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鵬天地
沒你們想象中的那麼嚴重。跟沒有疫情一樣，大部分中國人本來也不出門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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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這次重大新冠疫情，中美之間顯示了完全不同的治理理念及效果。那麼是否會因此導致留美華裔人才的回國潮呢？
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儘管中國是為數不多的控制住疫情傳播的國家，但個體的感受卻不盡相同，有人因為封城遭受重創，比如有人被滯留武漢不能出城回家、有人被隔離在城外不能回家照顧年邁的父母，醫護人員因為封城走路幾個小時去醫院上班，某些人甚至因為不遵守封城出行被扭斷胳膊，…，在這些人看來，寧願承受美國的疫情傳染，也不接受中國這樣的“失去自由”和“鐵面無私”。因此，特朗普的支持率一度攀升。
其次，對於死亡率10%以下的傳染病，許多人認為屬於“優勝劣汰”的自然法則。在這種疫情期間不惜一切代價地搶救那些老弱病殘是違反進化論的，他們的辭世是“健康社會”，是自然規律所然，讓醫護人員為了這些人丟命是不值得的，除非他們足夠健康，“搶救病人”需要有所選擇和適可而止。因此，他們認為一定的死亡未必是壞事。
第三，由於宗教信仰，一些人把瘟疫歸結為“上帝的懲罰”，願意通過祈禱接受上帝的庇護，即使得不到庇護，死亡也是為人類贖罪，人力所為，治了病治不了命，屬於宿命論者，這些人也不喜歡中國政策，甚至攻擊中國沒有人權、沒有人道。
由此可見，站在個體的角度，到底哪種政策更受百姓歡迎，仍然不能確定，這取決於個體在疫情期間收益還是受阻，取決於個體喜歡受到“足夠的尊重”還是喜歡“被強制封閉”。或許，站在個體的角度，疫情後更多人喜歡去美國而不是回國。
當然，中國的防疫效果是首屈一指的，如果在此基礎上總結經驗教訓，針對民眾的感受制定一系列“關注個體需求”和“關注個體感受”的配套措施，在取得防疫效果的同時，儘量滿足個體的實際需求，儘量實現對個體的人格尊重，不僅贏得對疫情的控制，又沒有造成對個人的“藐視”；不僅阻斷疫情的傳播，又能夠增加“人情”的體驗。
其實，在封城期間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同時完成，因為多數人被要求呆在家裡，什麼都別做，而不是“行動起來共同抗擊疫情”，這種簡單的、把全民視作病毒源的、缺乏智慧的組織方式確實傷害了很多人。有許多智慧方案可以大大改善這些弊端並不影響疫情控制效果。比如，同時組織檢測抗體，發放“抗體證”讓具有抗體的人恢復正常出行；比如安排好疫情期間工作人員的公共交通，包括醫護人員及所有為了疫情及社會運轉必須在疫情期間出行人員的公共交通；比如，對特殊情況進行分類，並建立有效、合理的處理流程，假如高齡父母染病需隔離兩地的子女回家照顧、孕婦與老公被隔離兩地需要丈夫回家、隔離在武漢的出差人員進行必要的檢驗及14天隔離後的回家流程等，都可以組織力量同步實施，不能把關注“感染病人”而作為“漠視”其他人極端需求的理由，應該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儘量減少對特別需求的阻滯”，儘量滿足人們被尊重的心裡需求，把“一封了之”變為“系統性防疫”，把看似混亂的局面通過系統分類治理納入高效的全民防疫體系，把依靠人民、相信人民、為了人民作為人民戰役的指導方針，做好組織、協調和分類，讓全民在防疫中成為主角和功臣，並通過高度的“智慧方案”贏得疫情戰役，並同時最大限度地獲得個體的認同和良好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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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家有國有擔當的人，不是疫情原因學成後也會迴歸報效祖國，比如像錢學森、郭永懷等先輩，近期有黃大年等科學家，就因祖國需要放棄國外高新回國報效。如果因疫情原因大批迴國的未必是留學人才，很多人就是因為現在國內相對安全躲回來避險的，他們已經沒有家國概念，只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所以才會有像許可馨之類不斷出現。再說很多留學生很小被送出去就是為了國外的綠卡，他們的父母脊椎骨沒有挺直，能教育出有家國情懷的孩子？只是香蕉人罷了。從澳大利亞出臺政策疫情期間離開澳大利亞要麼放棄綠卡要麼大筆罰款，否則不得再回，看看有多少人真的回來了？
江山如此多美，需要我們共同建設愛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