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是不是真的名符其實？問答頭條網

宋仁宗是不是真的名符其實？

2020-05-06 17:13:41 佚名

生活如此無奈

“為人君，止於仁”，可以說“仁”是一個極高的美諡號，這對宋仁宗來說已然是一個最高的讚譽。

一、宋仁宗太過仁，近乎柔弱，近乎“婦人之仁”

近代歷史學家蔡東藩曾評價宋仁宗道：“仁宗之駕馭中外，未嘗不明，而失之於柔……仁宗以仁稱，吾謂乃婦人之仁，非明主之仁。”

這話有些過激，但不無道理。

宋仁宗時期，北宋已經出現了很多問題，百姓民不聊生，正因為如此，才有范仲淹等人力主的慶曆新政。

但是面對保守派官員的反對，甚至是哭訴，宋仁宗很快就心軟妥協。

宋仁宗的軟弱不堅定，耳根子軟，是慶曆新政失敗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有時候遇到緊急軍情，堂堂一國之君會直接大哭，不知所措。

二、宋仁宗的“仁”有時候太過，近乎表演

史官和當時的文人筆記記載了很多宋仁宗“仁厚”的行為，這是弘揚仁教的需要，宋仁宗知道這一點，儘管他本性就很仁慈，但是有些時間不免有表演的痕跡。

如宋仁宗曾在後宮彈雀射獵，左右給他一張後周太祖郭威的寶弓，他看後說郭威太心狠，殺氣太重，連鳥都不放過，怪不得失天下。

這就是惺惺作態了。

三、官員們喜歡皇帝的仁慈或是柔弱

歷代官員都把宋仁宗看做仁慈的典範且是最高標準。

這很多程度上是官員自己利益的需要——誰不希望有一個不對自己下重手的上司呢，及時犯錯也不受重罰。

北宋時期就有很多文人士大夫讚頌甚至是吹捧宋仁宗的仁。

北宋蔡絛《鐵圍山叢談》記載一則故事：

仁宗聖度深遠，臨事不懼。當寶元、康定之時，西夏元昊始叛，而劉平敗死，京師為雨血。及報敗聞，上喜曰：“天下平安久，故兵將不知戰。今既衄，必自警。宜少須之，當有人出矣。”
後果勝，而元昊請服。上又曰：“國家竭力事西陲，累數年，海內不無勞弊。今幸甫定，然宜防盜發，可詔天下為預防也。”

會山東有王倫者焱起，轉鬥千餘里，至淮南，郡縣既多預備，故即得以殺捕矣。

西夏元昊叛亂，前線將領戰死，宋仁宗聽到後竟然高興，認為“必自警”，會有人來收拾元昊。結果後來元昊和談了。

這件事竟然值得宋人吹捧。

宋人的吹捧還沒完，元昊請服，仁宗又提醒預防盜賊，果不然發生了王倫起義，“郡縣既多預備，故即得以殺捕矣”。

然而事實是，小小的王倫起義，竟然轉戰千餘里，就是因為各地沒有“預備”。

我覺得宋仁宗的“仁”更多的是柔弱，趕上北宋一段較安定的時期，大臣們對他倍加推崇，若是換個亂世，宋仁宗的形象可能就不一樣了，可能就是個庸碌之主。

微史春秋

宋仁宗是趙禎的廟號，在帝王諡號越來越長，失去蓋棺定論作用以後，廟號基本承擔起了這個責任。“仁”是儒家士大夫追求的“修齊治平”裡的最高理想，而其付諸理想得以實現的方式，就是“聖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輔助“仁君”以達天下。

說實話，宋仁宗治下的北宋時代，並不是一個以“征服”和軍事擴張強國的“盛世”，也不一定是一個人民安居樂業，路不拾遺的升斗小民的“盛世”，而是一個士大夫理想中的“盛世”，基本達到了皇權於臣權相平衡，相尊重的程度。宋仁宗執政的時代，是一個官僚主義繁榮發展的時代。

所以宋仁宗的廟號，在士大夫眼中，就是一個“仁”，一個作為帝王的最高評價。但他的“仁”並不一定就是大家所理解的那種“鐵腕政治強人”，而是一個有點優柔寡斷，缺乏恆心的“心軟”的皇帝。

