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編：於耀森
嶺東煤礦憶舊
武心田
1948年5月，我調來雙鴨山工作。當時的雙鴨山，千八百工人，嶺東、嶺西兩條溝，一年生產18萬噸煤。現在的雙鴨山，發展了，壯大了，但39年前雙鴨山的自然生態是什麼樣？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情況怎樣？這些近40年前的情景，回憶起來依然歷歷在目。
美麗的自然生態
1948年5月5日，上午8點多鐘，我乘上了佳木斯至“尖山站”(當時雙鴨山的火車站名）的火車，因為鐵路是新鋪的，路基不穩，火車行駛緩慢，走了五個多小時，下午兩點多鐘，火車才到終點。當時尖山站還沒有站房，火車開到現在的運輸部（即最初的礦務局飛機大樓）西邊，我們下了火車。四周一看，沒看到一間房子（後來聽人說，那時候尖山子有一間草棚子，但我當時是沒有看到一戶人家）。那時候礦務局設在嶺東，嶺東還不通客車，我就把行李留在了一輛去嶺西的馬車上（車老闆子我們有人認識）,隨車運到嶺西。幾天以後，別人幫我用槓子抬著行李，從嶺西過出汗嶺抬到了嶺東。
在尖山子下火車後，我們四個人步行去嶺東。五月的小風還很涼，颳得路旁一片片枯草直搖晃。我們順著大道（現在尖山去嶺東的公路路線）,往前走著。那時候我不會吸菸，但一路上是無邊的曠野，寂靜的群山，除了我們四個人，連一個人或一戶人家也看不見到，真是滿目荒涼，心中很是寂寞。於是我說：“吸支菸吧。”蔡子勤同志說：“不行，這是野外不許吸菸。”我只好作罷。往前走，到了大崗崗頂我看前邊遠方一片煙霧瀰漫，煙霧下貼地面透出來一片片紅色的火光。我開玩笑地說：“不讓吸菸，那裡怎麼點火？這可真是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他們解釋說：“那是焦子窯，是煉煤焦子的。除了它，在野外弄火吸菸都禁止。”這我才明白。
那時候，雙鴨山山清水秀，呈現著令人心曠神怡的自然美。到處是樹木森林。嶺東定國山密林遮天，現在的嶺東礦醫院門診部院套（最初的雙鴨山礦務局所在地）西側，那時就長著不少直徑五六十釐米的古樹，有椎樹、黃菠蘿等很多樹種。六月天，人們往山上走幾十步，就見不到人影了。不大一會兒，就可以採到大把的山芍藥、鈴蘭、馬兜鈴等野花，鮮豔奪目，香味四溢。如果要從嶺東去嶺西先要經過出汗嶺下一里多地寬的大溝塘子，樹木參天，流水潺潺。還要走過安邦河上唯一的一架簡易鋼絲吊橋，然後進入森林，攀緣而上，再登上出汗嶺。過了崗頂，緩坡西下，就如同走平地那樣輕鬆了。但在樹林裡走，時而需要繞圈以躲過山花椒等的藤蔓，時而要哈腰鑽過像支著大傘似的叢叢山柳。自然條件這樣好，一切生物鏈就自生自滅的繁衍，到處是鳥語花香。山裡野生動物很多，有一天，我和高風梧同志在東山上，看到了五隻狗子，離我們百十來米，當時我還揹著一支蘇聯連珠槍，因為怕傷了人，沒敢開槍。1948年8月，勞改隊的人去六道壩山裡幹活，發現河邊幾個小水坑，裡頭格格壤壤的都是大鮑魚，他們用土籃子挑了回來，大愈魚的頭和尾查拉出土籃子外頭。原來這是不知何年何月漲水時，把小艙魚苗衝進了小水坑，水退了，小愈魚就在坑裡自生自長，又沒人撈，才長了這麼大。1949年春節，有一天晚上我和孫慶林、郝善志同志在工會（50年代改為六井辦公室）煮元宵吃（不知誰從佳木斯搞來一點元宵）,沒有鍋也沒有勺，只好在水壺裡煮，晚上七點來鍾水還沒有燒開，南邊草甸子裡幾隻狼，就嚎起來了，周圍幾十家人家，有的敲起了銅盆，人們用各種聲響驅趕狼。當時我有一支槽子手槍，想出去打，他們倆說打不死反而可能被咬，我只好作罷。那時雙鴨山唯一一個大豬圈——礦務局機關食堂的豬圈，在木圍欄外邊用石灰畫上一個個大白圈，就是嚇號狼的。自然生態好，蛇也多，1949年7月，一天吃中午飯時，一個女同志“哇”地一聲喊起來，原來牆上一條蛇正在爬過來，那時野雞更多。
