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上海知識產權法院與上海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共同召開新聞發佈會，
發佈了兩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狀況白皮書，並公佈了30個典型案例。以下附上海知識產權法院（以下簡稱上海知產法院）發佈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白皮書，以及上海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上海三中院）發佈的知識產權刑事司法保護白皮書。（白皮書均以中英文公佈，來源：上海知產法院公眾號）上海知識產權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狀況
（2015-2019）
知識產權保護是激勵創新的基本手段，是創新原動力的基本保障，是國際競爭力的核心要素。2014年12月28日，上海知識產權法院成立，這是上海知識產權保護和深化司法改革的重要舉措。五年來，在上海市委的領導下，在市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監督下，在上級法院的指導下，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堅持保護知識產權就是保護創新的理念，明確發展定位，認真履行職能，主動服務大局，深化改革創新，努力當好司法改革排頭兵、創新發展先行者，不斷提高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水平，積累了知識產權法院改革發展的寶貴經驗，形成了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上海“品牌”，提升了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形象和國際影響力，為上海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和建設法治化營商環境提供了優質高效的司法服務和保障。
一
知識產權審判職能作用充分發揮
01
收案情況
2015-2019年，上海知識產權法院認真履行審判職能，共受理各類知識產權案件10111件，收案數逐年上升，年均增長率為11.05%，尤其是2019年收案數同比增長20.75%。其中，受理民事一審案件5133件，民事二審案件4700件，行政一、二審案件16件，訴前保全案件134件，其他案件128件。（見圖1）
圖1
在受理的全部案件中，收案數位居前五位的案件分別是：著作權糾紛案件3191件（不包括計算機軟件著作權），佔31.56%，專利權糾紛案件3166件，佔31.31%，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糾紛案件1750件，佔17.31%，商標權糾紛案件990件，佔9.79%，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件373件，佔3.69%。另外還有特許經營合同糾紛案件357件，技術合同糾紛案件86件，壟斷案件15件，其他案件183件。（見圖2）
圖2
在受理的一審案件中，專利、計算機軟件、技術秘密、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糾紛等技術類案件共4994件，佔一審案件數的97.29%，這些案件大多涉及軟件開發、技術研發、成果轉移以及產業化等科技創新中的利益分配、成果歸屬、權益保護等問題。（見圖3）
圖3
從受理案件的訴訟標的額來看，訴訟標的額超過100萬元的案件共758件，佔收案總數的7.49%，其中有158件案件的訴訟標的額超過1000萬元。訴訟標的額最大的是紅五新加坡私人公司訴聯繫公司、齊飛公司等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糾紛案，訴訟標的額達10億元。
從受理的涉外、涉港澳臺案件來看，涉外（當事人註冊地在國外）案件1069件，涉港澳臺案件234件，兩者共佔案件總數的12.98%。涉外案件當事人主要涉及美國、德國、日本、韓國、法國、瑞典、瑞士、芬蘭、意大利等國家。（見圖4）
圖4
02
結案情況
2015-2019年，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共審結各類案件9177件，年均增長率為19.78%，基本實現案件收結良性循環。（見圖5）
圖5
在審結的案件中，以調解、撤訴方式結案的案件共3398件，佔結案總數的37.03%，既有效化解知識產權糾紛，又通過調解和當事人和解促進知識產權市場價值的充分實現。——五年來，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審結了一批新類型案件。
例如，DNA吉諾特克公司與上海人類基因組研究中心等涉人類基因測試技術的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案、麥迪韋遜醫療公司與桂林南藥公司等涉藥品實驗和仿製藥的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案、豐科生物公司與鴻濱禾盛農業技術公司涉微生物基因專利技術的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案、胡某與摩拜公司涉摩拜單車鎖控制系統的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案等。這些案件涉及新技術、新產業。
