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淚換“福報”,亞馬遜是如何一步步成為員工公敵的?


血泪换“福报”,亚马逊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员工公敌的?


10月2日,美国疫情突发新状况,使其再次成为全球焦点。最受瞩目的无疑是特朗普夫妇确诊,美股、总统选举、中美贸易战…一系列连锁反应可能正在悄然酝酿,裹挟着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

同一天,硅谷也发生了一次震荡,来自亚马逊。一直备受美国劳工组织健康专家、政客以及媒体等多重力量施压的亚马逊,终于公布了公司员工感染新冠的具体情况。该公司通过查看其在美国约137万名亚马逊和全食超市一线员工的数据,得出了19816例新冠肺炎推定或确诊病例的结论。

员工冒着感染病毒的危险拼死拼活,却成就了亚马逊和贝佐斯在疫情期间不断高涨的财富。据统计,相比2019年12月31日1847.84美元的股价,截至8月底,亚马逊股价累计上涨逾86%,贝索斯则被预测将成为全球首个万亿美元富豪。

财富的增长,愈显资本的冷酷,但这场疫情中对一线员工保护的“完全失败”,暴露的不只是这些。

巨头的“无赖”行径?

3月份,亚马逊曾对外宣布需要在全美招聘10万名全职和兼职员工,以应对新冠疫情引发的订单激增,直到9月份,又宣布再招募10万名员工,至此,今年亚马逊总共进行了四轮大规模招聘。

在疫情导致美国裁员潮不断的情况下,这一电商巨头的逆势扩招,似乎给了很多失业人员希望。然而,在全球招揽了这么多新员工后,亚马逊的防疫保护工作一直存在缺失。

尚未公布确诊病例前,《纽约时报》的文章称,亚马逊有超过50个仓库的工人感染,15个州的州检察长表示该公司的防疫措施不充分。在法国,法院裁定亚马逊未能保障工人的健康之后,要求该公司关闭在法国的工厂。除此之外,接连不断的仓库罢工事件也侧面证实了问题所在。


血泪换“福报”,亚马逊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员工公敌的?


匪夷所思的是亚马逊的态度,当舆论反对之声将亚马逊推上风口浪尖,这个全球电商巨头看似只会简单粗暴地把“闹事”的员工炒鱿鱼。Staten Island仓库罢工事件曝光后,明面上亚马逊承诺改善工作环境,背地里组织者早已被亚马逊开除。

这招屡试不爽。前两年,Uber和Lyft将司机定位为独立承包商,而不是雇员,引起了轩然大波,其实走在Uber和Lyft前面的正是亚马逊。亚马逊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交付网络,在全美几乎每个主要大都市区内和周郊都有数千辆货车运营,但司机是由第三方公司所雇佣。亚马逊仅与第三方公司签订合同,就免于为司机负担任何责任。

有数据显示,2019年仅亚马逊物流中心就有14000名员工受重伤,比2016年的水平高出了33%。

不过,亚马逊不想对司机负责,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决定司机的去留。2017年3月,交付公司Silverstar Delivery的一群司机加入了工会,几周之内,这些人因加入工会而被解雇。围绕在亚马逊周围的交付公司,依赖亚马逊存活,他们深知巨头的心态。

今年,有两名员工因为公开批评亚马逊对气候变化采取的政策,也同样遭到了解雇。

有员工表示,“如果亚马逊真的想要保护员工,为什么那么害怕工人开口说话?亚马逊想要让我们在媒体面前闭嘴,也希望我们公司内部可以保持沉默”。

最差透明度的硅谷科技公司?

从疫情在美国蔓延后,不断有媒体、议员或相关组织质疑亚马逊内部的防疫工作,可直至现在公司才刚刚公布了具体的确诊病例。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里、美团也曾因为员工突发确诊病例而引发恐慌,比如8月份深圳市盒马鲜生超市出现无症状感染者,很快全市21家盒马门店、2家仓库暂停营业。因为信息被直接公开,公司才会迅速作出反应、避免疫情进一步扩散,可亚马逊缺少的正是对外的信息透明度。

