官的主持下，劉某及院方代表向謝玲詳細解釋了其母親的手術過程、風險和解決方法，並表示繼續盡力醫治。謝玲意識到案發時自己過激的行為給醫生帶來巨大的身心創傷，主動向劉某真誠道歉，表示將會理性解決問題。
7月7日，周含玉再次訊問謝明，將會談情況和盤托出，打消其對母親病情的顧慮，接著又向他進行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釋法說理。謝明承認了自己的故意傷害行為。值班律師及時為其提供了法律幫助。在值班律師的見證下，謝明簽署了認罪認罰具結書。7月22日，該院將謝明案起訴至法院，提出的量刑建議被法院採納。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給刑法增加了溫度，給每一個犯了罪又認罪悔罪的人以從寬處罰的機會。”辦完該案，周含玉深有感觸地說。
（文中當事人系化名）
有利於從根本上定分止爭
全國人大代表
重慶索通律師事務所律師 韓德雲
謝明故意傷害案是醫患糾紛導致的“民轉刑”案件，個案折射了社會矛盾的聚焦點。若是簡單地就案辦案，對謝明一訴了之，該案的矛盾糾紛表面看是解決了，但深層次的矛盾不僅未解決，可能還會為社會和諧埋下更大的矛盾衝突源。重慶市九龍坡區檢察院通過引導謝明一家和院方及被害人溝通，促使雙方達成諒解，謝明真誠悔罪、認罪認罰，既化解了個案矛盾，又有利於從根本上實現定分止爭的司法目標。
檢察機關在法律允許範圍內辦理認罪認罰案件，通過向犯罪嫌疑人釋法說理，與被害人耐心溝通，讓自願認罪認罰的犯罪嫌疑人真心認罪悔罪，獲得被害人諒解並得到從寬處罰，體現了檢察機關運用法律的精度和溫度，情、理、法的相互融合，長久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不懈追求。
特大涉黑專案超半數被告人認罪認罰
7月31日，全面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文潤祥等39人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案在廣東省深圳市中級法院公開宣判。法院採納了檢察機關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實和罪名，判處1人無期徒刑，2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其餘36人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至二年，全案判處罰金共計1.07億元。
判決後，檢察機關專案組組長由衷感慨：“終於圓滿了！”回想當初接手專案時，發現組織成員之間攻守同盟的情況比較嚴重，案件偵查也一直沒有取得大的突破，專案組大膽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破解難題，針對每名被告人的不同個體和心理情況制定詳細的訊問提綱，連續數天前往看守所提審，曉以利弊，耐心說服。
被告人裡有兩兄弟，一開始，弟弟在專案組的耐心勸說下先選擇了認罪認罰，哥哥一直不為所動。專案組經過分析，向其出示涉案證據，告知其弟弟的情況後，哥哥受到法律和親情的雙重感召，最終也選擇了認罪認罰。有個骨幹成員起初做了有罪供述，後來顧忌其他在逃的組織成員，思想有反覆，導致供述不穩定。檢察官並不急於說服其認罪，而是像朋友一樣傾聽其訴說，等其真正地放鬆下來，逐漸打開話匣子。最後，這名骨幹成員忍不住問：“為什麼你不像其他人一樣，見面就叫我認罪？”檢察官回答，“你認不認罪，對我有什麼好處？都什麼時候了，你還當他們是兄弟，他們有沒有當你是兄弟？”聽完這番話，被告人愣住了。深思熟慮後同意認罪認罰。經過不懈努力，起訴前共有15名被告人自願選擇認罪認罰，至開庭前又有5名被告人主動要求認罪認罰。
因半數以上被告人認罪認罰，有效提升了庭審效率，原定十幾天的庭審縮短至7天完成。同時，通過認罪認罰被告人的當庭指證，部分不認罪的被告人及辯護人的心理防線逐步潰敗，由開庭初期的無罪辯護逐步轉為罪輕辯護。在庭審最後的陳述階段，一名認罪認罰被告人當庭表示，今後將真誠懺悔贖罪，請求法庭從輕處罰。
庭後，有辯護人找到專案組的檢察官說：“你們真是用心在辦案！”並對公訴方的工作點贊。
成功瓦解“攻守同盟”
全國人大代表
深圳大學校長 李清泉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確立的一項重大制度，通過對認罪認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給予程序上從簡或者實體上從寬的處理，實現有效懲治犯罪、提升訴訟效率、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是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項重要舉措。
“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以人民為中心是指引司法機關改革的初心和落腳點。全國各級檢察機關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為創新社會治理出新招、獻實策，貢獻“法治智慧”，體現“檢察擔當”，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全面落實作了大量探索和努力，切實發揮了檢察機關的主導作用。
深圳市檢察院大膽探索在涉黑案件中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成功瓦解了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之間的攻守同盟，收到良好的庭審效果和社會效果，同時也為在實踐中深入研究和拓寬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範圍作出了有益探索。（檢察日報 陶強 臧萌 盧志堅 唐珺 李立峰 尤勇軍 彭靜 韋磊 甘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