又如，耀宇公司與鬥魚公司涉全國首例電子競技遊戲賽事網絡直播著作權侵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愛奇藝公司與飛益公司等涉全國首例視頻刷量行為構成虛假宣傳糾紛案、愛奇藝公司與聚網視公司涉全國首例視頻聚合盜鏈繞開片前廣告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糾紛案、武漢漢陽光明公司與韓泰輪胎公司涉全國首例被告同時實施縱向壟斷協議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糾紛案、搜狗公司與愛奇藝公司涉輸入法中加載“搜索候選”功能的不正當競爭糾紛案、載和公司與天貓公司涉在網頁中插入標識和按鈕引導交易的軟件干擾行為的不正當競爭糾紛案等。這些案件涉及新商業模式、新業態。——五年來，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審結了一批有較大社會影響的案件。例如，涉“葫蘆娃”“黑貓警長”“阿凡提”等角色形象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案、涉迪士尼《賽車總動員》系列動畫電影及動畫形象著作權侵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涉“鬼吹燈”系列小說改編遊戲著作權侵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涉網絡遊戲“傳奇”著作權侵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涉微軟操作系統和軟件的計算機軟件著作權侵權糾紛案、涉“拉菲”未註冊馳名商標認定及商標侵權糾紛案、涉惡意搶注“巴黎貝甜”商標侵權糾紛案、涉老字號“吳良材”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涉“滴露”商標侵權糾紛案、涉“GUCCI”商標合理使用認定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涉“寶馬”系列馳名商標權侵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涉“星巴克”隨行杯外觀設計專利權侵權糾紛案、涉沃爾沃汽車配件外觀設計專利權侵權糾紛案等。這些案件涉及知名作品、知名品牌、知名企業等。
——五年來，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審結了一批確立裁判規則的典型案件。例如，在壯遊公司與碩星公司涉“奇蹟MU”網絡遊戲著作權侵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中，首次認定涉案遊戲整體畫面構成類電影作品並構成侵權；在晨光公司與得力集團涉“筆”外觀設計專利侵權糾紛案中，明確“整體觀察，綜合判斷”原則在外觀設計專利侵權案件中的具體運用；在開德阜公司與闊盛公司侵害商標權及虛假宣傳糾紛案中，明確經營者為說明品牌代理銷售商的變化，在善意、合理的限度內使用他人註冊商標，屬於商標正當使用，不構成商標侵權；在梵華公司與美旋公司等著作權侵權糾紛案中，明確了實用藝術品作為美術作品受到著作權法保護的條件以及從平面到立體的複製問題；在費希爾公司與東方教具公司涉慧魚組合玩具模型作品著作權侵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中，認定搭建式積木玩具構成模型作品，並認定採用相同方式生產、銷售模型組件的行為構成侵權；在潘某與上海國拍公司涉上海非營利性客車額度拍賣的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糾紛案中，認定拍賣服務系政府職能部門調控和管理公共資源的方式，不構成反壟斷法意義上的可以競爭的商品或者服務市場，不屬於反壟斷法調整範疇等。二
服務保障國家戰略和上海工作大局積極有為
建院以來，上海知識產權法院緊緊圍繞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緊緊圍繞上海實施“三項新的重大任務”、打造“四大品牌”和建設“五個中心”，圍繞上海建設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知識產權保護高地和亞太地區知識產權中心城市，主動作為，找準法院工作與服務大局的結合點和著力點，把法院工作放在大局中謀劃和推進，把司法職能延伸到上海中心工作之中。
一是出臺五個“意見”。主動對接上海市委確定的重點工作，出臺服務保障科創中心建設26條意見、服務保障國際貿易中心建設12條意見、服務保障營商環境建設25條意見、服務保障進口博覽會舉辦15條意見、服務保障自貿區新片區和營商環境進一步優化18條意見，從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創新司法保護機制、延伸司法保護職能等方面提出了具體的舉措，著力營造有利於促進科技創新的法治環境和營商環境。二是設立一個“基地”。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障科技創新研究（上海）基地在上海知識產權法院設立，通過開展調研和研討活動，及時研判涉及科技創新知識產權保護問題。自設立以來，已先後舉辦科技創新形勢下職務發明法律問題研討會、科技創新與商業秘密司法保護研討會、新時代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研討會等，每季度編撰《司法保障科技創新研究與參考》，有效發揮了基地的智庫作用。三是設立兩個“專項審判團隊”。