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新冠疫情的全球擴散讓各國紛紛中斷了貿易往來，引發了國際糧食貿易的波折。人們將目光再次聚焦到糧食這一最原始的需求中。
即使是在工業國，糧食也是最基礎物資
（類似重要的還有石油-工業糧食）
中國自古就是農業社會，農業生產方式決定了中國古代的文明形態和人口上限。今天的中國以佔世界7%的耕地面積養活了世界19%的人口，創造了人類史的奇蹟。而在這背後，則是一代代中國人千百年精耕細作的積累，和不斷進步的農業知識。
大河流域的文明
中國的農業源頭最早可追溯到一萬年前。那時黃河流域開始種植粟，長江中下游地區也已經開始了馴服野生稻的步伐。氣候和環境的差異，讓中國原始農業誕生之初就存在旱作和水田的南北差異。
古代世界，對植物和動物的馴化是最基礎的科技
世界上早期文明往往都有自己單獨馴化的農作物
中國代表性的馴化作物就是一南一北的稻和粟▼
粟即小米，發源於我國華北地區，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是中原地區的主要食物來源。但粟米無論是產量還是熱量都是一個比較低的水平，難以支撐更加細化的社會分工，絕大多數人口的時間與精力都被限制在田地裡，像發動戰爭、興建大型工程這樣需要大量熱量攝取支撐的活動在當時極為艱難。
北方人一般將小米稱為粟，廣東人往往稱玉米為粟
從距今3000年前開始，中國農業先後迎來了三個革命性的事件：
首先是營養成分更高、口感更好的小麥、高粱等作物傳入中國，並在此後的一千年時間裡逐漸取代了粟成為中國核心區域的主糧，並通過最樸素的育種技術填飽了更多人的肚子。
小麥加工為今天麵食的流程要比加工小米複雜很多
此過程持續了上千年，才有我們今天熟悉的饅頭包子
其次是金屬在農業當中的應用，因為銅的貴重性，青銅時代的農具還是以木頭和石料作為主要材料。但隨著冶煉技術的發展，自然界中常見的鐵被大量開採並鑄造成器物，鐵製農具出現。雖然鐵器質量還不高，但對付土壤和作物已經足夠，帶來了一場農具技術革命。
青銅過於昂貴（銅很貴、青銅更貴）
作為農具很不實際，即使是我們常見的貴族飲食用具
也主要是禮儀性的“裝置”，大部分屬禮器
最後，鐵器又觸發了中國農業史的一次技術躍升：畜力取代了人力。
人力耕地的做法是用耒、鍬等工具將土一塊一塊依次掘起來，在這過程中人需要不斷後退，耗費相當大的體力產出卻很低。鐵犁的出現將人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只需引導牛拖著犁向前行走，畜力技術的應用，帶來了農業生產力的巨大飛躍。
畜力和水力是農業時代提高效率的主要辦法
而到清末人口爆炸人力貶值時
甚至出現畜力水力減少的開倒車狀況
這樣的變革在戰國時代完成。小麥-鐵製農具-牛耕的模式，重塑了中國農業的面貌。從黃河中下游興起的華夏先民，在越來越多的河谷地帶進行開墾。從戰國後期到秦漢年間，關中、巴蜀、河西地區先後成為中國的“新糧倉”。依託著這些“糧倉”，咸陽、長安和成都也成為聞名遐邇的都會。
如今山西、陝西、河南三省的黃河流域
是早期最重要的農業中心
之後隨著封國的擴張和技術擴散
面積廣闊的四川盆地和長江中下游也成為重要經濟區
（河東、河西是指陝晉之間黃河東西兩岸）▼
“糧倉”擴容的背後是農作物結構的升級。當我們討論稻、黍、稷、麥、菽這傳統“五穀”的時候，粗糲的粟米已經不在此列。農作物品種的轉變，空間的挪移，也帶來了中國人生活方式的變遷。
把荒野改造成糧倉
中國的農諺中有“水牛耕水田，黃牛犁旱地”的說法，在秦嶺淮河以南的南方，水田稻作也伴隨著鐵製農具和水牛馴化開啟了漫漫長路。
東漢末年以後，中原地區戰亂頻仍，多次中原人口向南方遷移，給傳統中原王朝核心區以外的南方地區帶來了大開發的機會。原本在北方不受歡迎的稻米，也因為南方隨處可得的水田而得到重視，最終變成了南方最重要的主食。
一方面需要大量的人力，一方面是農具的改進
對南方易澇的水田進行開發改造並不容易▼
人口的大規模南遷，帶動了中國農業重心的南移。唐朝時代，揚州和成都並有“揚一益二”之稱，它們身後的江南和巴蜀，都是舉足輕重的稻米糧倉。靖康之役，北宋滅亡，宋室的南遷，讓中國經濟重心徹底轉移到南方。這也意味著，長江流域成為了中國最重要的“糧倉”。
南宋雖然疆域遼闊
但人口和農業基地基本在長江沿線
並以一頭一尾的江南和四川最為重要▼
然而，北方先民在南方的墾殖並非一帆風順。糧食生產的核心要素是土地，但原有的耕地掌握在先來者的手中，為了填飽肚子，開拓荒地就成為了新移民最佳的選擇。這驅動了中國農業生產方式的又一次升級。
南宋時期，長江中游江漢平原的先民們嘗試在在這一湖泊沼澤遍佈的種植農作物，他們使用了一種古老而有效的技術創造了獨特的耕地——垸田。“垸”就是在湖泊沼澤地帶修建的擋水堤圩，農民築造垸將湖水分隔開，再在較淺一側將水排出，得到可以種植水稻的耕地。
其實就是不斷的圍湖造田
原有湖面逐步成為既有的土地，這一進程到清末最盛
而長江中游原有的諸多大湖則越來越小
