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史記》比較早，當初讀《史記》，更多的是衝著這本書的名頭，覺得一個歷史學專業的學生，不讀此書有點說不過去。而讀過之後，對此書只有一個大致的印象，知道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史事，總之所獲甚淺，一是因為才剛接觸歷史學，沒什麼專業素養，二來過於年輕，對太史公涉及世道人心的筆意無法體會。由於心存“此書已讀過”的心理，此後多年都未曾好好溫習，而轉讀其他著作。最近偶爾重翻，竟有全然陌生之感，心絃也會被某些章句撩撥，是以時常翻一翻，竟似在聽兩千多年前的太史公述說衷腸，並終於明白魯迅何以稱《史記》是“無韻之離騷”。
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
《史記》的一大好處，是裡面有許多栩栩如生的人物，這些人物大多集中在“列傳”中，“列傳”的第一篇就是伯夷、叔齊，司馬遷將此二人列為第一篇，不只是因為從時間上來講這二人比較早，也是因為在這二人身上有一種堅守正道、不與世道同流合汙的節操，故有“激濁揚清”的意義，司馬遷實則是藉此二人表明自己對那些不肯向世界妥協的志士的理解。
伯夷、叔齊二人，生活在商朝末年、周朝初年，是孤竹城主君孤竹君的兒子，伯夷本應繼承父位，但卻要讓給叔齊，叔齊也拒絕，兄弟二人就離開了孤竹城，已表明無意於主君之位。後阻止武王伐紂，認為武王在父親文王的喪期內興兵討伐君主，是不忠不孝，武王的兵士想殺他，被姜太公救了，稱伯夷、叔齊為“義人”，此二人在周朝建立之後，歸隱首陽山，以“不食周粟”（不吃周朝的飯）為志，採草木而食，由於有人說天下歸周，一草一木皆屬周朝，故而餓死首陽山。
很多人覺得這二人過於迂腐固執，為不必要的事情付出生命。可是這兩個人之所以名垂後世，為歷代敬仰，並不是因為他們具體的行為，而是這種行為背後的對自身理想的堅守，伯夷、叔齊本可安享富貴，他們做的事在當時也沒人認可，故而換不來名聲，可他們還是做了，只因他們覺得這麼做是對的，所以孔子說此二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沒有放棄追求，沒有丟掉尊嚴），這個世上不缺靈活應變、明哲保身的聰明之士，但是這種不願向世俗妥協的意氣總是難得，無論在這種意氣下做出的具體行動是不是十分合理。這種執著本身或許你不能認同，但在這個“熙熙為利來，攘攘為利往”的世上，卻不能不為之感動。
正是因為孔子更加看重伯夷、叔齊堅守自身追求的精神，所以當子貢問伯夷、叔齊是否有怨氣的時候，孔子說：“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他認為伯夷、叔齊雖然未能勸阻武王伐紂，但這只是一件具體的事，是他們踐行自身意志的體現，並不是他們最後的目標。其實他們想活著是很容易的，但伯夷、叔齊最終的追求是要堅守、維護自己認為正確的事，以自己認為正確的姿態處事，既然他們最終做到了這一點，那就是達到了自己的目標，又怎麼會有怨氣呢？但司馬遷不同意孔子對伯夷、叔齊的這一認識，他認為伯夷、叔齊是有怨氣的。
司馬遷錄了一首伯夷、叔齊作的詩：“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這幾句明確表達了對武王以暴力推翻暴君的不滿，稱之為“以暴易暴”，而懷念上古炎帝、舜、禹統治的社會，覺得那種社會已經沒了，自己不知如何是好，最後哀嘆自己的一生就這麼完了。司馬遷最後說：“由此觀之，怨耶非耶？”很明顯，這首詩是有怨氣的。那司馬遷何以要在意孔子對伯夷、叔齊“無怨”的評價呢？還非得拿出一首詩來質疑，這是因為司馬遷自己面對世道和命運的不公，他是有怨氣的。
司馬遷，字子長。
