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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 | 中國模式應對疫情很成功，但難以被複制
法意導言
新冠疫情不斷加劇，成為了全球範圍的“大流行”。在法國《觀點週刊》（Le Point）對其進行的採訪中，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分析了各國對新冠疫情的反應，以及疫情對民主國家未來產生的後果。在他看來，國家制度與抗擊疫情的成果之間沒有必然聯繫，決定各國表現的是國家能力與衛生制度，這同時還涉及到公民對政府的信任問題。在疫情開始之前，逆全球化趨勢其實已經出現，但這並不會使各國回到五十年前的狀態，因此逆全球化要考慮的是程度問題。福山認為，特朗普兩個月來一直試圖淡化疫情，且無力構建應對危機所需要的團結和集體信任，如果在這種情況下特朗普仍能在十一月取得連任，那意味著美國社會將出現嚴重問題。本文於2020年4月9日發表於《觀點週刊》官網。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生活在美國最早實行居家隔離的州：加利福尼亞州。該州的居家隔離政策已實行了兩週。他所任教的斯坦福大學也已暫閉，他要在線上講授政治學課程。現年68歲的福山曾與里根政府關係密切，他因為發表第一部作品《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992年）而名聲大噪，該作品的雛形來自於他在柏林牆倒塌和共產主義消失後緊接著發表的一篇文章。這部作品遭到了多種簡單化的解讀，也招致了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反對。後者曾在1993年發表的《文明的衝突？》一文中，從歷史的對抗性和文化角度對福山做出回應。
在這次採訪中，我們將看到福山不是那種為中國的成就激動不已的人，也不是那種一味譴責中國的人。在他的上一本書《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中，他一直堅持各國要持續進行國家建設：這就是他的信條。這次疫情也證實了這點，福山的視角是政治性的，並且包含了對於弗裡德曼新自由主義的拒絕。如果他正在構思另一個故事的開頭，那這個故事應該與此次疫情危機所催生的新的平衡有關。
弗朗西斯·福山
Q
觀點報：柏林牆倒塌後，您斷定了自由民主制國家的勝利。但是到底發生了什麼，這些國家對抗病毒時竟表現得如此差？
福山：我不認為政體的類型與應對疫情的治理效果之間有任何聯繫。唯一的例外是中國，它本可以表現的更好，但是在它提供的數據方面卻仍然存在一些疑點，而且它還使病毒傳播到了其領土外。在民主政體中，有些國家表現的很好，例如韓國、德國和北歐國家，有些則要糟得多，例如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如果一定要找到關聯的話，大概要著眼於民粹主義國家或由民粹主義領導人領導的國家，例如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的美國，博索納羅（Bolsonaro）在的巴西，·洛佩斯·奧夫拉多爾（Lopez Obrador）在的墨西哥，歐爾班（Orban）在的匈牙利。這些國家的情況都很糟，因為他們的領導人一直否認這場疫情，為保持統治者的聲望而故意淡化疫情。因為拒絕採取必要的行動，他們使整個國家走向了災難。同樣，白俄羅斯和俄羅斯等獨裁政權也將受到疫情的重創。
Q
真正削弱西方的敵人竟是一場流感，您是否對此感到驚訝？
福山：我並不覺得這令人驚訝，它只是一系列意外事件的一個，我們不知道這些事件何時會發生，但卻考慮過有這個可能性。我們可以將這類事件與氣候變化進行比較，儘管氣候變化的節奏會更慢些。我們知道所有國家在解決過程中都將遇到很大的困難，但同時也知道這是我們未來生活的一部分。
Q
國家能力難道不是應對疫情的主要準則嗎？
福山：確實，國家能力是關鍵。這一切都取決於國家對公共衛生和緊急情況作出反應的能力，但這同樣也依賴於人民對其國家、領導人及領袖才智的信任。於是問題就變成了：為什麼有些民主國家快速、高效，而另一些卻相反？真正的分界線在於，有的國家國力強大並擁有高效的衛生政策（無論是以何種形式），而另一些國家國力較弱且沒有這種衛生政策（例如印度次大陸或非洲），後者將會經歷一場災難。
世衛組織（WHO）總幹事譚德塞宣佈此次新冠疫情為“大流行”
Q
雖然中國採取的措施仍受到一些質疑，但中國難道不是再次證明了，它是自由民主模式的真正替代方案？
