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柯爾克孜族是吉爾吉斯斯坦的主體民族

柯爾克孜族國外同源民族漢譯稱作吉爾吉斯族，民族語言為柯爾克孜語，屬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東匈語支克普恰克語組。

柯爾克孜族主要分佈在吉爾吉斯斯坦以及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等地，在黑龍江省富裕縣五家子屯也有數百人聚居，是18世紀從新疆遷去的。

柯爾克孜族是吉爾吉斯斯坦的主體民族，佔其總人口的69.2%，根據2010年

統計，中國境內的柯爾克孜族人口數為186708人。

“

柯爾克孜牧場

”是民族的自稱，也是其他民族對該民族的稱呼，國外同源民族被漢譯稱作“吉爾吉斯”。

“柯爾克孜”含義有多種不同的解釋：

一說是四十的複數，可解釋為“四十‘百戶’”，也就是四十個部落；

一說是“山裡的遊牧人”，還有“山中的烏古斯人”、“依山傍河之人”、“草原人”的說法；

也有說“柯爾克”是四十，“克孜”是“姑娘”，“柯爾克孜”就是四十個姑娘 [1] 。

歷史

柯爾克孜族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兩千年前。《史記·匈奴列傳》最早出現了對柯爾克孜族的先民的記載。約公元前3世紀末，匈奴征服的北方諸族中，就有“鬲昆”，《漢書》作“隔昆”，“鬲昆”或“隔昆”即柯爾克孜族的先民，“鬲昆”是當時柯爾克孜的譯音。從《史記》的記載看，當時的“鬲昆”居住在匈奴以北，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國以北的吉爾吉斯湖周圍，其活動地區為阿輔水（阿巴根河）與劍水（葉尼塞河）之間。

唐代以前，柯爾克孜族主要從事遊牧和漁獵。至唐代，柯爾克孜族有了很大發展，人口達數十萬，其中勝兵八萬。他們雖然仍以牧業為主，但農業生產已有一定程度的發展。他們能用鐵製造兵器，使用十二生肖紀年，反映出古代柯爾克孜族社會經濟文化在當時北方各民族中，是比較先進的。柯爾克孜語屬於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公元5、6世紀時，受突厥汗國統治，柯爾克孜族使用過古突厥文。柯爾克孜族地處匈奴西部，漢朝時被匈奴冒頓單于征服。此後又先後為鮮卑、柔然等族所統治。

隋唐之際，柯爾克孜族被稱為“契骨”，最早受突厥的統治並與突厥有姻親關係。貞觀初，突厥被唐太宗擊破，契骨歸附於薛延陀。當時契骨分屬於三個酋長，尚無統一的政治機構，薛延陀可汗派一俟利發失缽屈阿棧為都督，隸屬於燕然都護府。此後數十年中，與北方各族、與唐朝都保持了良好的關係。到唐肅宗乾元（758-760）年間，契骨為回紇打敗，臣服於回紇，此後被稱為黠戛斯。9世紀20年代，黠戛斯在其首領阿熱領導下，逐漸強盛，並發動了反抗回鶻統治的鬥爭。這場鬥爭堅持了二十多年，公元840年，阿熱乘回鶻汗國統治集團發生內訌及遭受災荒的時機，在回鶻大將句錄莫賀引導下，發十萬大兵侵襲回鶻汗國，殺可汗誅掘羅勿，迫使回鶻各部離開故土，南下西遷。以阿熱為首的黠戛斯統治集團在原回鶻汗國領土基礎上，建立起了強大一時的黠戛斯汗國，建都於牢山（約今葉尼塞河上游薩彥嶺）以南賭蒲（約今圖瓦）地區。

《遼史》稱黠戛斯作轄戛斯。至10世紀時，契丹族興起，

黠戛斯成為契丹政權遼的屬國，遼在轄戛斯設“轄戛斯國王府”。1124年耶律大石西逃，經過轄戛斯地區時，肆意劫掠，遭到轄戛斯人的截擊和驅逐。

元代稱柯爾克孜族為乞兒吉思或吉利吉思。12世紀末，蒙古興起時期，柯爾克孜族也曾受到蒙古的侵襲。1206年,鐵木真稱成吉思汗，將包括柯爾克孜在內的百姓分封給自己的弟弟豁兒赤。

元亡之後，柯爾克孜族的近鄰西蒙古瓦剌部強盛起來，柯爾克孜族又成為瓦剌的屬部。15世紀前期，隨著瓦剌首領也先的死亡，瓦剌勢力衰弱，逐漸西遷到額爾齊斯河一帶。柯爾克孜從此擺脫了瓦剌的統治。

