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切蟬鳴催夏至，轉眼間又到了一年的高考季。
雖說自高考制度誕生至今，它就一直備受爭議，但平心而論，放眼當今世界，高考無疑是當代普通人用以改變命運的最公平最公正之機會。
於是問題來了：在沒有高考的古代，普通人若想出人頭地，又該怎麼做？
讓我們先從周朝說起。
大家都知道，周朝的社會階級森嚴分明，唯有天子、諸侯、卿、士可擔任統治階層，並且這些權貴階層“世卿世祿”，也就是依照血緣世襲。再直白點，只要老子是當官的，兒子啥正經事都不幹也能名正言順地繼承父親的官位，反倒是普通人的後代基本上從出生起就註定是普通人。
很自然的，這種基本堵死普通人上升通道的制度極度不利於社會穩定。另一方面，統治者也失去了高效選拔各類賢士人才的途徑。
於是周之後的春秋戰國時期開始盛行門客（亦即“客卿”、“食客”）制度，也就是讓那些底層有識之士以自薦和互薦的方式去主動抱權貴的大腿，如此實現發揮才幹、出人頭地的夙願，反過來權貴也能借此而便捷地將各路人才聚集到麾下，讓後者為自己充分發揮智囊團和家將打手的作用。
門客制度在春秋戰國時期有多流行？可以說當時但凡是有實力有抱負的權貴名流如趙襄子、魏文侯、趙惠文王、燕昭王等，帳下都少不了大量門客，其中“戰國四公子”之一的孟嘗君更是號稱廣納“三千門客”，而信陵君竊符救趙的傳奇事蹟更是多虧麾下門客出手才得以功成。
孟嘗君
待秦始皇以武力統一六國後，秦帝國制定了以“仕進之途，唯闢田與勝敵而已”的人才提拔方針，也就是隻有那些有軍功的人才有資格當官，這顯然是深受秦國變法權臣商鞅的《商君書》之法學影響。要說問題在於，秦朝以軍功來作為提拔人才的唯一標準，直接導致朝野權臣輕文重武，而眾所周知治國之道要文武並濟，所以沒多久秦帝國便亡於施行暴政。
繼秦朝之後是一統華夏的是漢朝，此時皇權制度得以進一步鞏固加強，而皇室為了在維護社會穩定的同時高效率選拔民間人材，特意創立了一系列的人才選拔機制，包括皇帝徵召、察舉（地方官向朝廷舉薦）、闢除（公府與州郡的高級官員自行任用屬吏）、任子（因父兄的功績，保任授予官職，等同世系）、納資（交納錢款捐官，買官職）等。
其中察舉為漢朝的主要人才選拔手段，其具體實施方法為：由地方官本人做擔保背書，向中央朝廷推薦德才兼備的人材。其中由州推舉的人才稱為秀才，由郡推舉的人才稱為孝廉。
非但如此，由於漢代極為推崇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的核心宗旨就是注重君子的德行操守，故漢朝在選拔人才時對候選者的德行聲望很是看重，反過來這就逐漸形成了當時讀書人普遍重視德行的社會風氣。所以當時在朝中當官的以名士居多，漢朝亦因此在華夏文明史上留下了光輝燦爛的一筆。
《三國演義》裡被諸葛亮罵死的王朗就是被徐州刺史陶謙舉為秀才，自此後一路官運亨通
然而察舉制的弊端也很明顯，那就是缺乏客觀的評選準則。隨著王朝內部逐漸腐化，地方官員和世族大家爭相就察舉而徇私舞弊、弄虛作假的現象越變越嚴重，當時有童謠諷刺稱：“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
這之外，由於朝廷還允許地方官採用闢除制來自行任免官職，這直接導致朝廷的集權力量逐漸被地方割據勢力分化瓦解，等到了東漢末年，各地方官更是仰仗著著手中的軍隊與人才紛紛自立為諸侯，彼此間也征戰不休，讓百姓深受動亂之害。
魏晉時期的曹操顯然對這個問題看得很透，所以他曾一度本著“唯才是舉”的方針直接提拔底層人才，拉攏人心之餘還順帶間接抗衡朝中的老牌門閥勢力。可惜後來曹操的兒子曹丕居然頭昏地採納了御史大夫陳群提出的“九品中正制”，也就是由中央朝廷指定各州縣有名望的人做“中正官”，然後由這些中正官去考察當地有才德聲望的人向吏部推薦，吏部再按評定的九大品級來逐級授官錄用。
不難看出，所謂的“九品中正制”其實就是察舉制的變體，其目的主要是掌控人才的同時爭取世家大族的支持，故而它更注重被薦者的家世。“九品中正制”頒佈後沒多久，封建世族勢力便日益做大，甚至一度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現象，不但堵塞了民間人材的上升通道，還讓世族得以把持朝廷人事，嚴重弱化中央朝廷的權力和話語權。最後，司馬家族更是借“九品中正制”成了最後的贏家，而曹氏王朝則慘遭覆滅。
到了南北朝之後的隋朝，皇權制度已經相當完善。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網羅天下人才為己用，隋朝的帝王再度對選官制度進行了改革，隨之而應運而生的就是科舉制。
需要指出的是，科舉的誕生並非一蹴而就的。首先，由隋文帝廢除維護門閥貴族地位的九品中正制，於開皇七年（587年）設“志行修謹”、“清平幹濟”兩科，採用分科考試的方式選拔官員。接著，繼任者隋煬帝創立進士科，正式藉助公開考試的方法來甄別候選人才的才學，而因為是分科取士，故定名為“科舉”。