設立涉自貿區知識產權案件專項審判團隊和涉進博會案件專項審判團隊，實行案件集中審理，確保專業高效。同時，通過走訪、座談、調研等方式，深度分析涉自貿區知識產權案件和涉展會知識產權案件特點、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存在的普遍性問題並提出建議，進一步提升保護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共受理涉自貿區知識產權案件1128件，審結1014件，發佈涉自貿區知識產權案件審判情況白皮書。在首屆進博會召開前夕，形成《加強展會知識產權保護促進會展業健康發展》調查報告，被評為2018年人民法院十大調研報告。 四是設立兩個“法官工作室”。立足服務全市科技創新產業發展，設立“全國審判業務專家陳惠珍法官工作室”；立足服務上海自貿試驗區發展和浦東新區改革開放再出發，設立“凌崧法官工作室”。定期深入科創園區開展調研和法制宣傳，促進創新創業企業尤其是中小微科創企業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和能力的提升。五年來，“法官工作室”先後走訪科創園區、開展專題講座等活動共計42次，累計有1600餘名企業代表參加了各類活動，“法官工作室”已經成為法院瞭解和回應科創企業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需求的重要窗口。三
知識產權專業化審判體系有效運行
建院以來，上海知識產權法院深入貫徹中央《關於加強知識產權審判領域改革創新若干問題的意見》和《關於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見》精神，深入推進知識產權審判體制機制改革創新，促進知識產權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現代化。
01
發揮知識產權訴訟制度效能，讓權利得到及時有效保護
1.充分運用臨時措施。在引導當事人積極舉證的基礎上，形成“法官+執行人員+技術專家”的訴訟保全新模式，提升保全效率效果，共實施各類保全1036件。例如，在歐特克公司申請的訴前證據保全案中，充分運用“審執聯動、專家參與”的工作機制，成功對400臺計算機中被控侵權軟件進行保全；在亞拓士公司申請的訴前行為保全案中，鑑於兩被申請人履行授權許可合同後可能會對共同著作權人的權利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依法裁定兩被申請人立即停止履行合同；在鴻研公司起訴的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案件中，裁定實施了訴中行為保全，將正在展會上展出的兩款被控侵權產品予以下架。
2.減輕權利人舉證負擔。對於當事人確因客觀原因無法自行收集證據的，向其委託的律師簽發法院調查令或者依職權調取證據，共簽發調查令160餘份。針對侵權獲利證據由侵權人掌握，權利人無法獲得，且侵權人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交的，運用證據出示令責令侵權人提交，否則依法作出不利於侵權人的事實推定。例如，在兄弟工業株式會社起訴的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案中，法院依申請向國稅局調取了相關銷售發票，並以此為基礎判令被告賠償100萬元；在點點樂公司起訴的侵害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中，法院出具證據出示令，責令被告提交營收相關證據，因被告拒不配合，遂參考原告的主張和證據，將判賠金額從一審的20萬元提高至300萬元。3.完善技術事實查明機制。針對知識產權案件技術性、專業性強的特點，建立了技術調查、技術諮詢、專家陪審和技術鑑定“四位一體”的技術事實調查認定體系，為快速有效查明案件事實提供技術支撐。根據案件實際情況，選擇適用合適的技術事實查明方式。充分發揮技術調查官的作用，制定出臺《技術調查官參與訴訟活動工作規則》等多項規範，為技術調查官履職提供製度保障。針對技術鑑定週期長的問題，建立鑑定週期滿45天提示、60天催告制度，並落實質量反饋，促進司法鑑定效率效果提升。五年來，技術調查官共出庭 461次，出具技術審查意見書和諮詢意見書102份，完成技術諮詢、參加證據保全、現場勘驗等1064餘件次；專家提供諮詢96次；專家陪審員參與審理案件224件；委託技術鑑定案件49件。 4.引入先行判決機制。針對知識產權案件審理耗時長的問題，引入先行判決機制。對於侵權性質可以判定，而其他事實尚需進一步審理的案件，先行判決停止侵權行為，提升司法救濟的實效性。例如，在瓦萊奧清洗系統公司起訴的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案中，原告認為被告的侵權行為在案件審理過程中仍在持續，影響了原告的市場業務，請求法院先行判令被告停止侵權行為。合議庭組織雙方當事人對案件技術事實進行了充分的舉證、質證、辯論，並由專家陪審員和技術調查官一同對涉案侵權產品進行勘驗，最終認定被訴侵權產品落入原告享有的專利權保護範圍，遂一審作出先行判決，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對涉案發明專利權的侵害。被告提起上訴後，該起二審案件系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開庭第一案，法庭當庭宣判維持原審判決，充分體現了機制創新對提升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效率上的促進作用。5.制裁妨礙訴訟行為。對當事人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交或者故意毀滅證據、提交虛假證據等妨礙訴訟的行為處以罰款、拘留等制裁措施，並依法採信申請人所主張的事實。例如，在脫普公司起訴的侵害商標權糾紛案中，作為銷售商的被告稱有合法來源證據，但經一審法院多次釋明仍不予提交，二審中其提交了相關證據且最終導致一審被部分改判。合議庭認定被告因重大過失逾期提交證據，妨礙了民事訴訟活動的有序進行，對其作出罰款的民事制裁。在宏邦公司起訴的侵害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案中，因被告擅自拆解移動被司法查封的證據並致毀損，法院依法對被告單位負責人作出罰款的民事制裁。02