不只是疫情期间员工的健康状况,对于基层员工的薪资待遇、工作强度与环境等外界关心的问题,亚马逊同样闭口不谈。

去年来自纽约的民主党人对亚马逊进行了猛烈抨击,称低工资是贝佐斯成为世界首富的原因之一。总统候选人拜登曾表示,“我不反对亚马逊,但没有一家公司能比消防员和教师缴纳的税还少”。德国工会也时常把矛头对准亚马逊,去年4月份,四家亚马逊物流中心的工人举行了罢工,这一抗议是德国亚马逊工人长期以来要求提高薪资、改善工作环境的行动。

亚马逊日常工作环境中还有许多受伤隐患,基层员工经常呼吁改善,可高层给出的答复永远是“他们有权无薪休假”。

硅谷向来崇尚自由、开放,我们时常把焦点放在学习谷歌、苹果等公司如何塑造优良的企业文化和环境,使其成为全世界最佳的工作场所,但如果一个巨头公司做不到的话,全世界都会寻找原因并批评它。亚马逊就处于这种状态,越是不公开信息,越是有不断的媒体、政客、非盈利组织盯紧亚马逊。

2015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将亚马逊推上舆论的风口,这篇报道反映了亚马逊的办公环境极度恶劣和紧张,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员工们被迫将工作放在他们的私人生活之上,而且还要求员工们在充满压力的绩效评估会议上互相揭短。

亚马逊的强势还表现在无处不在的“监控”。

开放市场研究所通过调研发现,亚马逊使用导航软件、物品扫描器、腕带、热像仪、安全摄像头和录像设备等工具监视其物流仓库和门店的员工。如果说这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或许无可厚非,可有文件显示,亚马逊正在系统地监控、分类和分析他们的Flex司机私人的社交媒体页面。这种做法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阻止员工利用社交网络“说话”,引来工会的调查。

作为硅谷商业环境的产物,在亚马逊,基层员工似乎看不到什么自由和开放。

亚马逊员工也困于系统?

前段时间,《人物》杂志发表的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时间刷爆朋友圈。文章提到,随着中国外卖平台的后台算法逐渐精进,外卖骑手却一时间陷入了“快速”“准时”的数据怪圈中。所以,“外卖骑手,已成为最危险的职业之一”。

亚马逊对配送司机没有强制的工作速度要求,但工作强度仍旧使他们不得不追求速度。


血泪换“福报”,亚马逊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员工公敌的?


一位司机表示,他们每天必须交付超过250件包裹,有时甚至远远超过标准。如果按照8小时轮班来计算,每个包裹的交付速度甚至不到两分钟。

但相比仓库的基层员工,司机要幸运得多。在《一网打尽:贝佐斯与亚马逊时代》一书中提及,随着亚马逊的不断壮大,贝佐斯对员工的要求更高了,周末还要召集会议,周六早晨还举办了一个由行政人员参与的读书俱乐部,并在会上不断重申要用心工作、努力工作和超时工作。更关键的是,员工所有的工作信息都会被纳入系统中。

亚马逊有一套严格的系统,会对员工工作的方方面面展开量化分析,无法通过数据分析的内容则由同事来披露。管理者依赖系统数据,对员工进行排名,或开除落后的员工。正如亚马逊员工控诉的那样,数据是评估一切的标准。

亚马逊并非不知道依赖数据过于死板,但在消费者面前,这似乎成了最优解。互联网外卖、快递等服务体系中,顾客成了最顶端的存在,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正变得越来越挑剔。

而亚马逊恰恰习惯把用户服务放在首位。一位在亚马逊仓库工作过的临时分拣员通过自述经历,反驳了媒体对亚马逊的批评,他表示,外界常批评亚马逊用不人道的方法逼员工提高生产效率,但我觉得真正作恶的反而是对此一无所知的消费者,是他们想要在两天之内、不花一分钱运费就收到包裹。

当然,这并不能为亚马逊压榨基层员工辩解,既然员工不易,为什么亚马逊不大方奖励员工呢?相比美团外卖多劳多得,亚马逊的工作环境更显苛刻。

从一家不起眼的创业公司成长为市值过万亿的科技巨头,亚马逊一直被业界同仁视为眼中钉,连公司名字都被收进了商业词典。在词典中,“亚马逊化”一词是指传统企业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一家来自于西雅图的暴发户网站—即亚马逊—把所有的顾客和利润都抢走。

如今,亚马逊不仅是零售行业的公敌,也渐渐成为自家员工的“公敌”,不断有员工批评它,但结果往往是被解雇或离职。外界所担心的是—当亚马逊作为一家商业公司越成功,它越不会改变其错误对待员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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