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傳奇性在於，做為一名享有世界聲譽的作家，既沒有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也不曾被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卻曾被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她一生擁有兩段愛情，卻在三地漂泊，一次諾貝爾獎提名，聶華苓，一個有著如花一樣美麗名字的人，現已95歲的她，有何花一樣的人生？
後來，著名女作家聶華苓說，我是一棵樹，根在大陸，幹在臺灣，枝葉在愛荷華，一生比三毛更傳奇。
不錯，“異鄉流浪”是聶華苓一生的主題，她的一生似乎都在漂泊，足跡遍佈世界各地，但主要在三個地方，即中國大陸，中國臺灣，美國愛荷華。
（一）聶華苓與母親
在聶華苓一生中，有三個至關重要的人。第一個當然是她的母親。
聶華苓是湖北應山（現廣水市）人，於1925年1月11日出生於武漢。也許她一出生就註定了她一生的漂泊生涯。一箇中國人，出生在中國，但一出生就只能住在沒有中國主權的地方。因父親的原因，小時候的聶華苓家住在漢口的舊俄租界裡，後來又遷到日租界裡。在這裡她相當於一個“外鄉人”。這是她的不幸，或者是她的幸運。
幸運的是，她父親曾在武漢衛戍司令部任職，這使她有一個比較富足的童年生活，比如騎在傭人的脖子上出去玩，去看戲；可以得到一把洋人開的小商店裡賣的小陽傘。當然她也可以跟鄰家的小夥伴一塊玩跳房子，跳繩子，踢毽子，可以養蠶玩，可以看連環畫等，那是在數十年後，甚至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的農村小孩仍在玩的遊戲。更重要的是，小時候的她就有了較好的受教育的機會。
當然也有不幸的。她的母親是他父親的二房。並且她的母親嫁給他父親很久之後才知道自己是二房。其中的委屈可想而知。那時她的母親以為自己被騙了，
受到傷害的母親曾經要吞金自殺，但當她看到才剛剛出生七八個月的小華苓時，她的心軟了下來。一個小嬰兒當然不會說話，但她伸開的雙臂顯然是發出這樣的信息：媽媽，抱抱我！所以聶華苓的童年也受到了一些白眼或者蔑視。比如她曾聽到父親的馬弁（勤務兵之類）和門房在一起喝酒打鬧時講到的一些粗話。他們經常提到“姘頭”二字，小華苓曾問他們，什麼叫姘頭？他們就胡扯道，姘頭就是一種小毛蟲，會咬人的，哈哈哈。或者還說，姘頭也叫條子，條子也叫狐狸精，會纏死人的……
不過聶華苓的母親畢竟比父親的原配，比那個小腳女人更有優勢。但是她的長兄卻是長房夫人所生，他經常一副霸道的少爺的神氣，連母親也要躲著他；他對小華苓也很兇，一見她就叫：“死丫頭！”
父親叫聶怒夫，人如其名，他很嚴肅。小華苓從未看見父親笑過，而且他整天很忙，對她也不管不問。等弟弟出生之後，父親更對她不管不問了。
幸虧有母親。母親有學問。在那個沉悶的大家庭裡，聶華苓記得那時的母親經常斜倚在鏤花的銅床上，為她細聲吟讀
《再生緣》，為皇甫少華與孟麗君的故事唏噓感嘆。沒有知識是不行的，母親逼著她讀書。可是童年時的聶華苓很頑皮，她不愛讀書。
讀漢口市立六小一年級時，她每天早上賴在床上。母親把她從被子裡拖起來。然後穿衣，洗漱，吃早點，拿書包，上黃包車。每一個動作，她都要磨磨蹭蹭，跟母親對著幹。在課堂上也不好好學，直到她看到先生把竹板子狠狠地打在一個頑皮的男生的手掌心時，才害怕了，終於開始寫作業。直到小學三年級，在一個國文老師的引導下，當聶華苓讀到徐志摩的詩，“我輕輕地招手，作別西天的雲彩”時，才開始真正喜歡上文學。
不幸的是，在聶華苓10歲時，父親去世，才32歲的母親便開始守寡了。那時最小的弟弟只有三個月大，還沒見過父親。