完善侵權損害責任認定規則，讓權利價值得到充分體現
1.對嚴重侵權行為加大苛責力度。對於屬於源頭侵權、重複侵權、規模化侵權以及其他嚴重侵權情節的，綜合考慮行為危害性和主觀惡意程度，依法從高確定賠償數額，提高侵權行為人的違法成本，有效威懾和遏制知識產權侵權行為。例如，在馬格內梯克公司提起上訴的侵害商業秘密糾紛案中，因被上訴人系侵權行為發生的源頭，我院對一審判令侵權人賠償經濟損失300萬元予以維持；在霍尼韋爾公司提起上訴的侵害商標權糾紛案中，我院綜合考慮被告生產商的地位、侵權持續時間、曾多次受到行政處罰的事實、侵權行為對消費者的生命財產安全可能造成的影響以及權利商標的知名度等因素，在一審法院判令被告賠償8萬元基礎上提高賠償額至30萬元；在德國雨果博斯公司起訴的侵害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中，我院綜合考慮被告銷售規模、侵權時間以及虛構品牌歷史進行虛假宣傳等因素，判令被告賠償492萬元，並針對被告股東通過註冊多個公司實施侵權的事實，判令其承擔共同侵權責任。
2.確定與侵權情節相適應的損害賠償數額。以實現知識產權市場價值為指引，充分考慮侵權人的法律地位，侵權行為的性質、時間、後果，以及知識產權知名度、貢獻度等市場價值因素，酌情確定符合權利人市場預期、與侵權情節相適應的侵權損害賠償數額。同時，充分發揮行業協會、中介機構在知識產權價值評估中的作用，使確定的賠償數額更加符合知識產權的市場價值，有力保護權利人的合法權益。例如，在寶馬公司起訴的侵害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中，綜合考慮侵權人針對寶馬系列馳名商標實施了體系化、立體化、全方位的模仿行為，全額支持了寶馬公司要求侵權人賠償300萬元的訴訟請求；在本田技研工業株式會社起訴的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案中，根據會計師事務所對被控侵權產品銷售情況的審計意見確定被告的侵權獲利，判賠240萬元。3.在法定賠償限額以上依法酌情確定賠償數額。對於難以證明侵權損失或者侵權獲利的具體數額，但能夠查明原告實際損失已超過法定最高賠償額的，結合案件具體情節在法定最高賠償額以上酌定賠償數額。例如，在達索公司起訴的侵害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糾紛案中，綜合全案證據情況，考慮原、被告提交的銷售合同軟件單價以及被告被行政處罰後仍擴大規模使用侵權軟件等因素，判賠900萬元；在SAP公司起訴的侵害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糾紛案中，綜合考慮兩被告侵權行為的性質、持續時間、收取培訓費價格，並參考原告向合作伙伴收取特許權使用費的比例等，在法定賠償限額以上依法酌情確定賠償數額155萬元。 4.依法支持權利人合理維權費用。全面支持權利人維權的律師費、公證費等合理支出費用，使其與知識產權法律服務的市場價格相協調。在佳能株式會社起訴的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案中，鑑於原告為其主張的公證費、律師費等合理費用提供了相應的證據，結合律師的工作量及工作內容被法院採納的程度，全額支持了原告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出的合理費用14萬元。03
創新智能化集約化訴訟服務，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和滿意度
1.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與軟件行業協會、生物醫藥行業協會、工商聯人民調解委員會等14家專業調解組織和行業協會建立合作機制，推進訴前、訴中委託調解，並引入調解員定期駐院開展調解工作，加大宣傳力度引導當事人更多選擇訴前調解，促進了糾紛有效分流，為人民群眾提供了更多可供選擇的糾紛解決方式和更加優質的司法服務。經雙方當事人同意進入訴前調解的案件471件，調解成功133件，訴前調解成功率達到28.24%；經雙方當事人同意進入訴中委託調解的案件724件，調解成功279件，調解成功率達到38.54%。在一起侵害專利權糾紛案中，我院嘗試附條件調解並獲雙方同意，即若國家知識產權局就被告提出的無效宣告請求作出維持專利權的決定，則被告停止侵權並向原告支付款項，否則原告不再向被告主張權利，從而解決了專利確權程序時間長導致案件審理週期長的問題，亦維護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在一起涉及在KTV場所內播放音樂電視侵害作品放映權糾紛案中，經法庭調解，雙方不僅握手言和，還簽訂了授權許可協議，由訴訟轉為合作、侵權變為授權，取得了案結事了、合作雙贏的良好效果。2.建立“一站式”高效訴訟服務機制。嚴格落實立案登記制，首創立案清單制度，大力推進網上立案、跨域立案，更好為當事人提供立案便利，保障基本的訴訟權利。