福山：中國模式是非西方模式中最成功的一個：國家干預和準資本主義的混合體。這個國家所關切的，即便不能說是實現人民福祉，至少也是向人民提供幫助。 我們不要忘了中國悠久的集權歷史，這一傳統在日、韓等一些鄰國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但是，這種模式無法被亞洲以外的國家複製借鑑，例如在拉丁美洲，這種強大政府的傳統並不存在。像中國這樣的政權更有能力應對緊急情況，但韓國等其他國家若想取得同樣好的成績，則不必訴諸這種強制手段。因此，這次疫情並不能證明中國製度的優越性。
Q
我們正處於劇烈的逆全球化趨勢中。您對其未來有何預見？
福山：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全球化已經達到了它的最大界限，我們正在考慮遏制全球化。這次疫情將促使人們思考。不過在許多公司都打算調整散佈在世界各地的供應鏈以便優化資源時，如果仍認為整個經濟領域將把產業調回本國以實現自給自足，那無疑將是荒謬的。要世界退回到五十年前的發展水平，這是不可能的。儘管逆全球化極有可能出現，但要考慮的只是程度問題。
Q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最近在美國發表了一篇題為《新自由主義的終結與歷史的復興》的文章。您是否也相信這個體系已走向遲暮？
福山：在這篇文章中，斯蒂格利茨把我列為新自由主義者之一併對我進行了攻擊，原因仍在於我寫的書《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但是，並不能說因為我描述了一個體系（自由主義者將國家視為主要敵人的體系）的絕對地位，就意味著我贊同該體系的價值觀。相反，我認為如今我們看到了這種新自由主義的彗星尾巴，它已經死了，我們將回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自由主義，即市場經濟、對私有財產的尊重、以及通過干預手段減少社會及經濟不平等的高效的國家三者並存。大流行再次表明，一個強大的國家是必要的。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自由經濟代表人物，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
Q
若要顛覆您的書名，這可能是個新故事的開始嗎？
福山：這一定要謹慎。我們不會因為聽到更專制政權的蠱惑，就完全拋棄自由主義模式，但是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改變自由主義、社會保障和國家干預之間的平衡。
Q
在您的書名中，“最後一個人”使人想到尼采，也想到那些沒有“權力意志”、沉迷於無聊和安逸中的虛無主義者。我們是生活在這種情況中嗎？
福山：在民粹主義政權和民粹浪潮抬頭的歐洲及美國社會尤其如此。民粹政權向人民保證了現狀，但並不真的關心人民的主要訴求，也不為爭取地位和獲得承認而進行鬥爭。我認為，這些民粹主義進一步證明了我們確實經歷著“歷史的終結”，因為它們以削弱了的形式重演著那些已經存在的想法：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但是這種重演也適用於社會民主主義……
Q
法國正在圍繞口罩問題爭辯不休。目前我們缺少口罩，美國是什麼情況呢？
福山：真糟糕，我們似乎有著同樣的擔憂。口罩和呼吸機的短缺從一月份起就已經被預料到了，但是人們沒有采取任何重啟相關生產的措施。這證明一個國家為了生存，首先需要專家，需要一個無私致力於公眾利益的人，然後還需要能聽取前者意見並做出相應決定的領導人，而我們的總統卻花了兩個月時間在說大流行與我們無關。
有關特朗普消極應對新冠疫情的諷刺漫畫
Q
從目前的事件中我們可以得到什麼教訓？
福山：一個政治教訓。作為美國人，我堅持認為，我們絕不能相信像特朗普這樣的總統。在他當選之前，這個罔顧事實真相併且自戀無知的跳樑小醜已經讓我們十分擔憂了，但是真正考驗這類領導人的，是我們正在經歷的危機。此外，他並未能建立起克服危機所必須的團結和集體信任。如果在發生了這麼多事後，他仍能在十一月連任，那麼美國人的問題就真的很嚴重了。如果是別人當選，那我們就可以將此作為重要的教訓銘記在心。
翻譯文章：
Francis Fukuyama : « Nous allons revenir à un libéralisme des années 1950-1960 ». Le Point. 09/04/2020.
網絡鏈接：
https://www.lepoint.fr/postillon/francis-fukuyama-nous-allons-revenir-a-un-liberalisme-des-annees-1950-1960--09-04-2020-2370809_3961.php
譯者介紹
李加平 外交學院2019級法語語言文學研究生，現為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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