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子思
時政觀察者
新冠肺炎疫情的發展是一條被病毒傳播率所加速的指數時間軸，隨著全球大暴發的開始，世界形勢也開始按照指數規律變化。今天發生的事情在數週前還完全無法想象，而14天之後世界又將是何等模樣今天也沒人能預測。一個接一個的“拐點”事件，讓人們只感覺到時代鉅變在發生，但卻難以判斷到底在發生什麼？
新自由主義的失敗？經濟全球化的終結？東西方權力關係的轉移？“後美國”世界降臨？世界秩序的永久改變？無政府“亂世”開始？預測技術大都依賴於線性外推，當歷史性轉折加速發生時，判斷力的基礎也在加速崩塌。“西方的先進”、“美國的能力”、“時代的前進”……長期以來被視為想當然的牢固信念在令人震驚的現實面前紛紛解體。
人們能做的，就是一步步退回到更基本的認知中，依靠更牢固、更穩定一些的信念，勉強維持對這個世界的基本理解和預測。
美國變得難以理解
疫情發生以來，原本就已變得混亂模糊的美國，更加難以理解了。到目前為止，至少可以按三種以上的方式解釋美國的怪異行為。
第一種：純粹就是應對失敗。目前，美國是全世界疫情最嚴重的國家，自4月8日起連續刷新每日新增死亡人數的世界紀錄，僅紐約州一州的確診數量就已超過了疫情第二嚴重的西班牙，而全美總計確診數量已超過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國之總和。
名副其實的“美國第一”災情，被媒體普遍歸因於整個國家在早期應對時的多重失誤和決策不當。這個解釋有很多人不相信，畢竟美國是世界上科技最先進、能力最強大的國家，怎麼會在疫情應對上表現得像個失敗國家？這就給其他解釋留了空間。
第二種：有人故意讓疫情暴發。這種解釋包括了各種版本的陰謀論，從病毒就是美國實驗室裡人工製造出來的，到疫情全球大暴發美國政府早就知道，從美國為了打擊中國而發動生物戰，到歐美統治精英計劃用流行病消滅全球過剩人口，諸多理論都有各自得以成立的邏輯。
陰謀論版本的特點是認為整個案子從策劃到實施都是陰謀，動機和結果具有一致性。當然這種解釋也是難以服人，關鍵是缺乏完整的證據鏈，而且觀察到的實際情況和假設的原始企圖兩者之間也很難匹配。所以還有其他的解釋空間。
第三種：半是陰謀半是失誤。這種解釋介於前兩種之間，其基本含義是：拋開關於疫情起因的猜測，只觀察事發之後美國政府的應對，其中似乎不僅只是應對失誤導致的失控，似乎還包含了因勢利導為己所用的動機。
就好像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被美國政府利用來動員全國介入二戰，或2001年9-11事件被美國政府利用來動員全國發起反恐戰爭。“這將是我們的珍珠港時刻、9-11時刻……”，類似的話近日來從美國高官口中頻頻說出。但是正在按戰時狀態動員起來的美國到底要幹什麼呢？與中國開戰？減少世界人口？還是另有其他潛在意圖？也沒法說清。
這種難以理解的情況只發生在美國身上，並不會發生在其他國家身上。歐洲國家疫情控制得不好就是應對失敗，不會被解讀為別有用心；東亞國家控制得不錯就是應對成功，也不會被看作是另有企圖，都很簡單。但美國卻不一樣，它是世界的領導者，如果疫情在美國持續肆虐，拐點遲遲不出現，真的發生了10-20萬人口死去的慘劇，這哪裡還是世界第一強國和領導者？
另一個美國——“資本國際”
一直以來都有關於美國並不是一個國家而是兩個或多個國家疊加而成的解釋理論，如華盛頓美國（或“地緣美國”）與華爾街美國（或“幣緣美國”）的劃分。[1]
一個疊加而成的合體國家，平時很難看清楚，土地、人民、政府都是一個，看不出背後還有另一個。但是到了非常時期就一定會暴露出來，因為如果存在兩個以上利益主體，遇到危機的時候，相互之間就會有矛盾衝突。
疫情當前，如果把平時看不見的另一個美國分離出來，一些難以理解的事情似乎就有了新的解釋。
按照“幣緣美國”的定義，另一個美國是一個虛擬國家，這個國家的主體是一個通過緊密的資本關係（幣緣）相互連接在一起的由150家左右金融巨頭和大型跨國公司組成的全球網絡，它的“國民”大約就是世界財富金字塔頂端的那1%人口，它的GDP大約是36萬億美元，超過中國和美國兩個國家之和[2]，它的“首都”在紐約的華爾街，它通過佔據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整個頂層而主導著全世界。
