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原,大西安曾經的經濟中心

從鐘樓出發,一路向北,直行40公里就可以到達三原縣城。縣城不大,只有幾條繁華的商業街,除了城隍廟、于右任故居等幾處景點外,無論從城市佈局、經濟結構還是人口素質,都看不出曾經的西北地區經濟中心的痕跡。

三原,大西安曾經的經濟中心

時光倒轉500年,這裡絕對讓西安引以為豪——這兒曾經隸屬於西安府,明清兩朝一直是西北地區的經濟中心。

在這裡,陝西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勞堆砌了一座影響全國的城市,打破了我對陝西人“不善經商”的偏見;在這裡,我找到了建設大西安的激情與澎湃。

我想借助回顧這段歷史,重新拾起那股向上的力量。

元末的小長安

三原,因境內有孟候原、豐原、白鹿原而得名,位於關中平原的中心,有涇水渭河之便,土厚水利,人稱關中白菜心,農業產出豐富,在元末明初就已經成為關中地區重要的糧棉基地。豐富的農業產出,為三原商品經濟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關中地區大批遊離於農業之外的手工業、商業人員到三原謀生,由此產生的集聚效應讓三原的貿易經濟越來越發達,市場上各種商品齊備,居民所需生活用品應有盡有,三原逐漸成為關中地區重要的物資交流中心,西安城(指現在的西安市,在明清時期叫西安府,轄咸寧、長安二縣)當時的物資也要到三原進行交換。

耀州(今銅川市耀州區)瓷器天下聞名,“ 人持五金以上者,率就三原以市”, 三原成為輻射關中地區的商業中心。

因其發達的經濟,三原風頭蓋過西安,逐漸有“小長安”稱號。

三原,大西安曾經的經濟中心

明朝的交通,主要以驛路為主。明朝在三原設有建忠驛,從三原出發,按照地形走向,向北經過現在的銅川、延安直達陝北,向西經過彬縣、長武縣、平涼、固原直達蘭州,三原用這兩條路線直達陝邊四關、聯結西北。

民間貿易通道基本上是與官道重合的,但是渭河北高南低,為避免渭河暴漲所造成的交通阻隔,商隊大多不經西安,而沿渭河北岸經三原(建忠驛)而行。

當時進入關中的物資主要有兩條線路:

  • 一條是水路,主要運輸南方物資,經過水路到達漢口,從漢口經過漢江到達龍駒寨(今丹鳳縣城),然後進行陸運,經過商洛、藍田、灞橋、到達三原;

  • 另外一條是從潼關進入關中地區,經過現在的大荔縣、然後沿著渭河北岸到達三原,這條路線主要運輸北方物資。

這兩條線路,使得三原成為陝西地區的交通樞紐。

因處於樞紐位置,明朝政府規定,凡是運往陝邊四關的物資須在三原建忠驛站進行中轉。

作為西北地區的物資中心,三原市縣甚至在城門上冠以“西達甘涼”、“三邊要路”的石額。

邊關機遇

明朝滅元后,西北蒙古邊患一直是當朝的最大威脅。為了維護邊境安定,大明在西北沿長城一線設置了九大邊關,長期駐紮軍隊,在陝北沿邊一線分佈著甘肅、固原、寧夏、榆林四鎮,號稱陝邊四鎮,長期駐軍大約20萬左右。這20萬人的衣食主要靠外運解決。

三原,大西安曾經的經濟中心

關中沃野千里,物阜民豐,明朝政府規定陝西地區糧棉賦稅直接輸往陝邊。當時糧食基本能滿足陝邊需求,棉布大概只能滿足陝邊一半的需求,缺口在30萬匹以上。

於是,關中地區存在巨大的棉布需求。

明朝賦稅必須繳納實物,農民有田超過五畝的,必須種植桑、麻、棉各半畝,否則要納絹或棉布、麻布各一匹。

而當時,江浙一帶是全國的紡織中心,所產標布(布匹都是白色,尚未印染)物美價廉,在西北地區倍受老百姓歡迎,成為了供應陝關四邊的棉布的主要來源。

陝西的商人們看到商機,紛紛北棉南運、南布北上。據統計,陝商每年從江南販運的布匹達到2700多萬匹,佔當年江南布匹的80%。從這方面說,江浙一帶的資本主義萌芽直接得益於西北地區的布匹需求。

