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收藏藏品历史背景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笔筒 红色收藏馆藏品】
第二次国共合作于1937年8月开始，结束于1946年6月，期间八路军和新四军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强有力地阻挡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势头，最终将其赶出了中国的领土。
红色收藏馆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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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笔筒 红色收藏馆藏品】
竹笔筒口附近刻有一圈回纹，一面刻有一个小孩坐在西式课桌前看书的形象，左上方青天白日，且中央有一个“日”字，应为国民党方面人士物品；一面刻有“童话故事 儿童科学”；一面上方刻有一只鹿，寓意吉祥，中间“合作”二字，下方为一本写有“礼义廉耻”的书本图案；一面刻有“民国戊寅 自明 庀”。
小彭茶座
笔筒上所刻文字的含义并不是一目了然，笔者根据整体来进行分布推敲和分析，望能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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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文房器件上，文字不多，一是古时读书人讲究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多用图案来隐含自己的凌云壮志，二是制作者怕整体构图不美观，三是能够记录在上的文字往往都是在当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事件。
“民国戊寅”就是1938年，再结合“合作”与“礼义廉耻”文字，不难推断此物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出现的产物。“礼义廉耻”为中华民国政府于1934年开始推行的新生活运动的中心思想，目的是让国民具备素质、道德和知识，出自于《管子·牧民》：“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
【“礼义廉耻”书本图案 红色收藏馆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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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断完时间之后，再回过头来分析其它内容。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正处于战争年代，老百姓的生活也不像我们如今一样安逸。民国时期，国民文化素质呈两极分化，规范教育基本算是为上层社会服务的，中上层拥有的教育资源充足，高级知识分子变多了，而下层平民百姓的教育依然很不乐观，半文盲与文盲占绝大多数。
在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教育“硬件”是远优于边区政府的，从笔筒上刻画的小孩形象可以看出，小孩发型整洁，身穿得体的衬衫短裤，拥有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桌椅，能够很舒适地看书，正统的上学模式。加之边区政府一直以来条件艰苦，小孩子难以拥有良好的物质条件和学习环境，更多的是在考虑温饱。国共合作期间从侧面来看其实也是边区政府为后代争取的来之不易的优良学习机会。
【“优越”条件的学生 红色收藏馆藏品】
小孩子就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所以教育是不能耽误的，黄金学习时间段是不能浪费的。据翻阅资料分析，当时中国极度缺乏科学理论的知识体系，过于偏重文科知识的钻研，童话故事和儿童科学都属于当时儿童教育的重点补充范围。“童话故事”在当时的代表人物有叶圣陶先生，叶先生在文化创作的同时，积极投入爱国主义活动；“儿童科学”的代表人物是陶行知、陈鹤琴先生，同样是从教育方面贡献了抗日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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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笔筒的材质是竹子，所以往上刻字是需要用刻刀慢慢刻的。至于为什么要说这个，细心一点可以发现，笔筒上“民国”二字的“民”字，写法不同，那一捺特别长。古时写字不像现在，他们当时都是很规矩的，即使书法风格不同，但不会犯这种错误，也不存在说不小心刻歪了，而且笔筒上的书法端正有力，刻字人定有一定的书法功底。看似有错字，十有八九有故事！
【民国日报 图片来源网络】
据史料记载，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心中理想的民国是“为民而设，由民而治”的，深刻体现了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民国初的书法有很直观的不同，其中之一便是“出头民”，那一捺直冲顶端，在当时，银币、报刊、杂志等，多使用“出头民”，体现了人民推翻封建制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解放时的激动，是很鲜明的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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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筒上“自明”二字，据分析，应当取自《礼记·大学》。《礼记·大学》有言：“《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这里的引用依序出自《尚书·虞书·尧典》、《尚书·商书·太甲上》、《尚书·周书·康诰》，“皆自明也”意为：都是自己使道德显明，“自明”换句话讲就是要自己弘扬光明正大的道德品质。在这段话之后紧接着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多在学习和修行的过程中作为人生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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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笔筒最难理解的地方，就是那个“庀”字，很突兀，很生涩。庀，字典上基本词义是治理、具备，通“庇”。
【“民国戊寅 自明 庀” 红色收藏馆藏品】
据查，何茂活教授的《“庀”字释义析疑》（刊登于《辞书研究》2017年第3期）文章深度剖析：庀，通“比”。依序列置。《六书部·广部》：“庀，比叙也。”《正字通·广部》：“庀，叙也”，此“叙”非叙述之“叙”，而是“比叙”之“叙”，义同“序”，即次序、依序排比之意。
在此笔者大胆推测四种可能：
一、“庀”为治理，结合前文“自明”，意为要自己弘扬光明正大的道德品质，并且去治理自己，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二、民国时期已开始实行“白话文”，因此“自明”可直译为自己明白，整体意思是自己明白需要治理自己。
三、笔筒主人姓名里带有“庀”字。
四、“庀”与“自明”之间留有一字空白，而“庀”通“庇”，意为庇护，空白处可理解为“无”，连在一起是没有庇护。可能笔筒主人明白，日本侵略者迟早要被赶出中国，而国共两党之间依然暗潮涌动，人民在战乱时期是很难一直有庇护的，要努力学习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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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笔筒透露着文化人的气息，很有可能是一位满腹诗书的文学大家的物件，字体力道和风格不像一人所刻，推测应由多人共同刻制而成。而这位大家，不止会之乎者也。
“合作”二字与其他字体明显不同，笔力遒劲，矫若惊龙，说明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件大事在当时也是直接影响着教育界的发展的，至少对孩子们是有益的。笔筒所刻“童话故事”、“儿童科学”，表明了笔筒主人很注重当时的儿童教育，说不定是一位满怀爱国情怀、关心国之未来的教书先生。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哪怕吃不饱穿不暖，人心惶惶，这些以笔代枪的读书人，也时刻明白着教育在当时的重要性，只有重视教育才能够提高国民素质，才能强大这个民族，才能始终看到未来的曙光。
少年强，则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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