由於這150家左右金融和工商業大型跨國公司的總部大部分在美國，並通過華爾街這個“首都”開展金融活動，因此它與現實中的美國是一個同體共生關係，並經常會將美國的政治和軍事力量當作服務於其核心利益的工具。又由於它的主體公司及其關聯公司遍及世界各地，“國民”也分散在世界各國，因此它實際上是凌駕在美國之上而並不歸屬於美國。所以更為準確的一個名字，是法國學者迪美尼爾和萊維在《大分化：正在走向終結的新自由主義》一書中的用語——“資本國際”。[3]
回到新冠肺炎疫情問題上。毫無疑問，疫情在美國的暴發和蔓延，對於“資本國際”這個寄生的虛擬國家來說，有著與美國本身完全不同的意義。
第一、“資本國際”的“國民”基本上就是人們常說的那個1%人群，他們的生活世界本來就與其它的99%是隔離的。根據托馬斯·皮凱蒂的數據，他們所佔有的全部財富相當於全球財富總額的20%，平均財富是全球人均財富的50倍[4]。這足以保障他們和其家人自由選擇居住在世界上最舒適、最安全、最遠離窮人的任何地方，並獲得最好的衛生條件和醫療保障。即使近在眼前的紐約州已經成了疫情的“震中”，但當地醫院的擁擠和屍體的堆積也是遠在天邊的事情，與這個特殊人群基本無關。最近的新聞報道說Facebook的CEO扎克伯格去年一年花在安保和私人飛行上的錢高達2300萬美元[5]。相比之下，另一個廣為人知的數據是，有將近40%美國人拿不出400美金應急。
第二、既然人身安全不是“資本國際”主要關心的問題，那麼經濟就始終是它的頭等大事，即使疫情大暴發也不能改變。所以人們首先看到的是美聯儲的“無限制QE”救市措施，而遲遲看不到來自華爾街的任何抗疫救命措施。在“資本國際”的盤算中，停工停產、經濟衰退是遠比多少人確診、多少人病死嚴重百倍的大問題，如果世界各國都能夠接受一邊天天死人一邊照常開工的“折中”方案，那是最好不過了。正如人們看到的，特朗普正在準備做出“我一生中最大的決定”即頂著疫情的衝擊為了商業而“重新開放美國”[6]。這顯然是來自“資本國際”的壓力，而並非美國的本意。別忘了，“資本來到人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流著鮮血和骯髒的東西。”歷史上利奧波德時期比利時人取自剛果的橡膠被稱為“鮮血橡膠”，17世紀西班牙人在玻利維亞波多西山錫礦留下了800萬印第安人屍體[7]，即使到了20世紀的下半葉，西方的新殖民主義也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第三世界總計上億人口的死亡[8]。用流行語說，“這就是生活”。
第三、美國本土因疫情死亡幾十萬人，對美國是件大事，但對“資本國際”不算是大事，所以才有特朗普那個令人震驚的表態：死亡人數控制在20萬以下美國的防疫工作就算做得不錯！人們不妨做個換位思考，從1%的人群的位置上俯瞰全球，先排除掉中國和東亞幾個特殊的地區，看看歐洲和拉美的疫情，再展望一下未來一段時間印度和非洲的可能疫情，恐怕就明白美國“20萬以下”的含義了。這很可能代表了“資本國際”關於全球將有數百萬甚至上千萬人口死亡的一個可以接受的預估。而相對於印度和非洲正在浮現的巨大災難，死亡人數小於20萬的美國將作為一個抗擊疫情成功的國家重新領導世界。可以說，當今不會有任何一個主權國家無動於衷地接受這個疫情預估，甚至美國政府也不會公開接受，但對“資本國際”來說卻完全沒有問題。
第四、這也就解釋了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一系列離奇言論，包括極端的反華言論。此人在國會里被暱稱為“科赫的議員”，從政之前就是科氏（Koch）企業的商業合夥人，步入政壇之後一直是科赫競選資金的最大接受者。眾所周知，科赫兄弟所控制的“自由夥伴”右翼組織是在過去40年裡代表資本勢力購買政治影響力的最大金主，掌握著企業遊說、政治活動的非營利支出以及競選捐款這三大渠道。即使是在宣稱要“排幹沼澤”即抵制政治捐款的2016年大選，“科赫兄弟的私人政治組織所發的工資，比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還多。”“傾注了大筆資金，給了至少19名參議員、42名眾議員、4名州長的競選，以及全國各地不可勝數的層級更小的選舉。”[9]，最後的結果，當然就如雅虎財經在大選次日的標題所言：“特朗普的勝利是華爾街銀行的‘大滿貫’”[10]。對“資本國際”來說，儘管特朗普靠民粹運動上臺，遊離在精英控制之外，但他本人不過是個會玩騙術的傀儡，而副總統彭斯和前任中情局長、現任國務卿蓬佩奧則都是科赫兄弟的家臣。所以蓬佩奧的言論實際上就是“資本國際”的傳聲筒，他對中國的攻擊也就代表了“資本國際”對中國的輿論攻擊。