16世紀時，在葉尼塞河一帶的柯爾克孜族分成四個部分，被稱為四個王國，即圖瓦王國、葉澤爾王國、阿勒蒂爾王國和阿勒蒂薩爾王國。阿勒蒂薩爾王是四王之首。16世紀末、17世紀初，準噶爾部逐漸強大，柯爾克孜族大部分成為準噶爾的屬部和屬地，同時也是準噶爾汗和阿勒坦汗爭奪的重要地區之一。此時，沙皇俄國向東侵略擴張的矛頭伸到了柯爾克孜地區。柯爾克孜族人民對沙俄的侵略擴張活動進行過激烈的反抗。1703年秋，傷亡巨大的柯爾克孜人聽從其厄魯特宗主的決定，在2500名厄魯特士兵帶領下，舉族越薩彥嶺，遷到額爾齊斯河東南草原。遷徙過程中，除少數留在薩彥嶺與唐努山之間的河谷中以外（今圖瓦一帶），大部分遷到了西部伊塞克湖地區、費爾幹盆地極其附近山區，另一部分遷到了帕米爾高原、興都庫什山和喀喇崑崙山一帶及其附近地區，與先期到達此地的同族匯合。

清朝稱柯爾克孜族為布魯特。18世紀初，布魯特人處於封建農

黠嘎斯（Kyrgyz）

奴制階段，以遊牧畜牧業為主。“愛曼”是社會基層組織，若干“愛曼”為一鄂拓克，其首領稱“比”，每一比“或有管領一二十愛曼者，或有管領二三十愛曼者”。為了反對準噶爾的掠奪，布魯特與哈薩克、維吾爾一起進行了長期的反對準噶爾貴族奴役、掠奪的鬥爭。這個鬥爭，實際上與雍正、乾隆時期政府與準噶爾農奴主貴族的鬥爭東西呼應，起到了互相支持的作用。

18世紀後期浩罕征服了費爾幹納盆地的布魯特部落，19世紀初又開始逐漸侵佔中國布魯特各部。

19世紀中葉，俄國勢力逐步東侵，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沙俄乘機與清朝簽定了《中俄北京條約》，給清政府強加了一條西北邊疆地區中俄邊界的分界線，把大批柯爾克孜部落劃歸俄國。1864年又強迫清政府簽定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大部分柯爾克孜族部落被劃入俄國。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設省時，留在清朝版圖內的柯爾克孜族人，只剩下當時柯爾克孜人口總數的二十分之一了。

1895年，英、俄瓜分帕米爾後，帕米爾東部色勒庫爾（今新疆塔什庫爾幹縣）的柯爾克孜族人民，為阻擋沙俄繼續東進，和沙俄進行了長期的鬥爭。

辛亥革命以後，新疆柯爾克孜族人民經歷了楊增新（1911～1928）、金樹仁（1928～1933）、盛世才（1933～1944）以及國民黨的統治。1916年，中亞地區的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因不堪忍受沙俄的專政統治而進行反抗，遭到殘酷鎮壓，大約15萬柯爾克孜族難民遷到北疆伊犁、南疆阿克蘇、烏什、喀什、伽師等地。

抗日戰爭爆發後，柯爾克孜族人民積極參加抗日活動。許多青年參加了反帝會，牧民們為抗日前線捐獻牲畜和各種物品。

1949年9月25日，柯爾克孜族人民與各族人民一道迎來了新疆和平解放。從此結束了苦難深重的歷史。1954年7月14日，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宣佈成立，自治州包括阿圖什市、烏恰縣、阿合奇縣、阿克陶縣。如今，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已經在共和國的史冊上寫下了五十多年民族自治的歷史 [1] 。

政治

古代柯爾克孜的社會組織基本形式是氏族部落制度，至清代其形式仍然較為完整地保留著，但與原始社會的氏族部落制已經有了本質上的差別。氏族部落內部已有階級對立，血緣關係已被打破。同一氏族部落的人，其祖先可能分屬於另一氏族部落，甚至另一個民族。氏族部落實際上已經變成一套行政體系。

清代，柯爾克孜族部落在漢文文獻提到的主要有：薩雅克、薩爾巴噶什、布庫、霍索楚、啟臺、薩婁、額德格納、蒙科爾多爾、齊裡克、巴斯子、衝巴噶什、胡什齊、嶽瓦什、提依特、奈曼、希布察克、諾依古特、蘇勒圖等。上述部落若按遊牧地域劃分，大體可沿納林河、費爾干納山脈為界，分為東西兩部；若按各部落間的親緣關係，這些部落又有“伊什克里克”（內部）、“塞爾特克”（外部）之分，而“伊什克里克”和“塞爾特克”之內又分為左翼和右翼。