依託上海法院律師服務平臺，建立律師遠程查閱案卷機制，解決了律師對在審案件閱卷難、異地閱卷難和多位律師同時閱卷難的問題。與上海市律師協會和有關高校合作，建立法律志願者服務機制，為訴訟能力欠缺的當事人提供引導和諮詢服務，同時通過律師的接待諮詢解答部分當事人的訴訟困惑，促進矛盾化解。建立社會化送達和材料收轉機制，郵政專遞駐場提供文書收寄服務，郵政送達佔96%；在郵政無法送達的情況下，建立委託公證送達機制，有效提高送達成功率，並對無法送達的情況進行公證保全，有效緩解了“送達難”。3.建立智能化審判新模式。全面推進電子卷宗隨案同步生成和深度應用，與審判智能輔助深度融合，初步實現全流程網上辦案。全面推進互聯網審判，進行網上庭前會議、網上調解、網上庭審，實現與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連線遠程庭審和遠程示證，既減少當事人往來奔波，更提升了訴訟便利性和經濟性。通過互聯網遠程視頻方式聽證、開庭、調解的案件有256件。庭審記錄運用音字轉換，庭審筆錄採用電子簽名，在提升庭審效率的同時，確保了庭審的完整性和流暢度，保障當事人訴權。在立案環節實現訴訟材料的電子送達，閱卷環節實現電子卷宗瀏覽、批註、文字識別，在庭審舉證、質證環節實現無紙化示證，在文書撰寫環節實現裁判文書智能輔助生成，關聯案件、法條、類案智能檢索推送等，初步實現辦案智能化，提升了辦案效率。建成知識產權審判大數據平臺，為激勵保護創新和審判管理決策提供數據支持。
四
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權威性影響力日益提升
01
精品戰略贏得司法公信
通過實施精品戰略，培育打造了一批精品案例、優秀文書和示範庭審。五年來，有5件案例入選《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2件案件入選最高人民法院公佈的中國法院十大知識產權案件和50件典型知識產權案例，還有70餘件案件入選上海法院知識產權保護十大案件、上海法院精品案例、典型案例等。先後公佈典型案例100餘件，公開出版《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前沿》2輯和《上海知識產權法院裁判文書精選（中英文版）》2輯，明晰裁判規則，樹立司法權威，贏得司法公信。
02
法治宣傳展示保護成效
貫徹“誰執法誰普法”要求，突出宣傳主題，創新宣傳形式，彰顯保護成效。每年發佈知識產權審判白皮書，開展集中宣判、巡迴開庭、法律宣講、普法進校園、公眾開放日等活動。打通全媒體宣傳渠道，充分利用報刊、廣播、電視、網站和移動新媒體，全方位宣傳知識產權法院改革發展成效，宣傳破解知識產權保護“三大難題”成效、技術調查官制度運行、聚焦建設國際一流知識產權法院、提升國際影響力等。
03
國際交流發出中國聲音
依託中國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國際交流（上海）基地積極開展國際交流，共有50多批700餘人次國際組織、外國和港澳臺地區專業人士來院訪問交流；選派法官參加國際會議或者學術交流活動,為上海國際知識產權學院等涉外知識產權培訓項目進行授課，充分展示中國法院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成效。上海知識產權法院的公正高效審判得到了國際組織、跨國企業的普遍讚譽。國際商標協會、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商業軟件聯盟等表示，上海是最受青睞的訴訟首選地之一，上海知識產權法院的公正判決堅定了其對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信心。法國拉菲羅斯柴爾德酒莊總裁在案件判決後專程來滬對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公正審判、依法保護外國投資者和外國品牌表示感謝；沃爾沃公司授權代表在參加案件宣判後稱讚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建中國高效司法環境，樹全球模範保護典型”。
04
專業打造提升審判能力
結合知識產權審判工作需要，打造一支政治堅定、顧全大局、精通法律、熟悉技術，具有國際視野的專家型、複合型的知識產權審判隊伍。依託“名人講堂”“三味學社”“英語學習園地”等學習品牌，開展論壇、講座、沙龍等活動，定期開展審判業務知識學習和專題研討。緊緊圍繞司法改革、服務大局和審判實踐，先後完成“知識產權審判領域改革與創新”“知識產權審判服務保障上海科創中心建設的路徑思考”等調研課題近40個，在《人民司法》《法律適用》等刊物公開發表文章近200篇。組建特邀知識產權諮詢專家庫、特邀科學技術諮詢專家庫，形成了為審判工作和改革發展提供諮詢服務的“智囊團”。五年來，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培樹了一批先進集體和個人，知識產權綜合審判第一庭被評為全國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工作先進集體，知識產權綜合審判第一庭、綜合審判第二庭先後榮立上海法院集體一等功，有30多人次立功受獎，並湧現了國家知識產權專家庫專家、全國法院辦案標兵、全國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先進個人、上海市三八紅旗手、鄒碧華式的好法官、上海法院十佳青年等先進人物。2019年4月，上海知識產權法院發佈了《關於深化改革創新建設國際一流知識產權法院的實施意見（2019-2021）》，確立了發展目標、工作思路和具體路徑，著力打造知識產權公正專業審判高地、審判機制創新高地、司法智能運用高地、司法開放發展高地和審判人才建設高地。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將在新的起點上，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始終堅持公正司法、司法為民，繼續深化知識產權審判改革創新，更好發揮知識產權審判職能作用，努力建設國際一流知識產權法院，為建設知識產權強國和世界科技強國提供有力司法服務和保障。