第五、“資本國際”對中國的輿論攻擊，並不基於意識形態，主要是出於資本的考慮。由於資本的邏輯單一而且直接，所以“資本國際”即使沒有總統和內閣，沒有人統一進行決策和指揮，它的主體企業卻也具有超國家、超政治、超道德的共同行為特徵以及目標上的一致性。仍以科赫家族為例，這個家族的族長弗雷德·查斯·科赫（Fred Chase Koch）“第一次享有大盈利”是在上個世紀30年代幫助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建造現代煉油廠，接下來又與納粹政權“重要代理人”威廉·戴維斯一起參與了希特勒時期德國煉油廠的項目，並從中獲益。據記載，弗雷德曾說，“我認為世界上的健全國家只有德國、日本和意大利，因為他們全都在工作，並且努力工作。”[11] 這就代表了資本家關於現代國家的“資本標準”。無獨有偶，華爾街摩根財團，也正是在那個時期按照“資本標準”將當時積極實行法西斯主義的德國、日本和意大利發展為三個新的客戶[12]。可見，“資本國際”這個虛擬國家雖然寄生在美國，但卻並不必然效忠於美國，它只效忠於資本。具體到對華政策，基於“政治標準”的華盛頓與基於“資本標準”的華爾街並不是同一套，中美之間雙邊經貿談判，實質上是一場三邊談判，“資本國際”在其中有它自身的特殊利益。考慮到美國的主流媒體和蓬佩奧等領頭的政客背後也都是“資本國際”的勢力，而不是美國政府，他們主要為資本家利益說話，而不是國家利益代言人，那麼針對中國的這一波越來越兇的輿論攻勢，還是更多地要從資本的角度來看，而不能僅限於中美之間的國際關係視角。到目前為止，反華輿論攻勢其實並未對中美之間實質性的經貿關係造成太大影響，僅見的現實影響是阻止了部分中國公司進入美國資本市場，這一點很可能是“資本國際”的階段性目標之一。因為在中美經貿協議關於金融服務對等開放的原則之下，如果現實中中國公司進入美國金融市場受到一定的阻礙，而美國企業進入中國金融市場逐漸增加，肯定是符合“資本國際”整體利益的。
第六、“資本國際”針對中國展開的輿論戰當然不僅只是一個戰術，當輿論戰的規模大到形成了戰略性的壓倒性優勢，達到了一手遮天、掩蓋真相、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的程度時，對手就完全任人宰割了，這也是“資本國際”所追求的目標。歷史上很多至今都難以翻案的事件，世人早已普遍接受了西方媒體給定的結論，但假的“真相”背後卻是無數冤死的生命。這是一種系統性輿論操作的結果，諸如下列這樣一些事實真相一直都被很好地掩蓋了：最早的集中營並不是納粹德國的發明，而是由英帝國在肯尼亞和南非建造的。對歐洲猶太人實行的種族滅絕並不是德國人的第一次，在此之前德國已經將納米比亞的赫雷羅（Herero）部落中的大多數人消滅。歐洲的羅姆人（Roma）所遭受的大屠殺和猶太人類似，直到今天仍在受到法國和捷克等國的殘忍迫害。在東剛果發生的導致300萬-400萬人被殺害的當地民兵暴行，背後是跨國集團和多個國家的政府。越戰期間美國空軍對柬埔寨實施的轟炸是種族滅絕性質的，所造成的傷亡遠遠大於紅色高棉的行動所造成的死亡數，等等[13]。“資本國際”是一架將全球當作壓榨對象的贏利機器，西方媒體輿論是確保這架機器順利運轉的根本保障，如果不靠西方媒體輿論掩蓋真相，不把殺人者、被殺者和重大犯罪現場都隱藏起來，贏利機器就無法運轉下去。這正是“資本國際”輿論戰的戰略性意義。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之後，各種跡象表明，中國已成為“資本國際”輿論戰鎖定的一個戰略目標了，各種武器都在開火，非常熟悉的一幕已經開演了。
