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作為世界文明古國，古代圖書事業源遠流長，從古至今都有較為完備的管理制度。
先秦時期，是我國古代圖書事業興盛的重要時期，而史官作為圖書館的重要公務人員，其職責和權利也影響著後代圖書事業的發展和進步。
01，史官設立的必然性
說到史官，在典籍《說文解字》中有這樣的記載：
“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
也就是說，在先秦時期，史官主要指的是從事執筆，記事，撰寫，掌管典策的人。
一般而言，史官的職務也不是一般人能夠勝任的，在古代時期，這是一門較為專業的技能。
我國最早的史官要追溯到殷商時期，《世本》中有云:
“黃帝之世，始立史官，蒼頡、沮誦，居其職矣。”
西周時期，隨著文化事業的進一步發展，我國的圖書逐漸從最為原始的甲骨之書向絲帛之書過渡。
對於一般的甲骨文來說，最早的目的是預測和占卜的，再加上材料偏硬，內容撰寫不易，人們在創作的時候，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桎梏和影響。
和傳統的甲骨文相比，絲帛上的文字書寫更為便捷和方便，不管是在寫作方式，寫作條件，寫作速度上都有顯著的提升，它打破了書寫材料的限制，給予創作者更為廣闊無垠的思想空間和機會。
所以，這個時候，文化事業出現了很大的進步和繁榮，也為春秋時期的百家爭鳴奠定了條件。
02，“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圖書的管理人員史官的職能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是記言記事
《漢書·藝文志》說“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可見，記錄是史官的最重要職能之一。
古代和現代不同，在印刷術出現之前，所有的內容編輯都需要人工去記錄。
在《尚書》中，也有很多關於周文王和他的大臣之間的一些對話和命令，不管是“誥”“命”還是“誓”，都是統治者叮囑臣子的一些術語，這都需要史官去記錄的。
有了記言記事的職責，那麼也就少不了對於圖書，特別是古代典籍的編劇工作了。
我們現在看到的圖書管理員，很多的書籍分類是按照領域或者是專業進行分類，而古代的書籍，也有它嚴格的分類標準。
在先秦時期，尤其是春秋戰國時期思想文化百花齊放的時期，史官的工作量是非常之大的。
不僅如此，史官還需要主管藏書，管理文獻，並且對各類的文獻著作進行分類和整理歸納。
比如，從現在很多發掘的資料中可以發現，殷商時期的甲骨文和帛書文獻是嚴格劃分的，這樣的規整工作就是史官的重要工作之一了。
03 ，職能的細分
隨著圖書事業的進步，分類就更為詳細了，此時的藏書分為王室宗廟藏書，太史府藏書和盟府藏書這三類。
而掌管藏書的史官的分類和職責也更為細緻。
比如，根據周王朝的藏書管理規模和細分政策，史官也細分為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等不同職務。
而很多的諸侯國也設著了藏書的府邸，學習別國的知識和文化，以提升自己在諸侯國中的政治和經濟地位。
此時，地方官藏的出現，打破了官員的藏書壟斷，對於春秋戰國之際學術下移，私人著述繁榮，百家爭鳴的出現和發展都有著直接關係。
其中，設置史官最早的國家是秦國，在《初學記》中，有這樣的記載：
“是則周之列國,亦各有史官,書事記言,以裁討典。”
在西周和東周時期，
古籍中記載“吏官”一詞的大約有30多處，而諸侯國的吏官在古籍記載中有33處，可見，這個時候文化的繁榮，吏官工作的職能越分越細。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在此時，吏官在諸侯國的設置已經相當的完善和普遍。
但是名義上，各諸侯國仍然是從屬於中央王朝，只能稱之為地方吏官，和中央形成了較為完整的上下級管理系統。
04，職位的變動
春秋戰國時期是動亂時期，隨著各國經濟和文化的進步，各國的諸侯也都效仿和學習中央史官的職位，在自己的國家設置了藏典設史的措施，吏官也發揮著進一步的變化。
在春秋初期，吏官能夠憑藉著自己淵博的知識，便利的閱讀條件，還可以協助統治者處理一些國家的事務。
而到了春秋中期以後，隨著宗法制度的破壞，封建官僚制度的確立，吏官的職能和工作內容為了適應當時的社會，變得更加的細緻。
一方面，是因為社會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精細化，吏官已經不可能兼任過多的角色，文字檔案的工作也只能朝著更為專業化和細分化的工作發展；
另外一方面，隨和社會的變革，新興的地主階級為了鞏固自身的統治，和國家的守舊和保守勢力做著最後的對抗，逐漸建立起了以君主為首的官僚制度，吏官們也開始逐漸擺脫了高級參謀的管理工作。
他們逐漸退居到了幕後，默默地從事著記錄政事和編輯圖書的工作。
有的吏官尚且能夠保住自己的差事，而有一部分吏官的職位發生了變動，或者隱居山林，或者是流亡他國，開始一些教學的活動。
這些變動和人才的交流和碰撞，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各國的文化思想交流和融合，從而促進了百家爭鳴。
作為古代的圖書檔案工作者，吏官也經歷了從興起，繁榮到衰落的過程，他們是一個特殊的文化群體，在先秦時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漢書》《世本》《說文解字》《尚書》《漢書·藝文志》《初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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