這樣的皇帝，確實很適合做一個守成之君，但“君臣共治’未必就是一件好事，畢竟“臣”這個群體，是一個固有的剝削階級，也是宋代政治的癥結之所在。

宋仁宗足夠“仁”，所以范仲淹組織的“親歷新政”很快無疾而終，說到底，還是他的支持，在遇到強大阻力的時候，他本人就毫無意外地退縮了，在面對宋代日益嚴重的“三冗”問題上，他的表現也只能說馬馬虎虎，勉強維持，解決不了問題，卻也沒有把問題帶入更加嚴重的局面。

當然，單純從道德角度上而言，宋仁宗堪稱道德楷模，儒家對於“君子”的要求，他幾乎都達到了，無論是在律法上，還是在賦稅上，他都極大程度上做到了體恤人民，同時他本人也是一個勤儉節約的好皇帝。在用人方面，也十分具有政治才能，充分能知人善用，本人脾氣也好，甚至能夠忍受當堂被大臣指責。

如果你是一個宋朝的士大夫，那必然是堅定不移地支持宋仁宗，並感激這個時代擁有這樣一個皇帝。

但是，以宋朝所面對的現實環境而言，宋仁宗的“仁”卻不足以帶領大宋走出歷史困境，但很遺憾的是，他之前之後的皇帝們，都沒有類似於唐太宗那種遠見卓識，以及決策能力。

趙家的天子似乎從趙匡胤以後，都極度缺乏一種皇帝的重要素養，就是決策能力，宋代社會重文輕武，乃至抑武的風氣，大抵就是這種決策不斷受到文臣影響的緣故。臣權的不斷擴大，使得中國社會的尚武之風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人人以“唱名東華門外”為榮，以從軍征戰為恥，乃至於極端地打壓武人的生存空間。

乃至於到了宋仁宗時期，這種風氣以及政治格局，隨著宋仁宗的：“仁”發展到了新的高度。他的“仁”很大程度上縱容了文臣們打壓武將的囂張氣焰，狄青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哪怕在其支持下能夠以武人身份執掌樞密院，卻也在仕途上遭排擠，人格上被文臣壓一頭。

總而言之，宋仁宗的“仁”有其“仁治天下”的一面，卻也有著促進士紳階層文臣打壓武人局面形成的一面。文武不能並重，雙方不能相輔相成，或形成平衡，勢必會走向一個難以挽回的局面，比如尚武的唐朝，因武人藩鎮而亡，而落到宋朝，就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文人擁有太多的政治權力和社會影響力，導致了宋代軍事受到了極大制約，而最終葬送了北宋。

江畔初見月

宋朝衰敗正是從宋仁宗開始！

因為過於仁厚，宋仁宗錄取的進士比例是最高的，這是冗官的巔峰！

宋仁宗坐視狄青被人汙衊，還要假惺惺的掉兩滴鱷魚淚！

總是在戰和兩端猶豫不決，致使西夏坐大，遺禍子孫！

對文人太好了除了得了一個仁宗的名頭，對百姓全無裨益！

看似仁君，其實一事無成！

宋光華的歷史天空

宋仁宗如果以儒家的標準來衡量，那就是名副其實。但個人認為，他的仁有水分。

首先他在位近五十年，卻用了二十多個宰相，政局漂浮不定，對內搖擺於改革與保守之間，對外卻猶豫於和與戰，對臣子忠奸並用，對敵我同樣悲天憫人。

他的優點是有很多的，確實仁義，正史上的故事也有很多，為了不讓隨從受處罰而不喝水，為了不成慣例而不喝羊湯，臣子（包拯）唾沫濺臉上了還讓他罵完，關鍵還採納了他的意見，但是，不知道這位大爺是真的太無定見呢，還是太精於帝王之術玩弄平衡，反正提拔了很多名臣，同樣也養了不少奸佞，對言官與百姓保持了較高的言論自由度，但也放縱了奸佞對社會和忠良的迫害，也坐視了敵人的強大。

如果以慈不掌兵仁不謀政來說，他是不合格的，所謂仁者還有一句叫大仁不仁。但因為他對文人太過寬鬆與優待，所以讀書人都念他的好，把他提高到了守成之君的最高境界，當然他治內的國家經濟與文化也確實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巔峰，沒有任何時代有過超越，特別是文化，北宋的大家差不多都出在他的手裡。