根據以上六點的分析，將“資本國際”而不是美國鎖定為正在形成的新的兩極世界中的一極，顯然更有解釋力一些。從美國方面看，二戰結束時得美國擁有整個世界一半的財富，控制著西半球和兩個大洋，佔領著日本並掌握著西歐，是國際政治中名副其實的一極。而“鐵幕”降下之後的蘇聯東歐集團構成為另一極，兩者塑造了冷戰時期的兩極世界格局。但是，近半個世紀以來這個世界最大的一個變化，是金融和工商業跨國公司在“新自由主義革命”中成群崛起，並膨脹為一個相互之間緊密聯繫的全球網絡。同時這些大公司每年花費大筆資金控制眾多智庫、媒體和非政府組織以左右全球政治，並通過與美國合體共生而擁有主權國家的實力。所以在國際政治分析中，原本由美國所佔據的那一極就可以被“資本國際”所取代了。
當然，由於“資本國際”與美國長期混合交融，將前者的特性權當作後者的特性，繼續將美國這個概念作為國際政治中的單一行為體，也問題不大。只不過由於這場百年不遇的全球疫情突然暴發，將很多深層的問題硬生生逼了出來，“資本國際”與美國之間的差異也愈發明顯了。
誰是與“資本國際”對立的另一極？
冷戰時期的美國這一極演變成了今天的“資本國際”，冷戰時期的蘇聯這一極提前瓦解了，今天的俄羅斯和獨聯體已退化為多極世界格局中較小的一極，不僅無力抗衡實力巨大的“資本國際”，而且由於全面實行了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實際上也淪為了“資本國際”的一個附屬部分。
但“資本國際”必然有它的對立面，這是由資本的本性所決定的。在一個主權國家之內，一國之內的資本勢力受到本國左翼政治勢力的抵抗，所推行的資本主義政策被社會主義政策所平衡。所以，當今世界各國並沒有純粹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沒有純粹的社會主義國家，大都實行某種程度的混合制度。
一旦越出了主權國家的範圍，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資本勢力越過各國的國界，通過金融和工商業跨國公司的形式聚集成為一個“資本國際”，那麼這個坐擁全球最大規模私人資本的巨無霸，就等於是擺脫了各國國內的左翼勢力，通過超越主權國家而獲得了新的自由。於是人們看到了“資本國際”在全球範圍內以各種形式展開的金融戰，猶如翱翔在自由的高空的雄鷹，對獵物的出擊和捕殺，不再受到無法離開地面的四足動物的干擾。
左翼勢力曾經也有過超越國界的世界性運動，當年叫做“共產國際”，屬於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階段，但最終還是消解在了各國的民族主義運動當中。當“資本國際”通過近半個世紀以來全球範圍的“新自由主義革命”成長為一個私人資本巨無霸並且“劫持”了美國這個世界第一強國之後，左翼勢力反而是全面的退縮，於是力量的天平一邊倒地傾斜了。
傾斜的結果，正如很多學者關注的，首先是財富的高度分化以及日益嚴重的國內不平等和全球不平等（如托馬斯·皮凱蒂等人），還有一些學者指出了階級力量的失衡（如大衛·哈維、諾姆·喬姆斯基等人），但對於“資本國際”所包含的全球政治含義，並沒有太多研究。
如果“資本國際”早已經超越了“共產國際”當初所面對的那個“古典的”資產階級，那麼，超越了“共產國際”的21世紀的世界性左翼運動又是什麼？
其實不是別的什麼，就是近年來中國提出來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和“人類命運共同體”。
在2017年12月的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習近平說：
人類命運共同體，顧名思義，就是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繫在一起，應該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努力把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這個星球建成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變成現實。
2018年3月他說：
中華民族歷來講求“天下一家”，主張民胞物與、協和萬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美好世界。