數年後，他們全家被迫遷至宜昌三鬥坪。沒有了上學的條件，聶華苓又開始痛快地玩了。可母親看到了危機，不能再這樣玩下去了，即使在戰亂時代，也不能讓孩子耽誤了學業，於是她決定把孩子送出去讀書。
那天早上，天才矇矇亮，母親便把她送走了。母親一再叮囑：冷暖小心，不要掛念家裡，專心讀書啊。
後來聶華苓在回憶錄寫道：“當年我十四歲，就在那兒，母親流著淚，看我搭上小火輪去巴東。連連招手的母親孤立河岸上，在我的淚水中，越來越模糊了。從此我就流浪下去了……”
（二）聶華苓與第一任丈夫王正路
1939年，聶華苓先在湖北聯合中學讀書，後考入遷到重慶的中央大學外文系。此時是抗戰時期。日子很苦。吃的是炸黃豆和硬得被稱為“炸彈”的饅頭；稀粥用大桶裝，勺子刮飯桶底的聲音能傳得老遠。
但畢竟是青春歲月，聶華苓有屬於自己的幸福。那時的她亭亭玉立，美麗逼人。她有了初戀。對方叫王正路，是她的同學，出生在長春的一個傳統大家庭裡，他能說一口流利的日語和英語。每天傍晚，聶華苓一聽見窗外他的小聲叫喊，她就抓起講義，往外跑。嘉陵江上的清波，沿江彎彎曲曲的鴛鴦路，松林覆蓋的山嶺，校園裡的花園，圖書館。那時的一切都洋溢著青春的詩意……
王正路，人如其名，人很好，而且一表人才，後來妹妹說正路比姐姐長得漂亮。抗戰勝利後，學校遷回南京，兩人又把詩情帶到了那美麗的玄武湖。
1948年秋天，聶華苓大學畢業。暑假時王正路回到他北平的家。此時，南京到武漢的長江航線已截斷，聶華苓不能回家，她留在南京一箇中學教書。
11月底，儘管平津戰役已開始，但北平和南京之間，仍有飛機往返。為了愛情，華苓決定去北平，她做為唯一的乘客，坐上了南京飛往北平的最後一架航班的飛機。
1948年12月，北平圍城開始。聶華苓成了圍城中的一員。同時，她也成了王正路的新娘，也進入了婚姻的圍城。
王家是個大家庭，他們有四兄弟，上有老母，下有兒孫，三代同堂。聶華苓不再自由，她只有學著做一個大家庭裡的媳婦。早上起來，第一件事是去上房問候老太太，給老太太倒尿盆，伺候老太太起床；然後拿著臉盆到廚房盛熱水，幫婆婆洗臉。
這個很不爽。做為一個大學畢業的新女性，聶華苓感到同這個家庭格格不入，在北平，她再次覺得自己“只是一個失落的異鄉人。”
也就是在此時，她發表了處女作《變形蟲》。不知道她是否受到了卡夫卡《變形記》的影響，總之，她在作品中透出了自己的極大困惑。才23歲的她想改變這一切。
她要從“圍城”中衝出去，重新回到現實的滔滔洪流之中。還有，她和母親一別數月，音信全無，她也想那寡居的母親了。
1949年4月，她和丈夫王正路離開北平，輾轉回到武漢，同母親和弟弟妹妹會合。接著，他們全家又去了廣州。
上次，聶華苓去北京時坐的是最後一次航班，而這次去廣州也是坐的最後一班列車。而等待聶華苓的，是再一次的漂泊……
1949年6月，聶華苓一家人來到臺灣。到達臺北那天，恰遇颱風，在呼天搶地的大風中，聶華苓接下來的人生會是什麼樣的呢？
（三）聶華苓與《自由中國》
在臺灣，聶華苓的第一份工作是到《自由中國》雜誌社當編輯。當時的主編是雷震，他很欣賞聶華苓的才華，後來又讓她進了編委會。她是編委會里最年輕的，也是唯一的女性。在這裡，聶華苓工作了11年，結識了雷震、殷海光、梁實秋、白先勇、余光中等著名作家、學者。
開始他們的生活很清貧，一家人窩在小小的房子裡，如果碰上臺風，薄板房子會震得咯吱咯吱響，像是隨時會裂開一樣。為了生活，聶華苓需要同時兼任兩份工作，白天在雜誌社當編輯，晚上還要去英文補習班教課，她懷著身孕每天在山坡上費力地踩著自行車上下班。
聶華苓剛到臺灣的第二年就生下了女兒，全家老小的生活更加困窘。可生活上的辛苦沒有什麼，這時候，聶華苓和丈夫的感情漸漸有了不和諧。聶華苓思想相對比較自由，加入《自由中國》後，在眾多名家的影響下，她的思想更加趨於開放；而在封建大家庭長大的王正路的思想則偏向傳統。當聶華苓坐下來陪客人聊天時，丈夫常將她看作不守婦道的人。
夫妻倆經常爭吵或者分居。好在她有母親的幫助，母親為她承擔了所有的家務。