“伊什克里克”和“塞爾特克”大體是各大小部落按親緣關係遠近構成的兩大部落聯合體。部落在多數情況下被稱為“鄂托克”，管領一二十或二三十個氏族（愛曼），酋長稱“比”。愛曼由若干阿寅勒組成，頭人稱“阿合拉克齊”。阿寅勒是部落和氏族成員共同居住和勞動的基層單位，一般由5～7戶組成，有自己的名稱和固定的牧場，成員在農牧業生產和狩獵活動中彼此協助。每個阿寅勒有一個頭人（巴什）主持內部的各種生產勞動。戶或牧戶（帳戶）是柯爾克孜社會的細胞。

1884年新疆建省以後，隨著中央集權制的加強，各種行政管理機構的設置，柯爾克孜族傳統的氏族部落制度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開始逐步解體。傳統的以父系血緣關係為紐帶的社會組織，轉化為以地緣關係為基礎的社會組織。阿寅勒變成單純的生產組織。20世紀30年代以後，柯爾克孜地區完全被納入縣、區、鄉和村各級行政管理體系之中，阿寅勒成員之間和阿寅勒之間的重大問題不再由頭人而轉由所在區、鄉、村政府處理。新中國成立後，柯爾克孜族的氏族部落組織雖已消失，但由於傳統習俗，部落觀念和部落頭人的影響仍然存在，在牧區表現的較為明顯。

柯爾克孜族的先民很早就步入了階級社會，有考古材料證實部落成員之間已存在貧富分化。在薛延陀汗國統治時期，部落事務由論悉輩、居沙波輩和阿米輩三位酋長分治，薛延陀派一名頡利發監治。唐代，漢文史書稱黠戛斯君長為“阿熱”（後突厥汗國、回鶻汗國稱之為可汗），阿熱之下，有宰相、都督、職使（刺史之誤）、長史、將軍、達乾等官職。清代，柯爾克孜族活動地域甚廣，但內部並不統一，大小部落分由等級不同的比各君其地。按照習慣法，清初柯爾克孜左右兩翼每年都要從各自年長的比中選出一個大“比”來管理公共事務，左翼推舉者稱瑪木特呼裡，右翼推舉者稱喀喇博託。兩位大比並不擁有各部落比和大封建主的統治權，僅相當於部落盟長而已。每個部落的實際統治權掌握在被稱為“烏魯克比”的部落酋長手中。清朝統一新疆後，歸附的柯爾克孜各部落大小頭目被賜以二至七品頂戴，仍管理舊部不變，但他們有進京朝貢的義務。整個柯爾克孜族地區由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專管，而靠近伊犁地區的，每兩年由伊犁將軍派領隊大臣前往巡查一次。新疆建省後，伯克制度被廢除，道、府、廳、州、縣製成為管理柯爾克孜族地區的政治制度。廳、州、縣以下的基層管理，在北疆實行了千、百戶長制，在南疆則實行了鄉約制度。千、百戶長、鄉約等仍由部落頭人擔任，由政府任命，對柯爾克孜族地區的這一管理辦法一直沿用至民國時期。

新中國成立以後，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有關“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規定，在廣泛聽取各界人士意見和深入調查的基礎上，1954年7月14日，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區成立。該自治區為專區級自治單位，由阿圖什縣、烏恰縣、阿克陶縣、阿合奇等縣組成。1955年10月，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區改名為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克孜勒蘇”是河名“紅水”之意。在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居住著柯爾克孜、維吾爾、漢、塔吉克、烏孜別克、哈薩克、滿、回、錫伯、俄羅斯、塔塔爾等11個民族。首府阿圖什市已成為自治州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是新疆南部重鎮之一 [1] 。

經濟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前，柯爾克孜族聚居地區生產力水平很低，人們主要從事畜牧生產，靠天養畜。1949年末，牛、馬、驢、羊、等牲畜存欄總數僅為33．55萬頭（只）。

新中國成立後，在牧區，貫徹了“以牧為主，農牧結合，多種經營”等一系列方針政策，積極推行和完善農牧區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畜牧業生產落後的面貌大為改觀。在牲畜繁殖成活畜不斷提高的同時，牲畜的質量也不斷提到改善。20世紀50年代，就引進了毛肉兼用的新疆細毛羊和阿斯卡尼亞細毛羊，由兩者雜交而成的改良細毛羊，性能更為良好。20世紀80年代，引進了塔什庫爾幹大尾羊，近年又引進了阿爾泰種羊。在改良綿羊的同時，還陸續引進了良種牛，對本地品種進行改良。政府還成立了獸醫站和草原站，以加強對牲畜病疫的防治和草原建設工作，培植人工草場、輪牧、人工授精、分群放牧等較為先進的牧業經營方式已被推廣，用現代科技改造傳統畜牧業已被各級幹部和廣大牧民廣泛認同。畜牧業生產發展較快，2005年末，牛、馬、驢、羊、豬等牲畜存欄數已達155．99萬頭（只）。

