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先生辭世時，學術界的不少有識之士及時提出，整理出版錢先生的遺著，是對先生最切實的紀念，也是學術建設的當務之急。三年多來，除了三聯書店推出十三卷本《錢鍾書集》（內含未刊稿《寫在人生邊上的邊上》）外，影印錢先生大量筆記的《錢鍾書手稿集》（40卷）和出版逾百萬字的《宋詩紀事補正》則是已在運作之中的兩大鉅著。人們關心的《管錐編》“續編”（包括論《全唐文》等五種）能在《手稿集》中看到雛形，而作為《管錐編》“外篇”的《感覺.觀念.思想》或也能從中找到蹤跡。《宋詩紀事補正》是錢先生宋詩研究在文獻整理方面的重要著作，也是深入研究錢先生宋詩觀的基礎性資料。翹企已久，切盼早日捧讀。我趁編輯《新宋學》第一輯之機，向楊絳先生請求摘抄若干冠於書端，以光寵篇幅。楊先生即命欒貴明兄寄來前六卷樣書，遂與新出宋詩總集本對讀，擇其可供補益充實者萬餘言，以《錢鍾書先生未刊稿〈宋詩紀事補正〉摘鈔》為題，先予揭載，當為學界同道所歡迎。
書前有錢先生手書題辭：“採摭雖廣，訛脫亦多。歸安陸氏《補遺》，買菜求益，更不精審。披尋所及，隨筆是正之。整綴董理，以俟異日。槐聚識於蒲園之且住樓。”錢先生曾於1949年早春寄居在蒲園（在上海蒲石路即今長樂路上）某宅之三樓，自命之為“且住樓”，殆為暫且寄居之意。至八月底，他就舉家北遷，任教於清華大學了。這說明早在1949年此書已初具規模，離今已逾半個世紀。有意思的是，今尚存他《蒲園且住樓作》一律：“夾衣寥落臥騰騰，差似深林不語僧。搗麝拗蓮情未盡，擘釵分鏡事難憑。槎通碧漢無多路，夢入紅樓第幾層。已怯支風慵借月，小園高閣自銷凝。”此詩精麗密緻、包蘊深雋，頗具玉溪生風調，而懷抱又似能從《兩當軒集》中找到：“結束鉛華歸少作，屏除絲竹入中年”（黃仲則《綺懷》）。錢先生自述其學詩經歷雲：“十九歲始學為韻語，好義山、仲則風華綺麗之體，為才子詩。”此詩或許近乎少作風韻，因而《槐聚詩存》不收，但也說明在他四十歲左右時，一方面進行大規模的宋詩文獻蒐集與整理工作，一方面仍寫作與宋詩異趣的“風華綺麗之體”。這倒證明他的另一自述：“實則予於古今詩家，初不偏嗜”，並不囿於規唐或矩宋之域，而持有博採眾長、融貫百家的寬容態度。
《宋詩紀事補正》一斑
錢鍾書先生在《宋詩選注.序》中對厲鶚《宋詩紀事》和陸心源《宋詩紀事補遺》都有過評論。他說《宋詩紀事》“不用說是部淵博偉大的著作”，但又有“開錯書名”、“刪改原詩”等重大缺失，既肯定又批評，與《題辭》所說“採摭雖廣，訛脫亦多”一致。說起《宋詩紀事補遺》，他下了“錯誤百出”的斷語，舉出陸心源把唐人、金人詩誤作宋詩等事例，這可以作為《題辭》說他“買菜求益，更不精審”的證據。（“買菜求益”典出東漢嚴光；在《談藝錄》中，錢先生又據《開元天寶遺事》所載李白語，綴合成“買菜求益，市瓜揀肥”一聯妙對，比成語“貪多務得”、“貪求無已”更為生動，再一次表現他的“修辭機趣”。）《宋詩紀事》雖是繼南宋計有功《唐詩紀事》以後的“紀事”體著作，入選作家達3800多人，但大都有詩而無本事，用力在別集以外佚詩和無別集傳世的作家作品的收集，實際上成為一部宋代詩歌的總集，與“紀事”體例不甚吻合。錢先生針對它的“脫”和“誤”，予以“補”和“正”。“補”者，主要有補人、補詩、補事諸項；“正”者，則涉及主名錯訛、引書誤舛、作品真偽、本事異聞、字句校勘等多方面，具見錢先生淵博、嚴謹、精細的一貫治學風格。從文獻學角度對此書作全面述評，因未讀全書，為時尚早。謹舉數事以示一斑。
