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新疆监狱的独特之处
（盛世才统治时期）新疆监狱内的任何法院的监狱都不相同，新疆监狱属于新疆省警务处，而不属于法院。新疆监狱内所禁闭的“犯人”，都不是依据国家的法律逮捕的，而是任凭盛世才个人的意志诱捕的。
每一个人进入新疆监狱的时候，拘捕人并没有明白告诉要拘捕他到监狱去，而是说奉督办之命，或奉处长之命，或奉所长之命，邀请去谈话，然后再诱捕之下进入了监狱。
监狱内的“犯人”出狱的机会极少，能够蒙受释放出狱的人，每年大约只有千分之一。在出狱的时候，还要你再三宣誓：“如果泄露一字关于监狱中的秘密，愿受死刑之处置。”人们进入了监狱，度过一两年以后，就明了出狱已成为不可能的事，根本不再作出狱的希望了。他们就安然于那种狱中生活，何况除此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呢！
在新疆“脱狱”（即越狱）的事情很少。有人说，整个的新疆就是一个大监狱，这句话一点不过分，至少在盛世才时代是如此。因为新疆地境辽阔，人口稀少，户口调查的工作很周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通不便利，距离太远，要行旅非用车马、骆驼不可，个人如果能脱狱，也很难离开城市。
狱中的人没有被审问的占大多数，被捕的时间有几个月甚至十年的都有。大多数的人入狱了几年，还没有被审问过，根本不明了自己被捕的原因。
任何一个人在入狱的时候，都希望警务处提出审问，一伸冤屈，但是坐狱一久，就会知道“审问”就是“受刑”的机会。大约万分之一的人是真实的犯人，其余可算都是冤屈的，在非法的情况下被捕的。“过堂”（即审问）的时候，一定要遭受各种不同的，残酷不能忍受的刑具，刑具的名目至少有50种。审问员要你自供你没有做过的事情，要你承认他们给你安排好的罪状，否则连续审问几天几月，任你铜筋铁骨也要像刑具低头。
狱中犯人凡是没有被审问过的，固然谈不到出狱之日，即使是经过审问被宣判刑期的，也不能出狱，因为刑期满后，狱中依然不释放，继续留押，犯人连抗议的勇气也没有。
在狱中，警务处任意处死犯人，死刑的方式也有好几种。新疆监狱中没有完整的犯人名册，有些犯人，名册上没有名字，也有名册上有名字的，犯人已经没有了。还有一些婴儿是在狱中出生的，后来没有看见过阳光与树木，可怜他们的小眼睛，已经变成了短视，身体瘦弱，更不待言。
莫名其妙的进了监狱
林继庸，时任新疆建设厅长
1944年8月11日23时，我们得悉中央派往新疆的黄如今厅长和林继庸厅长等，被盛世才召去开会后，我们对于盛世才是否敢拘捕中央所派遣的大员，尚不敢做决定性的推测。12日清晨5时，我们得悉他们许多被召集开会的人，一夜未归后，我们知道时局已经有了大变化，黄、林等人一定遭受逮捕了。
可是，盛世才是不是继续逮捕别的人呢？我们不能推测，8月12日清晨6时许，我打了一个电话给新疆监察使署李君。“请你赶快看看罗监察使（即罗家伦，曾任国立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在床上吗？”工友把李君由床上叫起来后，我急忙问他。
李君摸不着这句话的头脑，丢下听筒就去看罗监察使，一会儿，他回来说：“罗监察使在床上。”我又急迫的去告诉他：“黄、林两位厅长被督办召集开会，一夜没有回来，大约已经被捕，你赶快报告罗监察使”。
我恐怕电话被人窃听，说了这几句简短的话，立刻放下听筒。后来听说当时罗监察使得到李君报告后马上起床，讯实黄、林真实被捕后，即到中央社无线电台上，拍发了四个字“新疆政变”，报告重庆。
我们正在静待消息的时候，果然在上午7时，一辆大型的苏联制绿色汽车，悄悄驶进了我们住所的大门。车上跳下来一个便衣的警务人员，手掌中藏着一份人员名单，寻找着我们几个人。他看到我的时候，他脸上露出惨淡的做作的笑容，对我说：“督办请！督办请！”
我们几个人都毫无惧色的拿了洗面用具、卷烟之类，随他坐上了汽车。“看你怎样处分我们吧，反正我们没有犯什么罪，大约立刻会被盛世才审问吧，我应该如何申辩呢？……”我心中如此思考着。