新中國成立前，農業生產極其落後。農具只有二牛抬槓、砍土曼，有些邊遠地區還使用木犁。農業耕作原始、粗放，不施肥、不鋤草，產量很低。1949年，糧食總產量只有23129噸，棉花64．5噸，油料601．5噸。20世紀50年代，大規模進行了開荒造田、興修水利等基本建設，改變了糧食、飼料都要依靠外地供應的狀況。2005年，耕地面積已達30．23千公頃。農作物品種的引進和改良農作物的單產也大大增加，糧食作物產量達到170911噸、棉花7761噸、油料954噸、蔬菜12974噸。農業的機械化水平也不斷提高，全州擁有農用大中型拖拉機2143臺，配套農具1990部；農用小型拖拉機4463臺，配套農具6099部。

隨著農牧業生產的發展，柯爾克孜地區的地方工業也從無到有興建起來。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已經建立起煤鐵、機械、水泥、電力、有色金屬、造紙以及食品、皮毛加工等工礦企業。以阿圖什市為中心的公路網絡已經建立起來，貫穿各縣、鄉、鎮。國營和私營商業機構分散到各個居民點，方便了各族群眾的生產、生活。吐爾尕特口岸和伊爾克什坦口岸充分利用了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的地緣優勢，對外貿易開展得很有起色 [1] 。

文化

信仰

柯爾克孜族最早信仰薩滿教，居住在黑龍江富裕縣的柯爾克孜人至今仍信仰該教。新疆塔城、額敏縣的柯爾克孜人信藏傳佛教。但大多數柯爾克孜人信仰伊斯蘭教，又有原始信仰的殘餘。

信仰庫特，是柯爾克孜族原始宗教信仰遺留之一。庫特，柯爾

《柯爾克孜族》 陳玉先

克孜語是幻想中的吉祥物的意思。柯爾克孜人認為，庫特能帶來如意吉祥，只有胸懷坦蕩、心地善良的人才能得到它。加達塔什是柯爾克孜族求雨用的祭器，人們認為它具有魔力，可以求得雨水，一旦久旱不雨，有些人便手拿求雨石求雨。祈雨儀式簡單，即將魔石放入水碗之中，攪動碗中的水以求雨。護身符為消災辟邪特意縫製的小布包，多為三角形，內裝毛拉或聖哲書寫的經文或咒語，須隨身攜帶，精心愛護。柯爾克孜人的圖騰崇拜源於其對動物的崇拜。古代從事遊牧和狩獵的柯爾克孜人，對動物有著特殊的感情，特別對動物的力量與勇猛，十分崇拜。他們想借助動物的神力以發展自己，並求得兇猛動物的保護，視這些動物為自己的保護神，並將這些動物的圖形紋在身上或繡在織物上，掛於氈房內。

柯爾克孜先民認為薩滿是神的使者，是人神溝通的使者。柯爾克孜人認為薩滿不僅可以預知吉凶禍福，而且可以指迷津，消災禍。在古代柯爾克孜人的心目中，薩滿具有支配世間萬物、呼風喚雨、能施展法力、改變世間一切的能力。薩滿的話即是神的旨意。現在柯爾克孜族稱“薩滿”為“巴克西”。巴克西的主要活動是主持祭天、祈福、祛災、治病、求子、祈雨等薩滿教儀式。

新疆塔城市、額敏縣的柯爾克孜族受蒙古族的影響，大部分信仰藏傳佛教。柯爾克孜族稱喇嘛廟為“庫日也”。在認門、婚禮、認親等大小儀式中，都請喇嘛唸經，祭天拜佛。葬禮、七天祭和四十天祭都要宰牲舉行儀式，請喇嘛唸經祈禱。另外，黑龍江省富裕縣柯爾克孜族也信奉藏傳佛教。他們在每年4月18日祭太白金星和樹神，祭時殺牲、集會一天，並賽馬射箭。在10月25日祭北斗星，用蕎麥麵做成佛燈上供。

9世紀末至10世紀初，伊斯蘭教傳入了新疆。喀喇汗朝的統治者信奉伊斯蘭教後，發動聖戰，強制居民信奉伊斯蘭教。遷居天山南部的部分柯爾克孜人改信了伊斯蘭教。以後陸續遷入天山、中亞各地的柯爾克孜人也信仰了該教。到18世紀，柯爾克孜族大都信仰了伊斯蘭教，伊斯蘭教的教義、教規、教法以及婚姻、喪葬等制度，完全滲透到了柯爾克孜族的思想、文化、道德、生活等各個領域，尤其對其語言文字、文學、教育、藝術、建築以及風俗習慣等方面影響較大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