如何解決水的問題是水田農業問題的核心，不管是排水還是灌溉都難以直接憑藉人力完成，中原河谷平原的溝渠引水技術在南方遇到了障礙。在這種情況下，水車應運而生。
水車是中國古代提水機械的總稱，有龍骨車、桶車等多種形態，其核心運行機理都是通過人腳踏或者牲畜繞圈做功的動力將水提到高處。一直到清末，垸田的排水、梯田的引水都還依靠水車這一傳統機械。
如果說人力驅動畜力，是中國的第一次農業革命。那麼人畜力驅動水力，就是中國農業的第二次革命。
明清時期，在這種新技術的支撐下，圍湖造田發展到了巔峰，大大充實了湖廣地區的糧食生產能力和人口承載力，“湖廣熟天下足”替代了“江南熟天下足”，變成了中華晚期帝國農業留給後人的印象。
清中-清末，江南地區的城市化和手工業越發繁榮
大量土地用於種植經濟作物和工業原材料
而糧食生產大量轉移到兩湖（湖廣）地區
這一產業轉移可能是運河體系下區域分工的極限了
長江中下游歷來是中國的糧倉，但在晚清以後的農業變革中，卻處在相對落後的位置。在南方，人畜力驅動水車的運用一直持續到清末。
19世紀初蒸汽動力抽水機傳入中國，但最初並沒有動搖水車在中國南方農業的地位。直到1934年全國大旱，當時省政府為了應對旱災大量調集抽水機，日夜不停地抽取長江水灌溉田地，抽水機這一現代農業機械才開始普及。在南方地區，農業機械化推進的最大障礙在於，小塊破碎土地的分割，讓現代農用機械缺少效率。
江南地區不光人均耕地極其緊張
而且商業繁榮由來已久，土地用途與權利關係複雜
除非相當強勢的政府，大規模技術改造是很難實現的
但在關外，卻是一片完全不同的景象。
清代中國有了兩個對後世影響深遠的關鍵變化：
其一，中原和東北地區有了更緊密的聯繫。其二，新大陸的發現帶來“糧食革命”，原產於美洲的玉米、土豆等作物的傳入，讓中國出現了人口的大爆炸。
相比小麥、水稻，土豆的種植和加工都要容易很多
但人口的爆炸並未帶來技術和效率的進步
反而使新技術被更低廉的勞動力排斥，個人更加貧窮
這意味著，關內的人地矛盾變得更加尖銳。雖然清政府為了保護東北“龍興之地”，嚴令禁止漢人到東北開墾，但仍然阻止不了以破產農民為主的關內人口“闖關東”。19世紀下半葉之後，禁令逐漸放鬆，更多關內居民湧入關東。
關內與關外的人口密度以及人均耕地還是差距挺大
黑龍江（上圖）與河南（下圖）
“闖關東”移民的後代，和後來日本殖民東北留下的技術與器械，在客觀上為新中國成立後對東北地區的大開墾提供了條件。建國以後，一代代英雄兒女奔赴東北，終於讓昔日的“北大荒”成為“北大倉”。這可以說是中國的第三次農業革命，規模化、機械化的大生產，和以袁隆平雜交水稻為代表的育種、抗病蟲等農業技術的升級，帶來了中國農業的現代化。
而且從降水量來看
東三省大部分地區降水條件都比較好
只要有足夠的基礎設施和育種投入
東北平原確實是中國僅剩的潛力巨大的農產品基地▼
糧食也可以數字化
雖然農業已經經歷了千百年的發展，現代工業也逐漸開始了對農業的深度滲透。然而，當互聯網時代來臨的時候，農業和新經濟的聯繫好像顯得有些疏離。在一些人眼中，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業，很難想象究竟能怎麼與數字技術結合。
但作為一個應用面及其廣泛的技術門類，數字化力量卻不會放棄人類已有的任何文明成果。即使是農業，未來的發展方向中也少不了信息技術的參與，這也將成為看似發展到瓶頸的農業邁入下一個時代的契機。從機械化到數字化，這可能就是中國農業的第四次革命。
舉例來說，近五年來，我國糧食產量連續五年穩定在1.3萬億斤，從總量上看冠絕全球，但平攤到全部國民頭上也僅僅是略高於世界平均，經不起太多浪費，它能為農民帶來的收入也還遠稱不上可觀。
春耕正當時
（廣西-南寧興寧區-五塘鎮）
要解決這個問題，最直接的路徑，就是打通城鄉，讓消費者和農業生產基地建立更直接的聯繫。“產地直供”就是要解決這個痛點，而數字化正是“產地直供”的核心突破口。在消費端，數字化技術的應用可以彙集消費者的訂單和需求，而在供給側，數字化技術的應用可以大大提升農業生產的效率。
座落於內蒙科右中旗的數字農場▼
這已經超出了傳統意義上農業技術的範疇，但數字化能在擊穿城鄉間的空間壁壘基礎上，重構農業的生產關係。這足以引發我們對農業升級的新思考：即使在現有的生產能力下，經過數字技術的升級，中國農業也可以得到幅度不小的優化。
過去或許誰也沒有想到，農業技術也能接受數字化革命，但它卻真的發生了。
中國的農業已經經歷了一萬年的發展，從北到南，從黃河流域的粟米到珠江三角洲的水稻再到松花江畔的玉米，一次次農業糧倉位置的變遷的背後都是作物品種和耕作方式的升級。
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也許中國農業的再一次升級進程中，“數字化”會有很重要的一筆。在這個劇烈變化的時代，“中國有糧，國人不慌”。堅實的糧食儲備，成熟的數字技術，每一家農戶和每一位消費者，也都將成為這一次數字化農業革命的見證者和親歷者。
來源：地球知識局
閱讀更多 汕頭政法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