所以評價這樣一個人得見仁見智，不應該有標準答案。

潛龍跨漠

宋仁宗是宋朝的第四位皇帝趙禎，“仁宗”是他的“廟號”。

在古代，皇帝死後，朝廷為評判他的一生，要為他議定“諡號”，他的靈位進入皇室的家廟——太廟，要有廟號。諡號和廟號原來都是一個字或兩個字，如“文”、“武”、“景”、“真”等，但從唐玄宗開始，對自家先朝皇帝的諡號用字太多，誇耀太過，他將唐高祖的諡號“拉長”“加厚”為“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將唐太宗的諡號加成“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將唐高宗的諡號加成“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此後歷代皇帝都對自己的先人不吝譽詞，已故皇帝的諡號也越拉越長，清朝開過皇帝努爾哈赤的諡號甚至達到二十九個字，為“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倒是廟號，一直保持了一個字的傳統為。因此，後人就“擇簡而從”，對故去的皇帝只稱廟號。

而廟號雖然簡單，也是有褒貶含義的。中國歷史上最早使用廟號的是商朝，當時就規定：“創立基業曰太，功高者曰高”，又如根據明代的《諡法解》：皇帝生前“經天緯地、修德來遠、勤學好問、道德博聞、慈惠愛民　敏而好學”可諡為“文”；“克定禍亂、保大定功、威強敵德、剛強直禮、剛強以順、闢德斥境、折衝禦侮、刑民克服”可諡為“武”，“文”和“武”就是“美諡”，而隋煬帝廟號為“煬”，《諡法》說，“好內遠禮曰煬，去禮遠眾曰煬，逆天虐民曰煬，好大殆政曰煬，薄情寡義曰煬，離德荒國曰煬”，則明顯是“惡諡”。

但是，在宋仁宗之前，卻沒有一位皇帝被定廟號為“仁宗”。恭、寬、信、敏、惠，孔子說：“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而仁，字面意義是二人，內涵則是此“仁”不僅是我一個人，還有我以外的第二人、很多人，所以人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將心比心地以友愛、同情之心對待每一個人；後來發展為做人要效法天地，數字“三”代表“天、地、人”三才，“仁”則從二不從三，即要化掉人心，只懷天地心，以“天性善良、地德忠厚”之心為人處事；人有博愛心、包容心，自會產生仁愛心，是個人自我提升之道。《大學》中說：“為人君，止於仁”。在廟號中，“仁”無疑是最高評價之一。

在中國歷史上四百多位記錄在冊的皇帝中，能夠被定議為“仁宗”這一廟號的，宋仁宗是第一位，後來也只有元仁宗、遼仁宗、夏仁宗、明仁宗、清仁宗等五位，而後五位似乎都有“過譽”之嫌。

宋仁宗之所以被稱為“仁”，並非徒有虛名，而是他確實“天性善良、地德忠厚”，能夠以包容心、仁愛心對人對事，得到了當時人和後世的高度認可。

首先，宋仁宗對朝中官員非常包容。

仁宗嘉佑六年（1057），為選取優異人才，仁宗舉行了“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制舉考試。制舉考試是比三年一屆的科舉考試層次高一級、難度更大的考試。宋朝三百二十年曆史中，考中進士的有四萬多名，考中制舉者卻僅四十一人，相差1000倍，其難度可見一斑。當時蘇軾、蘇轍兄弟報名參加。但蘇轍卻在試卷裡對仁宗大加撻伐，指斥仁宗“沉湎於酒，荒耽於色，晚朝早罷，早寢晏起，大臣不得盡言，小臣不得極諫。左右前後惟婦人是侍，法度正直之言不留於心，而惟婦言是聽。”蘇轍的試卷引起考官的爭論，一位考官認為蘇轍不知仁宗的人品、作風，卻僅憑道聽途說的虛妄之言，“惡毒攻擊”仁宗，簡直“大逆不道”，不應錄取，考官司馬光則認為，蘇轍敢於指正朝廷得失，無所顧忌，所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要選撥的不正是這樣的人才嗎？應予錄取。雙方激烈爭論，很長時間不能形成結論。最終仁宗指示：“朕舉行制科考試，本意就是要選取敢言之士。蘇轍只是一個小官，卻敢於如此直言，應該特別給予功名。”蘇轍終被錄取。蘇軾、蘇轍兄弟一同被錄取後，仁宗自得地說：“又為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欣喜之情溢於言表。