科舉的重大誕生意義在於，它直接剝奪了過往地方士族門閥壟斷的人才選拔特權，令官吏的選拔和任用權收歸中央，有效削弱了地方豪強士族的勢力，藉此護持了皇權的穩定。另一方面，科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改善階層固化的痼疾，並將人才的才學和仕途緊密聯繫起來，進而顯著提升了官員的文化素質，有助於社會的整體進步。
隋朝滅亡後，科舉制度為後繼的王朝統治者所沿襲，當然科舉本身在這個過程中也發生了一些細節上的變動。
比如唐代科舉有常舉和制舉兩類。常舉同廣義的科舉沒區別，至於制舉則是由皇帝臨時立定名目，士人和官吏都可以參加考試，並且制舉的考試結果直接同官職授予和升遷有關。到了武則天當政時還增設武舉，由兵部主持，它同樣被後來的王朝所繼承。與此同時，《唐六典》還明確規定：”刑家之子，工商殊類不預“，也就是明確規定嚴禁罪人之子和商人之子參加科舉。
早期的科舉常設考試科目很廣泛，比如考核應試者文化素養的科目就有明經（背書）、進士（寫詩做文和政論）等，也不乏明字（書學）、明算（算學）、明法（法令）等偏科技和人文的考試科目。至於科舉的具體考試方法主要有口試、帖經（相當於現在的填空）、墨義（相當於現在的簡答）、策論（相當於現在的論述）和詩賦（相當於現在的作文）等。
到了元朝，科舉曾一度被最高統治者廢除，直到元朝朝廷出於長治久安的統治需要才重開科舉。元朝的科舉考試分為鄉試（行省考試）、會試（禮部考試）、御試（殿試）三級，並且蒙古人和色目人同漢人、南人分開考，此外漢人、南人的考試難度較之蒙古人和色目人要更高。另一方面，元朝科舉考試的試題都出自朱熹的《四書集註》，以程朱理學和封建忠孝理論作為考試主題。不難發現，元朝重開科舉的主要目的是藉助封建禮教來控制人民的思想，這也同元朝統治者輕視讀書人的統治方針契合。
科舉的鼎盛時期是在明清，此時科舉考試製度已經非常完備，考試共分四級：院試（即童生試）、鄉試、會試和殿試，並且娼（妓女）、優（戲伶）、隸（奴僕）、卒（差役）、罪（犯人）在內的這五類人及其後代均不得參加科舉，考生也不得假冒籍貫跨省異地參加科舉考試。
可惜此時科舉的考試內容已經不如唐宋時期那般豐富兼開明，而是以儒家經義為唯一考試核心，考生需依四書五經裡的文句為題，在由破題、承題、起講、入題、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共同構成的指定格式框架內撰文，而這就是如今廣為人知的八股文。很自然的，這般變味的科舉制度無疑嚴重禁錮了讀書人的創造力和思想，更間接阻礙了社會的進步。
有趣的是，隨著大航海時代的來臨，中國的科舉制度被西方傳教士給介紹到了歐美諸國。且說當時中世紀歐洲普遍實現賜官制，普通人若想謀得一官半職，只能選擇巴結權貴。作為對比，中國的科舉制度無疑讓這些西方人大為羨慕。《大英百科全書》就曾專門論述稱：“在歷史上，最早的考試製度出現在中國，它用考試來選拔行政官員，並對已經進入仕途的官員實行定期考核。”
正是在中國科舉制度的刺激下，從18世紀末開始，歐洲諸國開始推行文職官員考試製度，到了1870年，英國政府更是專門頒佈法令，正式確立了文官考試製度。
必須得承認，科舉是我國古代最為先進的人才選拔制度，在華夏數千年的歷史中，它成就一大批名臣、名相以及學術名人的仕途。就連孫中山先生也曾在《五權憲法》中特別表示科舉乃“世界各國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
當然與此同時我們也見證了大量折戟科舉的失意之士，比如大家都熟悉的李白、李時珍、唐伯虎、吳承恩、蒲松齡等。其中清代小說家吳敬梓因為屢次科舉不中，專門寫了《儒林外史》一書，借書中的“范進中舉”故事狠狠地抨擊諷刺了一番科舉制度（不過吳敬梓的兩個兒子都順利通過科舉進入官場，也算是造化弄人吧）。
另一方面，因為科舉同官位仕途正相關，在巨大的利益驅動之下，圍繞科舉產生的徇私舞弊事件數見不鮮，對此歷代統治者都特別制定了嚴酷的法律予以懲治，其中大清初年的丁酉科場舞弊案更是讓當時的一品大臣柏葰直接掉了腦袋。
儘管如此，科舉舞弊案仍是屢禁不絕。近代史有名的大文豪魯迅祖上本是殷實富足的大家，但因為祖父周福清被捲入科場舞弊案，自此家道中落，年幼的魯迅因此而飽嘗人情冷暖、世態炎涼。
在1905年，清朝正式宣佈廢除科舉制度，引進西方學校的教學管理和考試製度，再後來就有了隨新中國一道誕生的全國統一高考制度。不過，因為一些原因，我們仍能從當代中國的高考制度中發現一些科舉的“傳統”，比如分省取錄、稱高考成績頭名為狀元等。
那麼，對於這段古代人才選拔機制的變遷史，你有什麼想法呢？不妨在評論裡一言為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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