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7月，王女士花3000元在深圳天焱健身俱樂部辦了一張年卡。今年2月，一些行業開始復工，關閉多時的健身房卻遲遲沒有消息。王女士微信聯繫私教，教練叫苦連天。原來，因被拖欠工資，十多位教練已申請勞動仲裁。300多名維權消費者中，有人辦了3年的卡，有人買了100節私教課。初步統計，涉及金額超過百萬元。由於健身房負責人失聯，消委會無法開展調解，只能將企業經營異常的信息推送至深圳市公共信用中心並進行公示。王女士及其他消費者正準備向法院起訴。
疫情之下，多地服務機構被迫關閉門店，導致預付費消費糾紛凸現。很多消費者都經歷了相似的投訴歷程：派出所稱並無直接證據證明企業有詐騙或經濟犯罪行為，無法立案；12345熱線說“會轉到相關部門”，但之後遲遲沒有下文；也有消費者一開始就發起訴訟，法院表示會合並審理，但也一直沒有進展。對此，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學研究會副秘書長陳音江表示，目前按相關文件，單用途預付卡的主體監管部門是商務部，多用途預付卡的主體監管部門是中國人民銀行，但這兩個部門都沒有基層執法力量，消費者遇到問題還是找市場監管部門。市場監管部門都是進行事後監管，面對消費者的投訴只能盡力找商家調解，商家失聯就沒辦法了。
摘自4月14日 新華網
預付卡糾紛早不是今日之事，套用一句古話，可謂“天下（消費者）苦之久矣”。只是疫情導致的消費萎縮來得又快又猛，引起這類糾紛大量集中出現，總體規模可觀。問題久不解決，必有其棘手之處，大量糾紛暴露出對相關經濟行為的監管，在預前防範和事後救濟兩個方面都存在嚴重的失位。而治理之道，除了在這兩方面拾遺補漏，也別無他法。
事前防範比出了事善後成本更低、更有效率，這幾乎已是常識。在預付卡監管方面，有關部門也應更多著眼於制度建設，對商家經營行為進行事前把關，以更強硬的姿態和能夠相應落實懲戒的制度規定，對可能出現的“跑路”行為進行牽制。比如備案和資金存管原本就有規定，可老老實實辦理備案的商家有幾個？新聞中說“截至2017年10月18日，上海市髮卡企業約10萬家，只有396家企業備案”，這比例令人咂舌。那麼多視規定如無物的經營者，有關部門如果也視其為無物，再好的規定也會坐實“一紙空文”，有損監管權威，還不如沒有。嚴格備案，違者必究；資金存管，以應不測，把事前防範落到實處，是治理預付卡亂象的關鍵。
此外，事後救濟也不能缺位，不能讓商家“跑路”跑得那麼輕鬆。不論消費者的維權行動進展到哪一環節，相關部門都應盡最大努力，堅持追究到人。同時，應將“跑路”行為納入信用體系管理，誰敢跑誰就是“失信人”。不拉高違法成本，有些人真是管不住的。
完善監管非一時之功，更多時候，還得靠我們消費者自己提高警覺、加強鑑別、備好後招，把辦卡有風險，“入坑”需謹慎牢記在心。不多說了，我得抽空去看看去年辦卡的健身房現在是啥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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