1951年，聶華苓的年僅25歲的大弟弟例行飛行失事，她不願讓母親傷心，忍淚瞞了她六個月。最後母親還是發覺了，這給母親帶來了極大打擊。為了不讓母親操心，她和丈夫王正路雖彆彆扭扭的，但並沒有離婚，她只是暗暗嚥下苦澀的淚水，忍著。
其實這一切母親也看在眼裡。十多年後，母親傷心地說，“你的心情，你以為我不曉得？你們結婚十三年，只有五年在一起，在一起就天天慪氣……有天晚上，你從外面教課回來，還沒有吃飯，就聽見你們在房裡吵起來了。第二天，殷先生（殷海光與聶華苓是鄰居）說：'他們吵，我氣得在房裡走來走去。聶華苓應該離婚呀！’我說：'那怎麼行呢？有兩個孩子呀！’你這個婚姻，當初我就不贊成。現在你只好忍下去了……”
1957年，王正路赴美進修，從此兩人分道揚鑣。聶華苓和母親帶著兩個女兒，7歲的薇薇和6歲的藍藍在臺灣生活。
聶華苓一邊當編輯，一邊寫作。編輯當得很出彩，像林海音的《城南舊事》、梁實秋的散文與余光中的詩句都曾經在她的手裡發表。當然她的寫作也很有成就。後來她出版了長篇小說《失去的金鈴子》、《千山外、水長流》、《桑青與桃紅》等，讓她獲得了很大聲譽。
可是後來，還是出事了。1956年，蔣中正70大壽時，《自由中國》一連七版發表文章抨擊當局，批評老蔣，此舉觸怒了對方。1960年雷震被捕。同年9月4日，軍警闖進聶華苓家，抓走住在隔壁的同事傅正。
聶華苓雖沒被捕，但之後兩年間一直受到監視。無人求助，不敢拖累朋友，在這裡，她是個外省人，她感到非常孤獨。
那時，梁實秋常邀聶華苓去他家。在梁實秋家裡，她受到款待，只有在這裡，她才會在梁實秋的幽默中再次展開笑容。她說，“那是我那段幽暗生活中的一扇天窗。”
1962年，母親患癌去世，聶華苓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直到那年臺灣大學中文系主任臺靜農，邀華苓教小說創作，她才有“重見天日”的感覺。
（四）聶華苓與第二任丈夫保羅·安格爾
丈夫出走，母親去世，事業陷入困境，在最難熬的日子裡，聶華苓結識了美國人
保羅·安格爾。保羅是一位美國著名詩人、學者，被人稱為“健談、善解人意、精力充沛、豪爽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奇人”。那次保羅恰好去臺灣進行文化交流，兩人在一次晚宴相識。那時的聶華苓身著中國旗袍，腳踩西洋高跟鞋，她的不俗的風采讓保羅為之傾倒。不過起初，聶華苓是保守的，她畢竟還沒有同丈夫正式離婚。
所以她一直推諉對方的邀約，“我很忙，我得送孩子上學，我得去大學教課，我得寫作，我的時間全滿了……”
可是她越是躲避，保羅越是對他著迷。
在他們同餘光中一起的晚宴中，不善於用筷子的保羅要夾起一個鴿子蛋，可那個傢伙滑溜溜的，在盤子裡滾來滾去，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怎麼也弄不到嘴裡。保羅滑稽的模樣終於逗樂了聶華苓。他覺得這個外國的傢伙倒是挺可愛的。於是，那天晚飯後，她答應了對方的邀請，二人一塊去散步。
寂靜的小巷，抬眼便是漫天繁星。保羅指著天空說，“在美國遇到這樣的星星是要許願的，你有什麼願望嗎，我的公主？”
聶華苓搖頭，說：“我好久沒有什麼願望了，你呢？”
保羅停下來，他湛藍的眸子望著著她說：“我想一直、一直、一直、一直看到你！”
不知道是保羅的結巴，還是他故意在加重語氣。反正那晚，聶華苓終於感動了。
其實聶華苓也早就喜歡上對方了。在後來她的回憶中，她說，第一次看到他，就喜歡他的眼睛，不停地變幻：溫暖，深情，幽默，犀利，渴望，諷刺，調皮，咄咄逼人，非常好看的灰藍眼睛。
此時，聶華苓已經年近不惑，保羅則已人到中年，兩人都是經歷過世事浮沉的人，也曾都有過一段婚姻。此時都知道自己該有什麼樣的生活了。不久，聶華苓就臣服於對方了。後來她的朋友說，“聶華苓是一個很堅強的女人，只有像保羅·安格爾這樣的人，才能讓她變得小鳥依人。”
1964年，聶華苓把兩個女兒暫時寄養在妹妹那兒，隨保羅去了美國。臨走前，她還去看望了梁實秋，梁先生還給了聶華苓路費。
