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淵之盟”和“仁宗盛治”有關係嗎？為什麼？

一、佐證盟約與盛治無關

十九世紀時期英國首相帕麥斯頓說過一句話：“國與國之間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宋遼兩國憑藉一個“澶淵之盟”就可以真正實現和平穩定嗎？我個人認為在國家利益面前，簽訂的所有盟約都會變得蒼白無力，除非二個國家實力對等的情況下才可能維繫一時的和平。

我們知道漢朝時期送了多少大漢公主到匈奴地區，但是與匈奴的戰爭還是很頻繁；金人南下的時候，宋徽宗和金國簽訂了數不清的協議，最後的結果怎麼樣了——二帝被俘，鴉片戰爭時期，大清政府和西方列強簽訂了多少條約，最終換來清政府的盛世了嗎？

從這些佐證我們就可以得出結論，國與國之間的和平共處靠的不是一紙協議，如果一紙協議可以換回來和平，那我們把養軍隊的費用拿去簽訂一些條約，就沒有人員的犧牲了又可以保證國家的穩定，但是這條路是行不通的，所以宋朝的仁宗盛治跟澶淵之盟沒有關係。

二、仁宗盛治的原因

（一）政治開明

宋仁宗時期出現了兩次整改改革，第一次“慶曆新政”，范仲淹主持的“慶曆新政”，緩解了社會矛盾，抑制土地的兼併，提拔了一批務實肯幹的官員，限制了恩蔭官員，為宋朝的政壇發展樹立了新的風氣，讓一些貧苦出身的人看到了希望，同時減輕了財政負擔。

王安石變法通過一系列理財新法的實行，國家增加了“青苗錢”、“免役寬剩錢”、“市易息錢”等新的財政收入項目，在發展生產、均平賦稅的基礎上，財政收入有了明顯的增加，國庫充裕，宋神宗年間國庫積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財政支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強地主的兼併勢力，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戶的高利貸，限制了高利貸對農民的盤剝;方田均稅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紳大地主的隱田漏稅行為;市易法使大商人獨佔的商業利潤中的一部分收歸國家，打擊了大商人對市場的操縱和壟斷;免役法的推行使農戶所受的賦稅剝削有所減輕，大力興建農田水利工程，對農業生產的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社會經濟發展，人民負擔減輕，呈現了百年來不曾有過的繁榮景象。

兩次變法雖以失敗告終，但是為社會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人才方面

宋仁宗時期，朝廷出現了大批賢良之士，以范仲淹、王安石、包拯為代表的賢臣，從這裡可以看出宋仁宋是一個賢明的君主，懂得提拔一批賢臣，這就說明當時的朝廷比較清明。

（三）軍事方面

這個問題要回歸到這道問題的本身，好多人認為宋遼簽訂了“澶淵之盟”，因為簽訂“澶淵之盟”所以宋遼之間沒有了戰爭，減少軍費開支，兩國和平，但是宋仁宗時期與遼國得以和平的原因並不是“澶淵之盟”的簽訂，我們看一下宋仁宗時期，遼國發生什麼事情，遼國在蕭太后與遼聖宗統治時期達到了鼎盛，但是與宋仁宗同時期的遼真宗沒有大才，他多次大軍壓境，逼迫宋朝，甚至多次發信指責宋朝。到後來發展到入侵宋朝，最終逼得宋朝增加每年繳納的歲幣。增加增歲幣銀十萬兩、絹十萬匹，看似是遼國獲取了勝利，但是也加劇了宋遼之間的矛盾。不久，又貿然出兵討伐西夏，遼夏戰爭爆發。他親統十萬大軍徵夏，命南院樞密使蕭惠、皇太弟耶律重元、東京留守蕭孝友等分三路攻夏。但最後遼軍卻中了西夏的誘敵深入之計，在河曲為夏軍大敗，死傷慘重。這一場戰爭，使得本就與宋朝交戰沒有多久，還未得到休息的遼國，受到巨大傷害。正是因為遼興宗求治心切，所以才導致了遼國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