入清後,湖北、河南等地用地窖織布解決了空氣乾燥、斷頭太多的難題而迅速勃興。湖北的“府布”,河南的“穎布”逐漸成為陝商的又一商貿基地。這些布匹通常在漢口進行轉運,通走漢江經龍駒寨運到三原,在三原經過印染加工在銷往各地。

三原,大西安曾經的經濟中心

▲明朝漕運配圖 遊戲截圖

物資在三原建忠驛集聚之後,如何運到邊關就成為另外一個問題。

當時交通運輸主要依靠騾馬人力獨輪車,物資運到邊關耗時耗力、損耗大、成本高,僅憑徭役根本無法滿足需求,尤其是糧食,加上路途損、人員消費,運到邊關折耗過半。

為了解決運輸難題,明代實行“開中法”,政府鼓勵商人輸運軍需(糧食、布匹等)到邊塞換取鹽引,給予販鹽專利。

鹽業自古以來是暴利行業,一直由政府壟斷經營,商人只要獲得食鹽許可證,便有暴利可圖。

“開中法”極大地調動了民間資本參與軍需物資供應的積極性,以三原為中心,運糧換鹽的邊關貿易迅速崛起。關中地區的商人藉助地利之便紛紛攜帶資本湧到三原,爭奪“鹽引”之利。

佔據地利之便、交通之要、政策之支持,三原迅速吸引了大批的商人和資本,經濟職能不斷增強,商品種類日漸豐富,商業氛圍越來越濃,逐漸從一座傳統的縣城變為西北地區的商貿城市。

三原,大西安曾經的經濟中心

中藥材一直以來是西北地區最大的出口商品,三原的名氣使得藥材加工與集散產業在三原快速聚集,藉助各條商路運往全國各地。

有記載稱:川、甘及陝西省南北兩山所產藥材被稱為“西口藥材”,多由此轉銷他省。名貴藥材如:西藏、青海的冬蟲夏草、甘肅岷州的枸杞、陝西秦巴的黨參、禮泉的地黃,乾州的紅軟柴胡等,這些藥材經過三原加工炮製後“轉販豫、晉、鄂、蘇等處銷售” ,三原成為西北地區最大藥材外銷和集散基地。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三原迅速膨脹的商業地位,讓當地人看到了發展的商機。

三原及其周邊的老百姓抓住商機,迅速參與到商品貿易中,除了軍需物資生意,三原地區的商人還做普通老百姓的生意,如販運鐵器、茶葉、棉布到邊關互市交換皮毛、畜類等,出現了“蓋三原天下商旅所集,凡四方及諸邊服用,率求給於此,故三原顯名於天下”。

三原從關中地區的經濟中心轉變為在全國具有重要影響的商貿中心。

隨著明朝“一條鞭法”的實行,白銀在當時成為主要的流通貨幣,那種以物易物的貿易方式逐漸衍生為銀貨交換。

作為物資集散中心,三原地區逐漸成為西北地區的金融中心,明朝張瀚在《松窗夢語》中記載:“至今西北賈多秦人,然皆聚於沂雍以東,至河華沃野千里間,而三原為最。”

民間貿易的興起

到了清朝,蒙古邊患減輕,軍需物資需求銳減,民間貿易取代了軍需貿易。

一方面,清朝的疆域較之明朝北移,領土擴大,西北地區人口大量增加,布匹、鹽巴、茶葉、皮貨、藥材的需求比明朝更大;另一方面,資本主義萌芽在明朝時期已經萌發,貿易商品種類增加、品種豐富、尤其是南方棉布物美價廉,為貿易提供了豐富來源。

三原,大西安曾經的經濟中心

民間貿易使得三原地區的經濟比以前更為繁榮,三原的經濟地位進一步得到鞏固,成為西北地區與江浙一帶的布匹轉運、加工、集散中心,全國最大的中藥材集散、加工基地,西北地區的經濟中心、金融中心和交通樞紐。