仁宗非常寵愛一位張姓妃子，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在朝中任管理國家財政的“三司使”，“三司使”在朝中稱為“計相”，地位僅低於宰相和樞密使，但張堯佐想借張貴妃的關係再進一步，兼任比三司使更為“清要”的“南院宣徽使”，仁宗也有意答應。一天仁宗離開後宮到前殿坐朝前，張貴妃追到宮門口囑咐仁宗：“管家別忘了宣徽使！”仁宗答應著走了。但張堯佐、張貴妃的做法遭到了包拯等諫官的反對。當時包拯正在朝廷監察機構之一的“察院”擔任監察御史，強烈反對提升張堯佐，聯合其他諫官，合力彈劾，言辭激烈，指責張堯佐平庸無能，品質惡劣，不僅不能提拔，現任職務也要罷免。面對包拯等諫官的“極諫”，仁宗感到張堯佐的事情很難辦，想退一步，就答應免除張堯佐的現任職務，放外去當節度使。誰料眾諫官的態度更加激烈，包拯更是挺身來到仁宗近前，高聲抗辯，連唾沫星子都噴到仁宗臉上。

仁宗有些動氣，對包拯等人說：“你們這是在聲討張堯佐嗎？節度使是個粗官，值得這樣爭吵嗎？”

包拯旁邊的諫官唐介立即回懟說：“太祖、太宗都曾擔任過這一官職，節度使恐怕不能算粗官。”

仁宗無以辯駁，張堯佐外放的事只得作罷。

回到後宮，張貴妃迎上來打聽，仁宗撩起衣袖，邊抹臉邊對張貴妃抱怨:“你只知道要宣徽使、宣徽使！難道就不知道包拯是御史嗎？”

至高至尊的皇帝被官階只有七品的諫官如此當面指斥，如果沒有仁宗的包容，何來包拯的千古直諫之名？

四川一個讀書人獻詩給成都府知府寫了一首詩，其中有句：“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成都府知府看了很害怕，這不是煽動他造反麼？趕緊把讀書人押送京城，請仁宗處治。仁宗卻說：“這老秀才只是急於做官卻始終當不上，才寫詩洩憤而已，豈能因一句詩治他的罪？不如干脆給他個官做，說不定因為感激，他會做得很好。”讀書人竟因此出任官階為正七品、府衙管理民事、戶籍的司戶參軍。

其次，宋仁宗對天下百姓、宮中侍女非常仁愛。

一天晚上，仁宗在宮中聽到絲竹之聲，問何處在作樂？宮人說：這是民間酒樓在玩耍。仁宗哦了一聲，不再過問。宮人說：庶民都如此快活，咱這皇宮卻如此冷落！仁宗回道：正因為咱這裡冷落，他們才有了這種快活；我要是那麼快活，冷落的就是他們了！

宋朝與西夏發生戰爭，遼國趁火打劫，要求增加宋真宗時宋遼兩個簽訂的“澶淵之盟”中所規定的“歲幣”，否則就開仗。仁宗派大臣富弼去遼國談判，答應每年增加銀10萬兩，絹10萬匹，維持了和平。不久有人上書仁宗，稱富弼有罪。仁宗說，只要不打仗，有利於百姓，不敢愛惜財物。上書人說，財物不是取自百姓嗎？仁宗回答：“財物的確取自百姓，但這些財物不是一天取來，不至於引起百姓困頓，但一旦打仗，不管勝負，卻足以在瞬間造成民生凋敝。世上沒有兩全之事，只能兩害相權取其輕。”上書人幾乎是無禮地反問仁宗：“這樣會造成遼國貪得無厭，下次他們不要財物了，而是提出要陛下的獨生女兒，又怎麼辦？”仁宗沉思良久，答道：“如果對社稷萬民有利，我豈敢愛惜女兒？”

有一年鬧饑荒，地方發生了一些饑民偷、搶穀米、打傷糧店店主的事件，仁宗對此的看法是：“飢劫米可哀，盜傷主可疾。雖然，無知迫於食不足耳。”下旨全部免除了饑民所犯的死罪。

一天汴梁一位百姓到開封府報案，說自己的兒子剛剛結婚三天，就有人拿著宮中的指令把媳婦招進了禁宮，至今已有半月，還沒有任何消息，請開封府給想辦法。開封府知府範諷聽後馬上請示仁宗，請求面見。見到仁宗，範諷向仁宗彙報了百姓反映的情況，且說：“陛下不近女色，朝野共知，怎麼應該出這個事？況且這位百姓的兒媳已經成婚，宮中將她強行納進，怎麼宣示天下？”仁宗說：“皇后曾說最近是有人進獻了一名女子，姿色頗佳，但朕還沒有見到啊。”範諷說：“如果是這樣，請陛下這就把這名女子交給臣，免得陛下被身邊的人欺矇，為陛下招來怨言、誹謗。陛下在此當面把女子交給臣，臣回衙後立即當面交給百姓，不然陛下遭到的誹謗沒法向天下百姓一一說清啊！”仁宗立即召來女子，交給範諷，由他領走。