王禹稱的詩集，經過徐規先生的精心整理，已臻完善，《全宋詩》即收徐先生的點校本；但錢先生原與之各自成書，又有30多首為徐先生點校本所缺或互有異同。楊億名下補詩亦夥，也有10多首（含句、聯）為《全宋詩》所無。至於他在《談藝錄》（第620頁，1984年版）中曾舉過一首長達2534字的宋人長詩《妾薄命嘆》，批評厲著未能採錄，更是一大發現，惜《全宋詩》似亦未收入。在考辨方面，精彩之處，所在多有。如卷四王禹稱名下《少年登樓》詩：“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錢先生按雲：“《侯鯖錄》卷二《李白題詩》注：或雲王元之《少年登樓》詩云雲。按，《事文類聚前集》卷四十四及《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二十四又摘引此詩於楊文公億名下，《竹坡詩話》也懷疑是楊億幼年所作。《西清詩話》堅謂李白所作，但白集中又不見。請參觀本書第六卷楊億名下《危樓》條補正。”再翻至楊億名下，考證更詳：“《事文類聚前集》卷四十四《幼悟門》及《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二十四《樓門》引此詩前兩句。按：《西清詩話》謂此乃李白詩，《竹坡詩話》謂：‘豈好事者竊太白之詩，以神文公之事與？抑亦太白之碑為偽耶？’又，《後村千家詩》卷十六收此詩，題作《危樓》，作主為‘王文公’，故《侯鯖錄》卷二稱為王元之《少年登樓》云云。《輿地紀勝》卷四十七‘蘄州’：王得臣《塵史》雲：‘蘄之黃梅有烏牙山僧舍小詩曰李太白也：“夜宿烏牙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李集中無之。’此詩屬名之爭，注家紛爭不已，姑兩存之為妥。”以“兩存”為斷案，審慎不苟；尤其是具體考辨過程，不僅資料豐瞻，而且邏輯嚴整，足堪示範。
《宋詩選注》的篇目之爭
錢先生是集學者、才人於一身、融古今中外為一體而又兼擅各類著述體裁的一代宗師。研究他的宋詩觀應該從《宋詩選注》《談藝錄》《管錐編》乃至《槐聚詩存》、小說創作中廣泛取材，並應相互補證，“循環闡釋”。《圍城》中董斜川關於“陵谷山原”的議論，當然不能逕視為作者的詩學觀點，但這個對“唐以後的大詩人”的名字概括，卻包含著作者自己的一份體會。尤如“三陵：杜少陵，王廣陵——知道這個人麼？——梅宛陵”，頗堪玩味。王廣陵是宋代年輕詩人王令，只活了27歲，在文學史上一向不被重視，正是《宋詩選注》稱讚他為“宋代裡氣概最闊大的詩人”才為人們所知，讀到“知道這個人麼”這一特別提示，總不免聯想起他在《宋詩選注》中對他的格外揄揚，鄭重推薦，讓世人都能“知道這個人”。
現在有了《宋詩紀事補正》，為我們更全面深入地理解錢先生的宋詩研究提供了又一重要材料與視角。學術界對《宋詩選注》的選目問題議論頗多。錢先生自己說過：“這部選本不很好；由於種種緣因，我以為可選的詩往往不能選進去，而我以為不必選的詩倒選進去了。”（《模糊的銅鏡》）他這番話就是為回應胡適“對選目很不滿意，並認為近合風氣”而發的。這主要指在內容題材上多選了一些反映民生疾苦的社會詩而言，作者和讀者對這一點容易取得共識。但除這一共識外，還可討論三點：（一）作家入選篇數多寡是否有失比例。現今所選共377首，以陸游第一（33首），范成大第二（27首），蘇軾第三（24首），汪元量第四（21首），而黃庭堅僅5首，與華嶽、方岳之類相同。（1989年新版《宋詩選注》把黃庭堅四首七絕錯排成兩首七律，總數成了三首；初版及《錢鍾書集》不誤。）（二）所選大多是以“淺明俊爽”意境風格者為多，似是宋詩中的“唐詩”，如七絕多達192首，佔1/3，而最能體現“宋調”特點的七古（63首）、七律（54首）相對較少。（三）選詩所據底本範圍問題。最早也是胡適所說：“他大概是根據清人《宋詩鈔》選的”，別的學者經過細心核對，發現王禹稱、林逋、蘇舜欽、歐陽修等22家詩，無一不見於《宋詩鈔》或《宋詩鈔補》，佔全書八十家的1/4。