看看车子似乎向西门外是行使，我心中想监狱一定离城很远。这时，在晨光熹微中，街上已经有了行人和车马。车子走进西门后，突然沿着城墙向南转弯，廿步的地方有一扇大门，车子就把我们载入了大门，在一个小天井中停下，我这时完全明白，我们已经进入了监狱了。
入狱手续和监狱的样子
这一天早晨，监狱门内停放了好几部汽车，狱卒严肃小心的，在照应犯人的下车和点收。我们先被招呼进入一间小空屋内，屋内只有一张桌子三张长凳子。一个狱卒坐在门口监视我们，他特地把窗户上的窗帘遮好，防避我们窥探窗外的人。
不一会，一个一个被喊出去了，我们以为已开始了个别审判，最后留下我一个，我才明白不是那回事儿，狱卒拿来一张木印的“案犯调查表”叫我自己去填填写。我心中很气愤，我并没有正式被判罪行，为什么就成为案犯呢？但是在他们的逼迫之下，没有办法，一切只有服从。
“案犯调查表”填写以后，狱卒动手搜查我的全身，把身上所有的物件都收去，又把皮带取去，换了一条布条给我，大概是防我自杀，又把西服上的纽扣用刀子割去，把领带取去，大约也是防我自杀。他们中间一个会写字的，把我身上的物件登记一张表上，如纸币，手表，戒指，钥匙，叫我签了一个字，据说将来释放时还可以领回。
手续完毕后，一个狱卒用一条大毛毯向我头上一盖，把我牵羊似的拉出屋去了。曲曲折折走了几十步，最后把我推进一个房间，除去了头上的毯子。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间医务室，那一天因为新犯人拥挤，号子支配不开，所以先把我送到这里。医务室有两张桌子，一个40多岁的中医躺在床上，也是一个犯人，脸上露着小心畏惧的表情，对我不发一言。还有一个30多岁的工人模样，也是犯人，在旁边侍候着。原来狱中凡是有犯人蒙受恩赏，提充职员、工役的，都称为“工犯”。因为工犯比较号子里的犯人自由一点，吃的好一点，所以犯人都希望提充工犯。
一会儿，那个医生模样的人走出去了。我斜躺在床上，先向那个工人索了一杯开水，然后把房间里扫视了一下，看见壁上挂了一个布帘子，封面写着：“新狱北院病犯登记簿”。我心中暗思，原来这里是新疆监狱的北院。
我直率的对那个工人说：“我们是中央派我们来新疆的，他们居然把我们抓来了，真笑话。”我有急遽的问他：“什么时候审问？”他淡淡的回答道：“审问呀，一年两年说不定。”我一听，心中冷了半截。我又向他问关于伙食和散步的事情，他也照实告诉了我。
约摸停了5分钟，一个狱卒拉开门进来了，给我招呼了一声“走！”我立刻起身跟着他，走到房门口，他仍旧用一条毯子盖在我的头上，我的脚步跌跌跄跄的跟着他走。
走了100步突然使我站定了，那个狱卒把我头上的毯子除下，又大声喊着看守的狱卒来开号子门。
这是一条屋内的长角道，两旁密排着一个一个房间，房门上都有大铁槓子和大铁锁，房门顶上还写着号码。原先那作为医务室的，也和这种房间的形式一样，不过那间房子人住的少，这种犯人住的房间人多。
一个看守走来了，掏出了一大串钥匙，把门开了，又“砰”的一声把门关关好。这个房间里的情形就不同了，房间长方形，东西略长，南北稍短，有一个大木炕占了2/3的面积，只有北边留下了长方形的空隙，两个人横排着就走不过。东边是门，西边是一扇高高的铁窗。
上面是天花板，下面是地板。东南角和邻号合用了一个俄式的大火炉，这种炉子在新疆称为“毛炉”。墙上是刷着白石灰。
这时，房间里的情形顿时给我一种异样的感觉，我立刻意识到，我已真正成为一个囚犯了。里面原有的6个犯人都注视着我，知道我是一个新犯。他们6个人，有的躺在炕上，有的坐在炕上做手工，他们全不是汉族，后来经过介绍，我才知道，他们有哈萨克族，塔塔尔族，都是在塔城被捕，解押到迪化的。他们或多或少都可以懂些汉语。
我面上露出的同情，满不在乎的样子，先向他们问一声“好吗？”
未完待续……
本文发表于1946 年《月刊》，作者韦微。
本文由“瀚海淘沙”独家整理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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