他們二人在美國住在愛荷華的一棟紅樓裡。閒暇時間他們會開車到海邊，保羅游泳，聶華苓便在一旁看書。後來他們又攜手去歐洲旅行，去德國，去匈牙利，去以色列等。後來聶華苓根據她的遊歷寫了著名的散文《親愛的爸爸媽媽》，此文被選入人教版初中二年級語文課本。
聶華苓的兩個女兒是第二年到美國的。她擁抱著兩個女兒大哭。保羅在聶華苓耳邊說：你們母女團聚，我很感動。他們很快打成一片，女兒很喜歡這個外國佬。
1971年，46歲的聶華苓和63歲的保羅結為伉儷。
（五）聶華苓與1400個作家
在美國，聶華苓實現了她的一個堪稱偉大的理想。
保羅·安格爾自小生活貧困，他的父親是一個養馬人。他自嘲說自己是從玉米地裡出來的。但他學習優秀，熱愛文學，大學畢業後到愛荷華大學任教。他一直有一個願望：我要把愛荷華髮展成美國的文學重鎮。後來保羅主持了“愛荷華作家工作坊”。那時，許多喜愛文學的年輕人都湧向愛荷華。
一天，聶華苓突發奇想，建議丈夫，在愛荷華大學原有的作家工作坊之外，再創辦一個國際性的寫作計劃。於是，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在1967年誕生了。他們每年邀請外國優秀作家到愛荷華訪問交流數個月，寫作、討論、朗讀、旅行。
心血來潮，感情用事，居然成事。這是汪曾祺先生對“國際寫作計劃”的評價。迄今為止，已有來自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400多名作家、詩人參與過這個項目 。
無論那個國家的作家與詩人，只要接受邀請，便可前往美國愛荷華，過一段食宿無憂的日子。他們可以寫作，可以聊天、參加舞會……這些來自不同文化背景與生長環境的創作者之間，往往碰撞出一些不可思議的火花來。
有兩個作家，一個是埃及人，一個是以色列人，因為那時兩國正在開戰，兩個作家曾在桌子上怒目相對，直接將酒杯仍向對方，劍拔弩張。可相處了三個月後告別時，這兩位作家竟抱頭痛哭……
1976年，世界各國300多名作家，聯合提名安格爾和聶華苓夫婦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她被稱為“世界繪畫組織的建築師”、“世界文學組織第一人”。
1979年中美建交，中國內地作家也可以參與這個寫作計劃，這令聶華苓無比興奮。1983年，著名作家茹誌鵑帶著女兒王安憶應邀來到愛荷華；後來丁玲也來了；遲子建也來了。遲子建說：聶華苓最早為新時期中國文學最活躍的作家們打開了看世界的窗口。
當然還有汪曾祺，白先勇、余光中、北島等人也先後來到愛荷華。
聶華苓熱情好客，她每週都要帶作家們去費用不菲的餐廳聚會，大家都說她慷慨。然而，她自己用了多年的已經遲緩卡頓的舊電腦，卻始終捨不得更換。
在丈夫去世後，兩個女兒曾提議接她到身邊生活，她一直沒答應。至今仍住在她那所紅房子裡，從不打算離開，連房屋的設施都不曾更改。
在聶華苓的一個屋子裡，有一面牆上掛滿了面具，這隱喻著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種族和背景的人，他們曾在這裡聚會，相互探討文學、文化和人生。面具逐漸陳舊了，她仍守著它們。
如今聶華苓已經95歲了，已經從“國際寫作計劃”退休，但她仍在為這個組織擔任顧問，仍在關注著世界文壇的發展。
著名作家汪曾祺曾說，聶華苓在美國二十多年了，但從裡到外，她都還是一箇中國人。
聶華苓，是一朵永不凋謝的花！
參考資料：《聶華苓：童年雲煙》《三生三世》《聶華苓——唯一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的中國女作家》《親愛的爸爸媽媽》《往事回思如細雨——記聶華苓女士》等。
閱讀更多 文化宣傳欄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