我以為，上述一二兩點在錢先生那裡可能不是“真問題”。對作家地位的估定並不一定要以是否入選或入選篇數多寡來體現，如他推崇朱熹“算得道學家中間的大詩人”，但無一詩入選；葉適“號稱宋儒裡對詩文最講究的人”，卻不過是不會飛翔的“駝鳥”，不如小作家雖像“麻雀”仍屬飛禽，於是也沒有選葉適的詩；其他像楊億、謝翱等名家，都無一字見錄。他特意表彰王令，但也只選了3首。至於黃庭堅，倒是個特例。錢先生自述作詩經歷時，說到對九部詩集“用力較劬”，其一即為《山谷集》；他借董斜川之口所說的“陵谷山原”，“谷”當然少不了黃山谷；《談藝錄》中對黃詩的有關補註與闡發，潘伯鷹先生贊為“精細的見解”、“所言極精實”，潘先生的《黃庭堅詩選》屢屢引為確解；錢先生對黃詩儘管也有批評，但他平日密吟深詠，情有獨鍾，都不是秘密。選篇過少，僅為當時風氣所限，以免招惹是非而已（黃氏時被加以形式主義詩人之惡諡）。至於對“唐音”與“宋調”的總體特徵的區別，錢先生當然瞭然於胸，《談藝錄》第一條即是“詩分唐宋”，“唐詩多以丰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也已成廣被引用的經典性名言。但選本原可多樣化。《四庫全書總目》卷190《御選唐詩》提要說：“撰錄總集者，或得其性情之所近，或因乎風氣之所趨，隨所撰錄，無不可各成一家”，因而元結《篋中集》尚古淡，令狐楚《御覽詩》尚富贍，方回《瀛奎律髓》尚生拗，元好問《唐詩鼓吹》尚高華等等，各具個性與特色。宋詩選本可以選體現“宋調”群體風格的詩，也可以只選宋人所寫的各類好詩或某類好詩，應該是自由的。此外，一二兩點所含的問題，還可以從錢先生的“六不選”選詩標準中尋找答案，因與本文題旨稍遠，容後再予申述。要之，《宋詩選注》的選目，“既沒有鮮明地反映當時學術界的‘正確’指導思想，也不爽朗地顯露我個人在詩歌裡的衷心嗜好”（《模糊的銅鏡》），反過來說，既有受制時風而造成的遺憾，又自有他個人的標準在。他的確不大理會一般選本所要求的“代表性”和“涵蓋性”，像主持禮儀者把一切安排得停當均勻，面面俱到，或像他所調侃的選詩如選理事會那樣。對選本的多樣性和自由度，我想是理應得到理解和尊重的。
《宋詩選注》選詩經過
楊絳先生最近告訴我，錢先生作《宋詩選注》時，工作量很大。他沒有從選本到選本，而是從各類總集、別集中直接選詩，幾乎把宋人集子都看完了。比如專門買來一部《宋詩鈔》，在上面加圈，由她幫忙剪貼（還不小心把一聯給剪丟了，錢先生再設法補上）。有些選篇是別人不注意的，如曹勳《入塞》，寫一個“掠去隨胡兒”的女子，見到南來使臣，“忽聞南使過，羞頂羖羊皮”，這種場景和心理刻畫，很有特色。籠統地說選目“很不好”，不大公平。書中也有錯誤，如註釋持節的“節”，說是“拿一根金子或竹頭做的東西”，“金子”云云，或許不妥。楊先生這段話（大意），平允客觀，同時也印證此書多從《宋詩鈔》取資的推測（當然不止於《宋詩鈔》一書）。現在我們已知道，錢先生編注《宋詩選注》時期，同時也正在再度修訂他的《宋詩紀事補正》，見楊先生《記〈宋詩紀事補正〉》（《讀書》2001年12月號）。前面已說過，《宋詩紀事》旨在蒐集別集以外佚詩和無別集傳世的作家作品，因而初具《全宋詩》的性質；錢先生的《宋詩紀事補正》旁搜遠紹，出入書海，後出轉博轉精，實際上做的也是《全宋詩》編纂工作。在1999年《全宋詩》正式問世以前，海內外很少有人能達到他掌握宋詩文獻的廣度和深度。然而我們也發現，《宋詩選注》確實沒有充分利用他自己《補正》的成果。（個別也有，如王禹稱《寒食》“山裡風光亦可憐”句，他注“亦可憐”時說：“王禹稱有首詩，《小畜集》裡沒有收，是把唐人的舊詩改頭換面，寫他貶官在外的心情”，其中有“鼓子花開亦喜歡”，“亦可憐”就是“亦喜歡”。這首詩即《齊安郡作》，見《宋詩紀事補正》卷四，亦可參看《新宋學》所載《摘鈔》稿。）