長按識別下圖中的二維碼可下載白皮書pdf版
（中英文版）上海知識產權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狀況（2015-2019）
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典型案例（2015-2019）
上海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刑事司法保護狀況
（2015-2019）
知識產權保護是激勵創新的基本手段，是創新原動力的基本保障，是國際競爭力的核心要素。
2015年8月起，上海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上海三中院）根據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等部門下發的《關於跨行政區劃人民法院刑事案件管轄的規定》，依法集中審理全市重大知識產權刑事一審案件和基層法院審理的知識產權刑事一審案件的二審案件。
五年來，上海三中院堅持嚴格保護的司法理念，堅持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堅持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依法履行刑事審判職能，不斷加大知識產權刑事司法保護力度，為科技創新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
一、充分發揮刑事審判職能，嚴厲打擊侵犯知識產權犯罪
（一）基本情況五年來，上海三中院充分發揮刑事審判職能，依法辦理各類知識產權刑事案件，有力彰顯了嚴厲打擊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態度和成效。截至2019年底，上海三中院共受理知識產權刑事案件137件，其中一審案件52件，二審案件77件，其他案件8件。
從每年收案變化情況看，2015年受理知識產權刑事案件8件，2016年受理34件，2017年受理22件，2018年受理34件，2019年受理39件。（見圖1）
圖1
共審結134件257人，近七成被告人被判處實刑。判處三年以上至七年有期徒刑的有77人，佔總數29.96%，判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9人，佔總數的3.5%。
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有171人，佔總數的66.54%。共有173名被告人被判處實刑，對84名犯罪情節較輕且具有自首、坦白或者認罪認罰等從寬情節的被告人被依法宣告緩刑。依法審理了侵犯《流浪地球》等電影著作權案、假冒“MAXAM”註冊商標案等典型案例，打造了一批具有一定影響力的知識產權刑事精品案例。其中，富田公司、平田某某等侵犯商業秘密案獲評“2016年中國法院50件典型知識產權案例”，縉雲公司、盧某某假冒註冊商標案獲評“2016年上海知識產權十大典型案例”，祥運公司、朱某某等假冒註冊商標案獲評“2016年上海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十大案件”，何某侵犯著作權案獲評“2016年度上海市版權保護十大案件”，跨越公司、童某某假冒註冊商標案獲評“2018年度上海知識產權十大典型案件”和“上海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十大案件”，陳某等八人侵犯著作權案獲評“劍網2019”專項行動十大案件。上海三中院刑事審判庭被評為上海市“掃黃打非”先進集體。（二）主要特點
1.侵犯商標權類犯罪佔比高。受理的知識產權刑事案件中，主要涉及銷售假冒註冊商標的商品罪、假冒註冊商標罪、侵犯商業秘密罪、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侵犯著作權罪和非法制造、銷售非法制造的註冊商標標識罪等6個罪名。其中，侵犯商標權類案件佔絕大多數，共111件，佔總數的81.02%；侵犯著作權罪案件呈逐年上升趨勢，共17件，佔總數的12.41%；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案件7件，佔總數的5.11%；侵犯商業秘密罪案件2件，佔總數的1.46%。（見圖2）
圖2
2.涉案人員中青年較多，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審結的知識產權刑事案件中，單位犯罪僅13件，佔總數的9.7%。257名被告人中，年齡區間主要集中於30至50歲之間，共204人，佔總數的79.38%；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大專、大學以上學歷有61人，佔到總數23.74%，高中學歷有23人，佔總數的8.95%，初中以下學歷有173人，佔總數的67.31%。
3.涉案商品種類繁多，但主要集中於服飾鞋包配飾類。侵犯商標權類以及偽劣產品案件中，涉及的商品種類繁多，包括菸酒飲用水等食品類、服飾鞋包配飾類、護膚化妝品類、電子產品類、五金機械類及其他。（見圖3）其中，製假售假商品最多的是服飾鞋包配飾類，佔到案件總數的39.4%，菸酒飲用水等食品類其次，佔總數的29.8%。涉及的品牌有LV、CHANEL、PRADA、NIKE、adidas、LOREAL等，這些品牌在國內外聲譽較高、影響較大，懲治呼聲高。