人們當時在那麼幽美的自然環境裡工作和生活，大自然影響著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人們也珍愛雙鴨山的大自然。人們吃的水是河套裡挑的，也有少數不太深的泉眼式的水井，我一到雙鴨山，喝的水是淡黃色的，一股草根子味，人們告訴我說，是桃花水下來前枯水期的水。
一到春初至六月裡樹“關門”（即樹葉長到遮住人時）止，和秋季九十月份是“封山期”，婦女們就出義務工，輪流到行人道口，手持一面小紅旗，頭戴“蘇聯式”的三角頭巾，迎著捲起陣陣狼煙的疾風，站崗放哨，盤查行人帶沒帶火柴。那時候，不象現在道路四通八達，只是嶺東、嶺西和後來加上尖山子這麼個三角點，再加上便道，也沒有幾個路口。婦女們幹這事，不取分文報酬，而過路行人也服服帖帖地服從她們檢查盤問，把火柴掏出來交給她們“沒收”。這種護林防火工作，幹了四五年，後來才取消了。一旦著了山火，人們就一齊出動奔向山去，奮力撲救，由於防火很嚴，那些年，也真沒著大的山火哩。
苦中有樂的物質生活
回憶一下建礦初期的物質生活也很有意思。那時候，礦務局在嶺東，嶺西有個礦務局駐嶺西辦事處（簡稱嶺西辦事處）,1949年8月初，“飛機大樓”建成，礦務局機關才由嶺東搬到了尖山。一開始，人們從嶺東到嶺西，絕大部分是登山過出汗嶺，走習慣了，也像走平道一樣，一個多小時也就到了。當時尖山子還沒人煙，所以人們很少到尖山子來。沒有人煙，人們來尖山子幹什麼？但嶺東嶺西之間，要拉點東西，就得坐上馬車，經過尖山子了。鐵路通了之後，礦務局有幾輛汽車，是運物資用的，誰也沒想過出門辦事坐汽車。後來，有了一臺只能在鐵道上跑的“摩托卡”。有一次，我和李景蔭等同志坐摩托卡從嶺東去尖山子，這輛車，走一會兒就壞了，還得下來推一段。李景蔭同志風趣地說：“一去二三里，推車四五回，”有人接著說：“沒有亭臺六七座，也不是隻有八九十枝花。”說得大家都笑了。
說起吃飯，機關幹部有一個食堂，吃飯的人一部分是供給制的，一部分是奉給制的（低薪，掙很少錢，或給糧食以養家）我是供給制的，給什麼吃什麼，從不知道伙食費怎麼算法。食堂吃的是粗糧，菜是有啥吃啥，春天青黃不接，吃大渣子粥、鹹鹽豆、小蔥沾大醬做菜，大醬還得對上點水，稀溜溜的。一星期吃一頓細糧（饅頭或包子）,半個月能改善一頓伙食，吃點肉或其他“幸菜”。當時辛鏡山同志是管理科負責人，是管伙食的。他總領著同志們種菜、摘菜。秋天去豆角地摘豆角，小咬滿頭上鑽，咬得一片片療痞。瞎螺也多，特別那種灰色的小瞎螺，不象大瞎螺那樣，一來先圍著你喻喻叫，你還能有個防備，它是不聲不響落在你身上，狠狠的一口，咬得人直叫痛。伙食油水不大，菜也少，所以一到春末夏初，人們就上山採野菜吃。我生在平原，沒到過山區，是同志們教我識別山菜的，像什麼老藤菜、貓爪子、明葉菜、鴨嘴菜、婆婆丁（蒲公英）。工人除了少數有家帶口的，大家都住在工棚子裡，夏天有的辦集體伙食，冬天可能因為菜少，不好辦，就個人自己做。冬天的工棚子，門窗本來就沒有玻璃，堵的溜嚴，坑燒的滾熱，幾十米長的對面坑上，看不到幾床被，更沒有褥子了，人們晚上舊衣破被遮身，枕上磚頭或木頭，有的竟裸體而眠。萬鵬同志說：“現在還沒有辦法，還在耍“黃天霸'。得儘快解決。”吃飯是個人自己用個鐵勺或鍋做飯吃，煙氣繚繞，本來就暗暗的燈光，射不穿煙氣，屋裡就更暗了。空氣的渾濁也是可想而知的。