據史料統計:光緒年間,三原有票號10家,每年匯劃全國的白銀多達2000萬兩到3000萬兩;而同期的西安,有票號11家,每年匯劃全國的白銀有四五百萬兩,僅為三原的20%左右,甚至出現了“西安銀錢業的利率升降,無不與三原行市息息相關”的局面。

涇陽,不產茶葉的茶城

說起貿易,我們必須提到一樣物品,那就是茶。少數民族 “不得茶,則困以病”,茶葉在邊境貿易、邊境互市中佔有重要地位。

明朝中期以前,西北地區貿易的茶葉主要是秦巴山區,包括漢中、四川一帶的茶葉,但是,這些地方的茶葉屬於綠茶,產量低、味道淡、不易保存。

明朝中期以後,商人們發現了來自湖南安化一代的紅茶,產量高、味道濃,價格低,特別適合少數民族飲用。於是,大部分來自湖南,少部分來自湖北、江西、安徽的紅茶迅速壟斷了西北地區的茶源。

紅茶在加工過程中需要二次發酵,擠壓成磚,形成“茶磚”,在實踐中,商人們逐漸發現,涇陽比三原更適合加工茶葉。

原來,茶葉的加工過程對水質要求很高,涇陽地區“所用水為井水,味鹹,雖不能做飲料,而炒茶則特殊,昔經多人移地試驗皆不成功,故今仍在涇陽”。

三原,大西安曾經的經濟中心

伴隨著“安化茶”的興起,西北地區的茶葉加工、裝載中心,由三原集聚到涇陽。據史料統計,每年僅在涇陽撿茶的臨時工人就“不啻千百人”,涇陽茶號七、八十家。


這些經營茶葉的大商號在西北都很有名,“馬合盛”馬家光運茶的駱駝就千餘匹,每次出發峰峰駱駝相連,蔚為壯觀,連慈禧太后都親口封他為“大茶商馬合盛”。

伴隨著茶葉集聚的還有皮毛生意,這個可以理解,皮毛輕、價值高、運輸方便,茶葉主要賣給邊境西北少數民族,交換回來的主要就是皮毛了。

涇河的水適合加工茶,也適合加工皮革,涇陽加工的皮革質地輕柔,在市場很搶手,於是涇陽在沾了涇河水的光後又獲得一項殊榮——西北地區皮革加工中心。

對於古代的涇陽而言,涇河絕對是條財富河。在貿易中,商人們發現產於蘭州五泉山的水煙葉質量特別好,就嘗試在做生意回來的路上運回菸葉到涇陽進行加工銷售,沒想到水煙特別受歡迎。

清朝入關以後,以滿清貴族為主的上流社會人士嗜好水煙,並漸成時尚,到了光緒至民國初期達到極盛,菸酒茶齊名,涇陽成為西北地區最大的水煙集散基地,在清朝每年發貨超過了600萬斤,佔到蘭州水煙產量的三分之二,蘭州水煙經過涇陽行銷各地。

緊傍著三原,依仗著涇河,涇陽分擔著三原的部分經濟功能,形成了茯苓茶、皮毛和水煙為主的產業,它與三原構成了西北地區的經濟中心。

城牆裡的西安

與三原涇陽的繁華不同,西安(今天的西安市區部分)的存在主要是用來發揮政治職能的。

首先,作為陝西布政司所在地、西安府的府城、咸寧長安兩縣的縣城,從唐朝時,這裡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城,但是經過安史之亂、五代十國之後的戰爭,都城破爛、基礎設施毀損嚴重。

明朝時,僅僅修建了皇城,面積不足唐朝時面積的十分之一,城內還駐紮了大量的行政機關。

這就導致城內狹窄,經營場所不足,官僚氣過重,商人害怕遭受盤剝欺凌而不願意入城經商,商業遲遲發展不起來,西安成了一個純行政中心和消費區域。

這也就形成了關中地區獨特的行政中心與經濟中心分離的現象。這種現象從明朝開始,一直持續到民國中期,隴海鐵路貫通道關中。

參考文獻:

  1. 《三原縣新志》木刻本;

  2. 張萍 楊蕊 《制度與空間:明清函北城鎮體系的多元建構與經濟中心的成長》;

  3. 劉炳濤 《商業、環境與鄉村經濟結構變化》;

  4. 王世偉《明清時期三原、涇陽經濟發展及其與西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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