圖3
4.線上、線下銷售模式並行，共同犯罪產業鏈化明顯。線上模式主要通過一些大型的電商平臺對外銷售，或藉助微信等社交工具進行售賣；線下模式包括搭建售假窩點集中經營，也有零售店鋪等。部分涉案金額較大的知識產權刑事案件中，多涉及共同犯罪。例如被告人許某某、黃某某等假冒註冊商標案中，10名被告人在整個犯罪活動中分別負責生產、倉儲、運輸、批發、零售等不同環節，持續時間長，有固定的生產經營場所，犯罪手段較為隱蔽，形成分工明確、配合緊密的犯罪產業鏈。5.侵犯著作權犯罪呈現出利用互聯網的明顯特點。近年來，隨著信息網絡技術的不斷髮展，利用互聯網技術手段實施的新類型侵犯著作權罪案件呈上升趨勢。例如，被告人伍某某侵犯著作權案，被告人私自架設知名遊戲服務器供玩家使用並從中獲取收益；被告人吳某某侵犯著作權案，被告人使用深度鏈接的非法手段在其註冊網站上免費播放未經授權的視頻並通過廣告收費；被告人陳某等8人侵犯著作權案，被告人從多家網站下載或利用百度雲盤分享等獲取《流浪地球》等影片片源，下載至遠程服務器後，再將遠程服務器上的片源上傳至雲轉碼服務器，在雲轉碼服務器上實現切片、轉碼、添加賭博網站廣告及水印、生成鏈接功能，最後將轉碼生成的鏈接複製粘貼至盜版網站。以上犯罪手段方式較以往更具隱秘性、多樣化。
二、堅持定罪處罰總體從嚴，切實貫徹寬嚴相濟政策
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不僅侵犯他人的智力品牌成果和財產利益，而且妨害國家知識產權管理秩序，嚴重阻礙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上海三中院認真落實嚴格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制度，貫徹總體從嚴原則，把握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實行區別對待。對主觀惡性深、犯罪金額大、社會危害大的案件，堅持從嚴懲治的高壓態勢；對於主觀惡性不深、情節較輕、社會危害不大的案件，依法從寬處罰。
1.定罪從重體現依法嚴懲。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往往和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非法經營罪等罪名發生競合，需要仔細分析案情，依法適用處罰較重的罪名。在審理帆興公司、吳某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案以及濟寧金谷公司、陳某某等生產、銷售偽劣產品案等案件中，對於所涉及的鐵路用電子防滑器、嬰幼兒奶粉等可能對社會治安或者人民群眾身體健康造成嚴重安全隱患，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在綜合評判行為社會危害性的基礎上，從嚴從重確定罪名，即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實施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同時構成侵犯知識產權、非法經營等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適用處罰較重的罪名，從而達到從嚴從重打擊此類犯罪的目的，切實保障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社會公共安全。2.量刑從嚴剝奪再犯能力。在侵犯商標權、著作權犯罪案件中，往往實施犯罪的經濟成本較低，犯罪分子只需簡單地投入就能獲得遠遠高於實施侵權活動成本的鉅額利潤。通過依法從嚴從重適用財產刑，不讓犯罪分子在經濟上獲益。在依法判處自由刑的同時，破除因被告人交不起罰金或者擔心罰金過高會造成空判就少判罰金的錯誤觀念，加大財產刑處罰的力度，嚴格根據法律和司法解釋的規定，綜合考慮犯罪的違法所得、非法經營數額、給權利人造成的損失、社會危害性等情節，判處違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或者非法經營數額50%以上1倍以下罰金，徹底剝奪犯罪分子的非法獲利和再犯能力。另外，依法貫徹對食品安全實施最嚴格保護的要求，對於涉食藥品但以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定罪的案件，堅決從嚴懲處並嚴格控制適用緩刑；對依法適用緩刑的被告人同時宣告禁止令。 3.寬嚴有度確保罪責刑相適應。在審理多被告人的共同犯罪案件中，將懲治重點放在累犯、慣犯、頂風作案者，犯罪集團、犯罪團伙的首要分子，共同犯罪的主犯、主要獲利者，嚴重危害社會、處於生產、銷售源頭的犯罪分子。嚴懲上述犯罪分子的同時，對主觀惡性不深、聽從主犯的指揮、領取較低報酬、處於從屬、次要地位的具體操作人員、小工等，不簡單以犯罪金額作為處刑依據，而是充分考慮被告人的地位、作用、獲利數額、認罪悔罪態度等因素，適用量刑情節作出相對較輕的刑罰，做到區別對待、寬嚴有度，體現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三、堅持以審判為中心，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確保案件公正高效