仁宗的寵臣王德用獻給仁宗幾名女子，諫官王素聽說後進諫，勸仁宗放女子出宮。仁宗笑著對王素說：“朕是真宗的兒子，卿是真宗尊敬的宰相王旦的兒子，我們跟別人不一樣，是世交。王德用進獻女子的事確實有，這幾個女子在我的身邊跟我相處得很親近，就留下她們如何？”王素說：“臣所說的正是怕她們跟陛下親近。”仁宗聽了臉色大變，命令身邊的宦官：“馬上給王德用進獻的女子每人支領三百貫錢，讓她們立即從內東門出宮。事情辦好了馬上回來報告。”王素說：“陛下既然同意臣的想法，也不必這麼著急，等陛下回到內宮再打發她們也可。”仁宗說：“朕雖然貴為帝王，但人情和百姓也是一樣的。如果回宮後打發她們，看到她們哭哭啼啼，恐怕會不忍讓她們走啊！卿稍待一會，等人回來報告吧。”隔了很長時間，宦官回來報告，宮女已經出了內東門。仁宗聽後，離坐而起，很是動容。

有一次，宋仁宗在宮中散步，時不時的回頭看，回宮後，風風火火地對嬪妃說道：“朕渴壞了，快倒水來。”嬪妃覺得奇怪，問仁宗：“為什麼在外面的時候不讓隨從伺候飲水，而要忍著口渴呢。”仁宗回答：“朕屢屢回頭，但沒有看見他們準備水壺，如果我要是問的話，肯定有人要被處罰了，所以就忍著口渴回來再喝水了。”

第三，仁宗對宋真宗劉皇后非常仁義。

仁宗的母親李氏原是民間女子，很小時父母雙亡，被迫到一座尼庵出家。宋真宗的皇后劉娥到尼庵燒香，發現李氏面貌娟好，性情溫和，就將李氏帶回宮中，做了自己的侍女。後來因劉娥很長時間沒有生育，建議宋真宗臨幸了李氏，生了仁宗。但仁宗出生後，劉娥就將仁宗抱走，自己撫養。這就是是民間演義“狸貓換太子”的“本事”。

“狸貓換太子”自然是子虛烏有，但劉娥從此斷絕了李氏和仁宗的聯繫，卻是事實。但劉娥並沒有虐待李氏，而且對仁宗一直當親兒子撫育，極其慈愛，仁宗也一直把劉娥當做親生母親，直到劉娥去世，才知道劉娥與他有奪母之恨。

仁宗剛開始知道母親被迫與自己一世分離，非常憤恨。但當深入調查，得知劉娥在生前沒有迫害自己的親生母親，而且在李氏去世後以皇后之禮厚殮了李氏，採取措施保留了李氏的遺體，並開棺查驗生母的入殮情況，確認生母並不是傳言中的遇害身亡，理解了劉娥，且回想起劉娥對自己的慈愛和養育之恩，特意在劉娥靈柩前焚香祭拜，哭著說：“自今以後，大娘娘一生清白了！”以太后應有的禮儀厚葬了劉娥。

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出現了“仁宗聖治”的局面，被後人盛稱為“史上最好的四十年”。嘉祐八年（1063）三月，54歲的仁宗去世，“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內之前”，全城百姓主動罷市，慟哭很多天，甚至是小孩子和乞丐都趕到大內錢燒紙錢悲哭；當他的死訊傳到洛陽，市民自動停市哀悼，焚燒紙錢的煙霧飄滿了洛陽城的上空，以致“天日無光”；仁宗去世，甚至影響到了偏遠山區，當時有一位官員前往四川出差，路經劍閣，看見山溝裡的婦女們也頭戴紙糊的孝帽，哀悼仁宗；仁宗去世的訃告送到遼國，“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遼道宗耶律洪基大吃一驚，衝上來抓住宋國使者的手號啕痛哭，說：“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又說：“我要給他建一個衣冠冢，寄託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