那時候，沒有收音機，在雙鴨山我也沒有看到過戴手錶的，只有萬鵬同志有一隻懷錶。只看到過一輛自行車。人們上下班，與原始社會“日出而作，日人而息”不同的是，一天拉兩遍電笛。嶺東收發室有一個座鐘，打更的到早5點，晚9點就把電閘門一拉，寂靜的山區笛聲迴盪。順點風，在嶺西也能聽到嶺東的笛聲，這就是“起床”、“熄燈”的號令，這也是全礦所有人共享的“自鳴鐘”，這種“自鳴鐘”一直響了四五年才取消。
那個時候，全礦山只有兩個醫生，嶺西是何慶祥同志，嶺東是王振藩同志。王振藩同志住在嶺東當時一座老君廟裡，這也是雙鴨山唯一一座廟宇。廟前邊有兩間矮房，就是醫院。一個醫生，一個護士小魏，還有一個男青年。要是發生工傷，有時就打電話，由合江省企業局給請佳木斯中醫何子敬給看。
政治生活片斷
建礦初期，黨的組織是秘密的。直到1949年2月，才成立礦黨委會，黨組織才公開。同年4月，進行公開建黨。我和劉鵬飛分到一分會做建黨工作。步驟是，先在工人群眾中講解階級與階級鬥爭、工人階級與共產黨、共產黨的性質與共產黨員的條件等，並組織討論。第二步，群眾在會上報名參加共產黨。第三步，由大家討論誰夠誰不夠，最後由黨委批准。當時一分會有200多人，共發展了五六名黨員。這種建黨方法，是在那種特定環境中所採用的，成為“自報、公議、黨批准”。在此之前，已經有一些同志秘密地參加了黨組織。到這年7月，舉行了第一次新黨員入黨宣誓儀式，公開發展的、以前秘密發展的，所有在雙鴨山的黨員一起都來參加。機關一些積極分子，主要是青年，也被吸收列席會議。儀式很隆重，袁毅傑同志主持會議，張恩瑣同志代表黨委講話。全體黨員在黨旗下宣誓。
在建黨之前，做了籌建雙鴨山煤礦總工會的工作。1948年8月，在當時一間大房子裡（現在嶺東礦大食堂附近，後來做浴池用了）召開了有200來人參加的雙鴨山煤礦首屆職工代表大會（因為沒有工會會員，由職工代表履行會員代表的職權）。會場佈置得莊嚴樸素。牆上貼著粉、黃、紅等色條幅式標語，寫著“工會是工人的家”、“努力生產，支援前線”、“工人階級是新社會的主人”等口號。
會上行政首長做了生產任務的報告，經過配釀討論，民主選舉了總工會委員會。接著總工會機關設立了組織、文教、生產、青工、婦女、辦公室等部室。
在總工會成立之後，很快在各基層單位通過投票選舉成立了基層工會。整個雙鴨山，從嶺東到嶺西，成立了19個分會，這時“你是幾分會的？”就成了行政單位的標準名稱。工會開始一般沒有專職幹部，但它關心工人的生活福利，代表工人與坑長簽定“集體合同”，合同中規定工人保證一季度生產多少煤，行政對工人福利生活辦哪些事等，工人調轉工作（不僅在本礦各單位之間，也包括在附近各市縣如佳木斯、富錦與雙鴨山之間的調動）要拿工會的介紹信，它就具有行政介紹信的作用，工會的威望很高，權力很大。
1949年6月，開始進行組織青年團的工作。把工會的青工部分出來，成為團的組織。劉鵬飛同志擔任了第一任團書記。當時職工不多，青年職工比例更少，除了發展一些團員外，象我這樣年齡的青年黨員，都參加到團組織中去，以壯大團組織的聲勢。一開始，叫毛澤東青年團”，後來稱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再改成現在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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