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愛祖國熱愛母親
改革的最主要支持者宋神宗在關鍵時刻發生了動搖，宋神宗死後司馬光出任宰相，徹底廢除新法，連很有成從各項經濟上改革內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規模甚大，其中理財方面最為重要，受到時人抨擊。平情而論，王安石變法遭到失敗，也不能完全推到守舊派反對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檢討。
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宋神宗問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設，以何為先?”王安石答：“變風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以禮義廉恥由君子出故也。”變法也正式開始。
王安石變法前後將近15年，改革法令涉及國家財務、政治、軍事各個方面。《均輸法》《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等，每項新法令出臺後，基本上收到了預期的效果。國家收入增加，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得以緩解，中、上級官員和皇室減少了一些特權，鄉村上戶地主和下戶自耕農減輕了部分差役和賦稅負擔。
新法令頒佈，就會有舊制度廢除。創新進程中沒有和諧，總是衝突為上。反對派的利益受到越來越多的威脅，變法的實也受到影響。
隨著王安石辭職歸鄉、變法集團新人上位、宋神宗的病逝，朝廷中，新舊兩派的爭吵不斷，內鬥、爭權、清洗、報復等一系列的舉動，使變法最後以失敗告終，而北宋勢力漸漸削弱。
熙寧元年二月，王安石為推動變法設立了“制置三司條例司”，它的職能是將原本宋朝的財政由三司掌握，成為政府最高的財政機關。
制置三司條例司除了研究變法的方案、規劃財政改革外，亦制定國家一年內的收支，並將收入定其為定式。此機構的設立為以後變法的出臺和實施打下良好的基礎。
第二年，變法有了實質行動。宋神宗任命宣弼為首相，王安石參知政事。然而變法並不是是靠一個人能完成的，它需要一個團隊來合作，宋神宗命王安石組建自己的團隊，最初的團隊成員有呂惠卿、蘇澈、程顥、章惇、薛向、呂嘉問等，變法也正式開始。
變法中第一項法令出臺，是為了解決國家財政問題，王安石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為主導思想。
在熙寧年(公元1069年)七月，由制置三司條例司議定，《均輸法》出臺。設發運使總管東南六路的賦稅收入，掌握供需情況。凡糴買、稅收、上供物品，都可以“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對於京都庫藏支存定數，以及需要供辦的物品，發運使有權瞭解核實，使能“從便變易蓄買”，存儲備用。此法令的好處是既保證了朝廷在物資方面的需要，又節省了購物錢鈔和運費，還減輕了人民的負擔。最主要的是沒有損失官員半分的官場收入，國庫中的銀子也翻番地增長。
《均輸法》等同於國家開了個買辦公司，既然是買辦，必定有出售，一定會和商人們爭利潤。但在皇權時代，即使商業繁華的北宋，商人的地位永遠都是最低，和皇家爭利潤，那是不明智的。所以，《均輸法》出臺後，北宋“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
王安石變法的第一步以勝利開頭，宋神宗看到《均輸法》帶來的好處，更是鼎力支持，而對《均輸法》提出反對意見的官員均被駁斥、貶出京城。
同年九月，史書上最有名的法令出臺――《青苗法》。規定以各路常平、廣惠倉所積存的錢穀為本，國家出錢來穩定實價收購，遇糧價貴，國家較市價降低出售，反之，則較市價增貴收購。凡州縣各等民戶，在每年夏、秋兩收前，可到當地官府借貸現錢或糧谷，以補助耕作。收成後，隨夏、秋兩稅，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歸還穀物或現錢。
此項法令關係重大，它涉及了國家之本一農業。想要變法，必須穩紮穩打地進行，王安石知道這一點，曾上奏變法的事，緩變會有利，急做害處多。
《青苗法》在全國範圍推廣，阻止是來不及了，只能順著往下進行，但在實施中出現了諸多的問題，正應了那句老話，“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青苗法》阻礙了官僚、大地主的生財之道，強制借貸現象層出不窮，地方官員強行讓百姓向官府借貸，而且隨意提高利息，加上官吏為了邀功，額外還有名目繁多的勒索，百姓苦不堪言。