1.探索制定證據收集標準，落實證據裁判原則。知識產權刑事案件中存在著取證難、鑑定難、認證難等問題，在一些案件中，偵查機關固定、取樣、送檢程序不夠嚴謹，造成證據合法性存在瑕疵，導致審判機關在採信證據時處於兩難境地。上海三中院始終堅持以審判為中心，落實證據裁判原則，結合審判實踐制定完善適合知識產權刑事案件特點的證據標準，確保案件質量。2018年6月，上海三中院在市高院的指導下，制定了《假冒註冊商標案件基本證據標準》並附具體的證據清單，該證據標準將偵查階段所涉及的證據鏈條分為六個環節，針對各環節如案件線索來源、鎖定犯罪嫌疑人及到案經過、查證犯罪事實、罪前罪後量刑情節等羅列出所需要的基本證據。針對銷假類案件中銷售金額認定難問題，上海三中院確定了以客觀性證據為主、言詞證據印證一致、原始記錄優先、其他證據輔助的認證規則。2.探索制定量刑規範，確保刑罰裁量規範統一。針對知識產權犯罪量刑不平衡的問題，上海三中院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對知識產權犯罪量刑的基本原則、適用方法以及部分罪名的刑罰適用提出了量刑規範化意見。積極參與上海法院知識產權犯罪量刑指導意見相關調研，配合上海高院完成部分罪名量刑規範指引的起草、論證等工作。2019年6月，上海高院已總結形成《關於常見知識產權犯罪的量刑指引》下發全市法院參考。這一《量刑指引》的出臺，不僅有利於知識產權犯罪的量刑規範、均衡，而且為開展認罪認罰從寬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平臺。
3.嚴格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優化資源配置提升審判效率。上海三中院自2016年起開展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試點，2018年初開始在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審理中實施。在適用過程中，上海三中院嚴格落實《刑事訴訟法》以及《關於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的相關規定，堅持在送達起訴書副本和庭審時兩次徵詢被告人認罪認罰的真實性、自願性，詢問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時律師是否在場、是否明知認罪認罰的法律後果，並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辯護權和最後陳述權，確保被告人認罪認罰的真實性、自願性、明知性。截至2019年底，有11件案件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審理，平均審理天數僅20天，僅有1件上訴，既促進案件繁簡分流，提高了審判效率，節約了司法資源，同時也有利於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四、建立健全溝通協作機制，形成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合力
1.加強與公檢等部門配合，確保執法理念統一。打擊知識產權犯罪，有賴於偵查、檢察、審判等三機關的協作配合。為統一裁判標準、執法理念，強化各職能部門的溝通協作，五年來，上海三中院與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上海市公安局、上海海關等相關部門召開多次座談會和研討會，就類案中出現的執法標準、法律適用問題，特別是新類型案件中出現的入罪標準、證據把握等問題進行研討、溝通，統一認識。2019年11月，上海三中院舉辦“深度鏈接行為入罪問題研討會”，邀請相關部門和知識產權領域專家學者，圍繞深度鏈接行為能否構成犯罪、構罪的標準及證據採信等問題展開深入討論，廣泛聽取意見，形成深度鏈接行為模式、實質危害、入罪路徑、證據標準等方面的共識，取得了預期效果。2.加強上下級法院溝通，推動法律適用統一。上海三中院作為集中管轄知識產權刑事案件的中級法院，同時還審理由浦東、徐匯、普陀、楊浦四個區基層法院一審上訴的知識產權二審刑事案件，肩負著促進適法統一和業務指導的職責。每年通過集中通報的形式，總結梳理兩級法院在案件審理中出現的法律適用不統一、量刑不平衡等方面的問題，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同時上報給上海市高院相關審判庭分析研判，促進全市法院類案審判思路和標準的統一，確保公正司法。
3.加強與上海知識產權法院交流，促進“三合一”審判理念統一。鑑於知識產權審判高度的專業性，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刑事“三合一”審判模式經過多年探索，成為統一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理念、加大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力度的一項重要制度。鑑於上海三中院與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合署辦公的特點，就案件審理過程中出現的專業問題與上海知識產權法院法官進行交流探討，或者邀請上海知識產權法院法官參加專業法官會議、研討會等，促進知識產權刑事審判理念、思路與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審判保持相對統一，達到“三合一”審判的效果。長按識別下圖中的二維碼可下載白皮書pdf版
（中英文版）上海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刑事司法保護狀況（2015-2019）（附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