同年5月他說：
實現合作共贏、共同發展，不依附別人、更不掠奪別人，同各國人民一道努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把世界建設得更加美好。
2019年3月他說：
我們要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堅持全球事務由各國人民商量著辦，積極推進全球治理規則民主化。我們要繼續高舉聯合國這面多邊主義旗幟，充分發揮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二十國集團、歐盟等全球和區域多邊機制的建設性作用，共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習近平多次強調：
我們將繼續本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同國際社會加強合作，共同戰勝疫情。
相關的論述還有很多，但核心的思想很簡潔，也很明確：以人民為中心，不是以資本為中心；各國堅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作共贏的發展邏輯，不是你輸我贏、你死我活的資本邏輯；推進全球治理規則民主化，不是“資本國際”一家獨大；構建天下一家、天下為公的大同秩序，不是要麼依附別人、要麼掠奪別人的資本秩序。
對於當今世界的各個主權國家，關於“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觀念，完全可以接受，提不出反對意見，因為它是當今時代——這個由技術推動的全球互聯互通時代——的“天下政治”，具有最高和最新的道義高度。
但是，“資本國際”卻完全不能接受這一套。中國當代哲學家趙汀陽先生這樣寫道：
天下究竟是什麼？……鑑於不可能逆轉的全球化和互聯網事實，尤其是人工智能技術的普遍化前景，可以看出，在未來，鏈接世界各地的技術系統所擁有的權力將明顯大於國家擁有的權力，因此，政治核心問題將由國家內政以及國際格局轉向作為全球共同問題的世界格局，同時，政治制度建構也將由主權國家逐步轉向天下體系，即一種在多文化條件下保證世界和平及萬民共享利益的世界制度，或者說一種世界憲法（world constitution）。其基本特性是：一個“無外”（all-inclusive）的互聯世界，在其中不存在排他性（non-exclusive）的資源、技術和知識的制度安排。簡單地說，一個非排他性的制度所定義的無外世界就是天下。[14]
很清楚，“資本國際”所堅持的就是“排他性（non-exclusive）的資源、技術和知識的制度安排”，如果它試圖在未來的世界裡進一步鞏固其“排他性的”金字塔形世界秩序，那麼，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思想的新的“天下政治”，就天然構成了與其相對的世界另一極。或者可以簡稱為“人民國際”。
而兩極之間在道義上的新與舊、高與低，已經昭然若揭了。
習近平主席說：
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最大的政黨。我說過，大就要有大的樣子。中國共產黨所做的一切，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人類謀和平與發展。
這就是正在浮現的新的兩極世界——“資本國際”與“人民國際”。新冠肺炎疫情沒有打斷它的出現，恰恰相反，由於“資本國際”方面和“人民國際”方面都採取了非常化的強力措施應對疫情，一方面是“無限量QE”和冒死重開經濟，一方面是“人民戰爭”總體戰和阻擊戰，實際上是以指數級的加速度推進了它的出現。
為什麼會出現西方針對中國的歇斯底里的輿論戰？為什麼會出現西方和中國之間圍繞疫情應對不同模式的無形較量？凡此種種異常現象，在新的兩極世界的新格局中，也都有了解釋。
來源|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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