為了彌補《青苗法》的不足，另一項法令也快速出臺一《農田水利法》，條約獎勵各地開墾荒田，興修水利，修築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戶按戶等高下出資興修。在王安石的倡導下，一時形成“四方爭言農田水利”的熱潮。
北方在治理黃、漳等河的同時，還在幾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貧瘠的土不成了良田。可是沒有達到變法派想要的效果，反而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威脅越來越大，反對變法的聲音是越來越多，奏摺越術越厚。反對派的司馬光親自寫信與王安石“辯論”，名將韓琦也親自上奏宋神宗。
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二月，宋神宗下令廢止《青苗法》，命令一出，王安石立即請假回家，不再上班，反對派們歡聲雷動，《均輸法》和《農田稅立法》因《青苗法》的倒臺，也不攻自破。
文字拾荒人
王安石是個怪人，思想人品都異乎尋常。
學生時代很勤勉，除去語言學極糟糕外，還算得上是個好學者，當然是宋朝一個主要的詞人。不幸的是，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無圓通機智處人治事之術，除去與他本人之外，與天下人無可以相處。毫無疑問，他又是一個不實際的思想主義者。
王安石平時不注意自已的飲食和儀表，衣裳骯髒，鬚髮紛亂，儀表邋遢，他也是以此等惡習為眾所周知的。蘇洵在《辨姦論》的文章到畫王安石說:“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又說他“囚首喪面而談詩書”。王安石是否喜歡以這樣特點異乎常人，我們無從知道，但是一個人把精力完全傾注在內在的思想上，自然會忽略了他的外表，這話倒不難想信。講兩個故事:
一個是穿衣的故事。這個故事說他從來不換他的長袍。一天，幾個朋約他去洗澡，在他由浴池出來之前，朋友特意偷偷地留在外頭一件乾淨的長袍，用以測驗他是否知道衣裳已經被換了。王安洗完出來，把那件新袍子穿上，朋友動了手腳，他完全不知道。不管怎麼樣，他總是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
一個是吃飯的故事。這個故事說他只吃擺在他眼前最近的菜，離他遠的不吃。朋友們為了測驗他，第一天在眼前擺了盤鹿肉絲，他吃了。朋友告訴他太太，說她丈夫愛吃鹿肉絲。他太太說:我不相信，他向來不注意吃什麼，怎麼突然愛吃鹿肉絲了呢？朋友說:在吃飯時他不吃別的盤中菜，只把那盤鹿肉絲吃完了，所以我們才知道。他太太問:你們把鹿肉絲擺在什麼地方？朋友說:擺在他正面前。他太太明白了，向眾人說:你們明天把別的菜擺在他面前，看會怎麼樣。第二天，朋友把菜的位置換了，把鹿肉絲放在了離他最遠的地方，大家留意他吃什麼。王安石開始吃靠近他的菜，桌子上的鹿肉絲，他竟然不知道。
王安石政治人格的缺失，最終導致轟轟烈烈的變法功敗垂成。
熙寧二年（1069）.趙宋王朝“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積貧積弱，已漸成沉痾之軀。王安石這時認為，要要強盛趙宋國，那就要富國強兵，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用雷霆行動將散握在富商巨賈手中的天下之財盡數掌握在朝庭手中。基於這樣一種想法，王安石的變法很快就有了犀利而極富針對性的內容，很短的時間內，“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等一系列新法相繼出臺，並迅速推行。
王安石在改革中執著有餘,而器量不足。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殘陽裡,背西風、酒旗斜矗。彩舟雲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
念往昔，繁華競逐。悲恨想續。千古憑高對此，漫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
這首《桂枝香》曾是英宗當政時，王安石在金陵的一首懷古之作，詞中充滿了鬱悶之情，然而彼時，當衝在變法最前面的王安石再次吟唱起自已的這首舊作，充溢心頭的已是一份志在必得的自信和革故鼎新的豪情。
然而隨著變法的深入，不僅來自各方的阻力越來越大，作為操盤手，王安石本人政治人格的缺失也日漸顯現。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不單有剛毅執著的個性，清晰明確的思路，明於治亂的能力，更要善於協調各方面的關係，團結更多可以團結的力量。可是，身為一國宰相的王安石卻是執著有餘，而器量不足。
由於變法的主旨就是要對富商巨賈們開刀，而恰恰是這些人掌握著國家的話語權，儘管有皇帝站在這場政治革改的背後，但並不意味著拿著一把尚方寶劍可以掃除變法路上的所有障礙，而這個道理，一心要狂飆突進摧枯拉朽的王安石顯然沒有在意。
