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一直被看成皇帝的鷹犬，在內照顧皇帝生活起居，在外則是皇帝意志的代表，甚至為維護皇權與其他勢力鬥爭。宦官也是可憐人，畢竟連做“男人”的權力都沒有，可就是這樣一個特殊群體，卻屢屢登上中國歷史舞臺，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大戲。
明朝被後人稱為史上最大的“太監帝國”，史上留名的大太監更是不在少數，如英宗時的王振、成化年間的汪直、武宗朝的立皇帝劉瑾、天啟帝時的魏忠賢更是其中翹楚。這些宦官依靠皇帝干預國家政事。明朝“宦官亂政”是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但更為有趣的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卻是明令禁止宦官干政的。
朱元璋是實實在在的草根兒，國家也是一步一個腳印打出來的，這樣的背景和經歷，使得他對皇權的控制慾之強，令人側目，廢除中書省和丞相制度，打壓文臣，削弱相權，清算功臣，反貪反腐，收歸軍權，又設錦衣衛監視群臣，都是為了維護皇權的權威；朱元璋又吸取歷史經驗，特意規定了後宮及宦官不得干政。下令鑄造鐵牌，立於宮門中，上書“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終洪武一代，相權、軍權、檢察權集於一身，更沒有出現宦官干政的現象，皇權至高無上，國家大政皆出於皇帝一人，文臣武將都成了執行者。
可是這一現象在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後，發生了變化，武勳世家的幫助，文官集團的投機，使得朱棣政變成功，朱棣自然也要投桃報李，武勳、文官勢力壯大，自然也就危害到皇權統治，而且政變過程中朱棣也認識到文官不可信，武勳世家的勢力又太大，於是始終陪伴他左右的宦官們無疑成為了朱棣最好的選擇，於是在遷都北京後，朱棣放寬了對太監的限制，諸如鄭和、侯顯、亦失哈、阮安等宦官相繼登場，成為了朱棣治理國家的左膀右臂。
仁宣之時，武勳世家遭到嚴重打擊，文官勢力大漲，勳貴已不能有效制衡文官集團，宣宗設置內書房，請專人教導宦官，傳授知識，這卻是打開了宦官亂政的潘多拉魔盒。這些宦官明古今，通政事，可以更好的幫助皇帝處理政事，但也為宦官亂政埋下伏筆。終於英宗時，出現了明朝第一個大太監王振，宦官權力得到進一步擴張，開始有掌兵之權，利於皇帝的寵信，王振培植黨羽，勾結大臣干預政事，王振擅政直接中斷了“仁宣之治”。
土木堡之變後，宦官勢力大受打擊，武勳世家更是傷亡殆盡，文官集團成了最後的贏家，以文御武、文貴武輕的局面已然形成。奪門之變中，英宗在宦官和勳貴的幫助下重新登基，宦官重新獲得重用，文官集團受到打壓，此後，皇權和相權相爭，宦官則成為了皇帝限制文官集團的重要棋子。汪直、劉瑾、魏忠賢無不是這樣幫助皇帝制衡文官集團。終明一朝，宦官和文官們的鬥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萬曆初年，張居正為內閣首輔，相權一家獨大，以馮保為代表的宦官們大多依附於張居正，張居正的相權權力之大，幾乎完全蓋過了皇權，這也為馮保的敗亡埋下了隱患。
宦官亂政的特點：明代宦官內部等級森嚴，只有那些高等的宦官才能親近皇帝，走上專權之路。（一）宦官機構嚴謹、龐大。明朝內廷二十四衙門，十二監四司八局自成一體，管理著人數眾多的宦官，儼然已經成為縮小的中央政府。（二）利用司禮監干涉朝政。在宦官 24 衙門中，司禮監代皇帝行批紅權，提督、掌印、秉筆、隨堂等太監，權力極大，其首領更是被稱為“內相”，能夠操縱政府官員的任免，甚至左右內閣大臣的去留。宦官還是把手伸向四面八方，從中央到地方都有他們的身影。
（三）廠衛特務統治。宦官利用廠衛實行特務統治，“廠”即東廠、西廠、內行廠，“衛”即錦衣衛。廠衛直屬皇帝管轄，掌管侍衛、偵察、緝捕、刑獄等事，可以不經由正式司法機構的的審判過程，而處理審判並處罰犯人，廠衛機構隨著統治者的需要而不斷髮展壯大的，最終淪為了宦官作威作福的工具。（四）宦官監軍統兵。永樂時開始用宦官監軍，仁宗時正式設置了守備太監和鎮守太監，王振、劉瑾、魏忠賢無不收攬軍權，軍隊歷來都是國家重中之重，像明朝這樣軍權被宦官把持，隨意徵調將士，足見宦官權力之大。（五）宦官嚴重依賴於皇帝。明代宦官之禍很烈，不同於漢末、晚唐那樣，能夠廢立皇帝，改朝換代。明朝宦官如同寄生蟲，依附於皇帝，假如皇帝一死，或者突然變臉發威，宦官本人權勢頓時消散，劉瑾如此，馮保如此，魏忠賢也如此。不得不說明朝的忠君教育確實不錯。
宦官亂政的形成也是原因：（一）政治上的需要。縱觀歷朝歷代，皇權、相權、軍權三者相輔相成，又相互監督。朱元璋時期，皇權一家獨大，文官和武勳世家都匍匐在皇帝腳下，在亂世時，這種專制固然有利於所有力量，但權力失衡就容易造成鬥爭，失勢的權力集團必然反撲，文官集團的崛起，嘉靖期的“大禮議”事件，明末激烈的東林黨爭無疑是最好的證明。（二）君主的怠惰。隨著國力的強盛，國家的安定，其繼承者們早已忘了創業者的艱辛，越來越趨於墮落、腐化。嘉靖皇帝避居西苑二十年，潛心修道；萬曆皇帝更是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這也是權力帶來的必然結果。
（三）絕對的君主專制制度。明代君主專制制度已經發展到巔峰，皇權至高無上。為了維護皇權的至高無上，明朝皇帝拼命打壓勳貴和文官，動不動就在大眾面前杖打官員，脫掉褲子當眾打屁股，那是要多丟人就多丟人，日積月累，皇帝和官員之間互不信任，甚至對抗，君臣失和，皇帝不願分權給臣僚只能依靠身邊的宦官了。（四）人治的缺陷。封建社會缺乏法治，屬於人治制度，人治就必然摻雜個人喜好、個人情感。在明朝，宦官就是皇帝的家奴，擁有特殊的法律地位，國家法律對於宦官來說往往是一紙空文，宦官犯罪只能由皇帝處置。宦官為皇權服務，就使得宦官的行為天然帶著皇帝的影子，這也就為宦官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宦官的出現就是為了服務於皇帝，再加上宦官是“刑餘之人”，出身卑微，不為士大夫認同，只能依賴於皇帝而生存。後來宦官又被准許讀書識字，這樣就在皇帝身邊形成了宦官集團，協助皇帝的獨裁。
宦官是封建制度下的特殊產物，是中央專制集權制度的產物，是皇權的延申，是為了限制而存在的，他們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皇權統治，但也導致社會矛盾日益激化；宦官橫徵暴斂，瘋狂掠奪，社會經濟受到嚴重摧殘；宦官監軍，加劇了軍隊的腐化，削弱了軍隊實力，也動搖了明王朝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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