這是什麼原因呢？錢先生在回答如果重新編選、將選何作品這一問題時，曾寫道：“說來話長；又事隔數十年，懶於更提了。請原諒。”言語之間似有些無奈。我私人猜測，此書作為文學研究所編校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第五種”，乃屬普及讀物，又有大致統一的篇幅規模。而有人提出，應從一代全部詩歌中來定選目，“必需有了這種基礎，才有選全宋詩的可能”，否則是“冒險之舉”。這在學理上看上去是個正確原則，但在《全宋詩》問世以前，這又是難以實際操作的理想化要求。在《宋詩選注》完稿四十多年後才問世的《全宋詩》正編，共72冊，總字數近四千萬，為《全唐詩》的10倍；詩作共247183首（不計殘詩、斷句），為《全唐詩》的5倍。要求在近25萬首詩中選出377首，也實在難為了選家；可以斷言，在《全宋詩》出版以前，古今所有宋詩選本，如張景星等《宋詩百一鈔》、陳衍《宋詩精華錄》等，均不能達到這一要求。《宋詩選注》又是當時文學研究所的計劃項目，每月要填進度報表，年中、年終要寫彙報，此書已因精心打造，遷延兩年，已有礙不久提出的“多快好省”精神了。要之，議論評泊，應貼近具體的歷史情勢；而面對皇皇鉅著《宋詩紀事補正》，再不會遽謂《宋詩選注》“選詩基礎之不鞏固”吧？
《唐詩選》的選目缺憾
在特定的、不正常的學術環境下，即使從總集、全集中編選，也不一定能獲得理想的效果。我想談談文學研究所編選的《唐詩選》，這也與錢先生有關。這部選本倒是從《全唐詩》中採擇篇目的。先由選注者在《全唐詩》中劃圈，以圈數多者為初選；然後斟酌去取，調整損益，最終確定了六百多首的全書規模；再予剪貼，以避免文字誤植，不惜用掉了一部揚州詩局初刻本。此書於1966年完稿，並交出版社。初稿本的選目頗有“個性”，特別體現在小家上，而小家註釋難度較大，我們就推給錢先生承擔。當時餘冠英先生講得最多的是要選出唐詩的“方方面面”，不求平衡，不講“照顧”，如杜甫入選最多，竟超出全書1/10；錢先生強調“選好詩”，而他的“好詩”標準也就是他所說的“個人在詩歌裡的衷心嗜好”，卻是需要深入體悟、不易簡單說清的。然而，初稿甫畢，即遇“文革”，出版停頓。到了1975年，在評法批儒、大搞“三結合”的大背景中，文學所與北京市維尼綸廠工人同志合作修訂此書。這在當時不失為爭取出版的一種“策略”。我和錢先生都未參加。直到1977年秋，“四人幫”已垮臺，此書遂進入最後出版階段。餘先生命我撰寫《前言》外，又要我對照原稿校讀了兩遍清樣（主要是校文字）。這才發現，錢先生執筆的部分，刪削十分嚴重。從開卷到杜甫，316頁過去了（全書784頁），錢先生的筆跡只出現在王績、王勃兩處，而且所選王績詩二首及王勃《山中詩》，也已非他所作。（1966年初稿本，所選某一作家，其小傳及作品，統歸一人所作，無一例外。）現在想來，入選的小家，原均著眼於藝術，不少詩作頗生僻，但有特色與特長；在“文革”中“修訂”，當然過不了“政治標準”這一嚴峻關口，被砍被刪，不算意外（我註釋的《秦婦吟》更早被刪去）。而偽詩坎曼爾《訴豺狼》、準偽詩黃巢《題菊花》《菊花》等卻在修訂中羼入，留下了選目上的缺憾。
近閱《錢鍾書與〈唐詩選〉》一文（載《錢鍾書研究集刊》第二輯），作者努力從此書中“辨認錢鍾書思想和錢鍾書風格”，認定為錢先生所寫的有“王績、王勃、杜審言”等24家，“咬不準”的有劉長卿至張麐 等6家，共30家，其實大都與事實不符（杜審言為餘先生所寫，劉長卿、張麐 乃是本人拙筆）。我還看到其他一些涉及錢先生與《唐詩選》關係的論著，亦多有出入，因在此順便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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