司馬遷因為直言進諫，為李陵說了幾句話，而受宮刑，此乃奇恥大辱，讓他堅持活下去的就只是這一部《史記》，他平時定然時常思考，自己當時的進諫值不值得？為什麼自己要一個人站出來說這些話？跟大家一樣沉默是不是更好？所以我們可以想象他寫伯夷、叔齊之事的心態，明明是如此真誠地待人處事，何以反不如那些虛偽狡詐的人能獲得世界的認可？他寫《史記》，筆調明顯同情那些被命運不公正對待過的人，比如伍子胥，比如李廣，在《孔子世家》中，對孔子在陳蔡受困一事極力渲染，無非為了表達“即使是聖人也會不被這個世界待見”的意思。他反觀己心，覺得伯夷、叔齊不可能無怨，因為他自己做不到，他也不想做到。
前文說過，孔子之所以認為伯夷、叔齊無怨，是因為他覺得二人的追求本不是世俗名利，而是內心操守，之後他們沒有獲得名利，卻守住了操守，這就是達到了目標，故而無怨。那是不是可以反推出司馬遷的“有怨”，意味著司馬遷在意名利而勝過操守呢？並不能。
李唐據伯夷、叔齊故事畫的《采薇圖》
司馬遷認為，像伯夷、叔齊這樣的人最終餓死，被孔子誇獎為“好學”的顏回也貧苦不堪，而像盜蹠那樣殺人如麻的賊人卻安享晚年，說明“善有善報”的天道並不存在。進而史公筆意憤慨，痛書當世君子遭禍、小人尊榮的現狀，接著說：“餘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耶非耶？”他很痛切地認識到，在這個世上，並非總是“善有善報”，也並非總是“天道酬勤”，因為他自己就是最明顯的例子。但是他並沒有因此放棄自己的對真理的追求，故而他說：“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正是因為人情冷暖、世道炎涼，真正高潔不汙的人才能證明自身的不同流俗，只有在舉世混濁的時候，才能證明一個人是不是真的君子，故而君子之所以是君子，並不在於是受世俗重視還是輕視，無論被重視還是被輕視，他都會堅守自己的節操。在這一點上，司馬遷和孔子是相同的，但司馬遷不像孔子那樣平和灑脫，他在堅守自己的正道的同時，對世道不公、人心無常是抱有一種鄙夷和憤慨的。
司馬遷為伯夷等人抱屈，並沒有止於伯夷、叔齊的餓死，他倆雖然餓死了，好歹名垂千古，受後世敬仰，然而司馬遷卻認為，即使是後世名聲，也不完全是對他倆的回報，而具有相當程度的偶然性。司馬遷在列傳結尾評論道：“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也就是說伯夷、叔齊和顏回是所以能享有身後盛名，是因為孔子看得起他們，藉著孔子的聖人身份而得以流傳後世，那麼不知有多少默默無聞地堅守正義與真理的人，沒有碰上孔子而不為後人所知，那些想靠操行而樹立名聲的，多是徒勞了。這最後的感慨其實是照應開頭的問題，司馬遷一早就設問，說向許由、務光一類“義至高”的人，何以記載十分粗略，在最後他提出了這種解釋：世人本就不重視這些“義至高”人。除非取得了功名的人為他們說話。
屈原
《離騷》是楚人屈原所做的一首長詩，為《楚辭》第一篇，此詩以瑰麗奇美、情真意切著稱於世，然而也有一些非議的聲音，認為裡面“怨氣”較重，少了中正平和、灑脫淡泊的君子氣，倒有點給人以“小人長慼慼”的感覺。司馬遷就說“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離騷》之怨，有針對君主不辨忠奸的，有針對世俗難識良莠的，有慨嘆世事無常、人生多憂的，總之是對世界和人感到失望。《史記》雖然不是一首詩，而是敘述過往的世事變遷，記載一個個鮮活的人生歷程，但在司馬遷的筆下，卻將無盡的悲傷和對世道人情的失望融入這些敘述中，故而魯迅稱之為“無韻之《離騷》”。
正是因為上述原因，我們可以看到，司馬遷對筆下的主人翁並沒有太多義正言辭的批判指責，其筆調更多的是惋惜和理解。比如對項羽，他明白項羽有許多毛病，但他更多的是因這些毛病拖累了項羽、使得項羽的能耐沒有得以施展而覺得可惜，而不是像道學家那樣，像是揪住了某一個證明道義十分重要的證據，嘲諷項羽的“自矜功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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