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有時和困頓有著不解之緣。1962年，約瑟夫·海勒憂心忡忡地坐在小火島一幢屋子的平臺上，他當時從事撰寫廣告之類的工作，感到索然無味。他的小說《第二十二條軍規》銷量較為穩定，每星期能賣800本到2000本，但這並沒有讓他賺到很多錢，因為這本書始終沒有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海勒要養活妻子和兩個孩子。他靠教書補貼家用，在大學創作班開課時他就告訴學生：一個作家即使把他寫出來的每個字都發表了，也絕對需要其他收入來補貼生活，一般來說無非是通過教書或者跟有錢人結婚來彌補。
約翰·歐文也靠教書賺錢餬口。在他寫前4本書的那些年裡，教書是一種既體面又不太耗費時間的謀生方式。但授課和做教練還是讓他感到不滿，並不是因為他不喜歡授課或者做教練，而是因為那樣一來，他就沒時間寫作了。他說：“賺到足夠的錢，讓自己可以專職寫作，由此帶來的一大好處，就是我可以一天寫上12小時了。”
威廉·斯泰倫同情那種賺錢不多，因而生活不夠舒適的作家，他指的是舒適，而非不必要的奢侈，因為他本人就不時深陷嚴重的貧困之中。他認為，在美國，作家可以隨心所欲地寫，只要不觸及違法或者色情的題材。同樣，在美國，作家也不見得就會捱餓，很少有作家在經濟上困頓到無法正常寫作的地步。他說：“事實上，一些年輕作家——而且是不錯的作家——都快成百萬富翁了。”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曾經有過一段非常窮的日子，為了填飽肚子，她必須對錢小心在意。但她的貧窮和真正的貧窮不一樣，她認為當她身在其中時，還是有方向感的，並未被真正困住。她很小的時候就開設了銀行賬戶，並學習如何使用它。她說：“我知道我必須保持經濟獨立，而且我一直如此。錢對女人很重要，因為當你在經濟上依賴一個人的時候，你的想法改變之大會讓你自己大吃一驚。真的，任何人都不例外。”
（石 衣摘自《三聯生活週刊》2018年第36期，123RF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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