聽不進不同意見,打擊報復心極強。對於雷霆之勢橫掃全國的變法運動，司馬光等一班保守派“痛心疾首”地列出其四大罪狀，直言新法“舍是取非，興害除利，名為愛民，其實病民，名為益國，其實傷國”。在朝中，像司馬光這樣從一開始就對變法抱著牴觸情緒的自然大有人在。
但是，在眾多的批評之聲中，實際也不泛一些善意的批評，如蘇軾就並不是否定新法，而是就其中的一些操作方式提出過一些質疑，而對王安石有提攜之恩的文學泰斗歐陽修更是變法的支持者，只不過對變法的做法有些異議。然而面對這麼多的批評，王安石顯然缺乏甄別善惡的能力和從善如流的度量，凡是對變法提出批評的朝臣，都被其視作因循守舊，尸位素餐之輩，在他的力奏下，神宗先後罷免了一批反對變法的官員。
御史中丞呂公著被外放穎州，御史劉述、劉琦、錢鏐、孫昌齡、張晉、陳襄等人相繼被貶，老臣富弼被解除相位，蘇軾更是數度外放，就連恩師歐陽修和好友曾鞏也被王安石視同陌路。
“拗相公”是世人對王安石最公道的評判。對於王安石的這些做法，很多人都表達過不滿，唐介曾說王安石“文行甚高，狷狂少容”，呂悔則認為其“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若在侍從，猶有可容，若為宰相，天下必受其害。”
當王安石和神宗皇帝面對日漸清冷的朝堂，當荒涼的擇路充滿了顛沛流離的外放朝官，王安石的執拗個性和器小少容的胸襟，不僅讓其失去了壯大新黨陣營讓更多德高望重之臣為之效力的機會，更使這場有著美好初衷的變法成為不被祝福的跛腳政治。
（文中插圖來源網絡）
知之行之
良人來回答。 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是失敗。政治家的身份讓王安石揹負了太多的罵名，遠不如文學家的身份吸粉。
一直都有這樣的爭論，王安石變法是給北宋續命，還是加速了北宋的滅亡。
宋朝之弊，根源在趙匡胤
趙匡胤稀裡糊塗被披上龍袍，在部下的一致要求下登基做了皇帝。這個開國故事被高曉松認為是，極其荒誕無聊的。
始自唐朝末年的藩鎮割據局面，已經持續了數百年。趙匡胤當皇帝首先要控制的就是兵權，瓦解藩鎮力量。杯酒釋兵權，先讓自己原先的部下回家安享晚年。安享晚年就需要錢財，因此宋代不抑制土地兼併。而且趙匡胤對商業採取的是一種扶持的政策，不禁止官員經商。這在以往是不允許的。
即便這樣，他還是不放心，又從制度層面層層設卡，把武將給弄成瘸子。這種思維模式下，導致宋朝出現了一系列弊病。稱之為“三冗兩積，強支弱幹”。王安石就是圍繞“三冗兩積”進行改革。
改革之弊，操之過急
王安石死後，人們發現根本不知道如何評價他。王安石的學生都被安插在佞臣傳裡，只有王安石無處安放。
吳曉波謂之，王安石變法是整個兩千年封建社會最後一次經濟體制配套改革。
王安石變法之後，差不多五十年，北宋滅亡。王變法失敗讓封建統治者視改革為虎！王安石之後體制內再沒有人提及變法。
我認為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是，用人不當，操之過急。
第一:古代變法是需要統治者同意的。最高統治者皇帝，變數太大，皇帝駕崩，新皇帝不贊同變法，那變法就必須停止。
其次就是皇帝的想法，新帝繼位，年富力強，幹啥都有精力，也有心思大幹一場。一旦久處高位，鬥志消磨，就會自我否定改革。
比如唐代後期，皇帝強，宣佈鹽鐵官營收歸中央。過幾年，又宣佈還給地方。
這也是王安石的考量，因此就給王安石變法的時間是不能預計的，變法聯盟是不牢固的。
一派以王安石支持變法，另一派以司馬光為首反對變法。中間還有蘇軾這個攪屎棍，罵變法，又罵不變法。
宋神宗也在兩派之間來回搖擺。
雖然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發動改革，但是這個支持是不牢固的，宋神宗決心不夠。
王安石如果想促成變法就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敲定改革，拿出成績，讓改革成為大勢所趨，這樣即便換了皇帝也無力迴天。
改革不是一件小事，特別是整體配套改革，需要時間，各方面都需要配合。
首先第一點，操之過急。
第二點，用人不當。
急切的改革，白熱化的黨爭吸引了一批投機分子。比如蔡京。
宋代我們知道進士擴招，但是沒有那麼多官職。於是出現了一些，後補。沒有門路的進士只能掛個虛職，等著。
在當時只要表示支持變法，都能受到王安石的重用。這就像《格列佛遊記》中描述的，高跟黨，低跟黨。
王安石一看鞋跟，哦，這個是高跟，去吧做官。那個，低跟，回去等著。
改革隊伍中混入了一些投機分子，導致一些利民政策成為官員斂財的手段。比如蔡京之流，鼓吹變法不是因為變法真的好，而是能夠從中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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