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記是一個人日常活動的記錄。有人說，堅持寫日記能體現一個人的毅力和自律。而一個既能自律又有毅力的人，也絕不是一個平常之人。我相信，每個人在腦海中都曾出現過堅持寫日記的念頭，但這種念頭往往在行動之前就不復存在了，或者行動開始後不久就不知所蹤了。而難以堅持寫日記的人卻往往喜歡窺視別人的日記。不可否認，當一個與你朝夕相處的同學與朋友，把他們的日記不經意間暴露在你的眼皮底下時，你會不由地產生想看一看的衝動。人總是這樣，喜歡把自己的秘密永遠地藏在心裡，卻急於想窺視別人內心的秘密。而日記在記錄一個人的日常活動時，總會把一個人內心的秘密也留了下來。我用三天的時間，讀了一位高官三年的私人日記，感覺為官確實不易。
清朝官員
這位高官離世距今已167年了。說他是高官毫不為過，做過清朝的大理寺少卿、副都御史、兵部尚書、戶部尚書、禮部尚書、軍機大臣，響噹噹的一品大員，毫不遜於現在的副總理。所以說，他絕對是朝廷的高官。此人雖一路青雲直上，做到軍機大臣，但現在很少人知道他的名字——何汝霖。何汝霖在官場上出道很晚，晚到，他四十五歲才中舉人，但令人吃驚的是，他僅用十五年的時間，六十歲坐到了副都御使的位置上，再用五年的時間，六十五歲升到了兵部尚書，位居六部堂官之一。就在他剛剛擔任了兩年的兵部尚書，六十七歲時，在江蘇江寧（南京）的九十多歲的老母親去世了。作為兒子，不論你爵位再重，官品再高，歲數再大，也要敬孝道，丁母憂，守喪制。
一品大員仙鶴補子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年），六十七歲的何汝霖踏上了回老家江蘇江寧（南京）的行程。六十七歲的何汝霖放到現在，我們也可以說是一位老人了。那在一百七十三年前，一個六十七歲的人又是什麼樣呢？我想起了奶奶說過的一句，“過去賣力氣幹活養家的人，四十歲時就似現在六七十歲的模樣兒了，而過去那些六七十歲的人就老得不像樣兒了。”我相信，當年六十七歲的何汝霖保養得再好，也絕對沒有現在人會保養。何汝霖沒有留下真人照片，但在當時的中國已經出現了第一張人物照。1844年，也就是在三年前，清朝重臣耆英在和外國人打交道的時候，無意間拍下了一張人物照，也無意間成了中國第一張人物照。何汝霖沒有這樣的機會，自然也就沒有人物照。但他用自己的筆，通過日記的形式記錄下了日常的點點滴滴，似乎是單純的照片無法替代的。
耆英照
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十二日，六十七歲的何汝霖從京師出發，因為大運河相對方便，所以沿途主要走水路。然而，運河雖方便，但並不平靜。除了時而風急浪高，舟船難行之外，還有人為因素。那就是劫匪。很難想象一個朝廷的一品大員出行，還真有匪徒不自量力想劫一把。出發一個多月後的九月十五日，何汝霖在日記中寫道：“昨夜有匪徒持械明火，繞舟數四，因兵役甚眾，不敢上船，然思之殊可畏。”可見，當時的匪徒有多猖獗，連一品大員的船隻也敢覬覦，如果不是護從的兵役多，匪徒是不會放過這次機會的。此時，何汝霖是在山東境內，因為第二天也就是十六日，他才剛剛到達曲阜夫子廟（孔廟）。
清朝大運河上船隻
而就在十天後，九月二十四日，何汝霖停在朱姬莊（現在微山縣韓莊鎮朱姬莊）時，對岸又來了二三十人的匪徒，時來窺探，後因兵役恐嚇而去。清朝山東地區的匪徒肆無忌憚，不僅搶劫客商的錢財，就連朝廷官員也不放過，更為大膽的是他們敢劫南方官員向皇帝上奏摺的信差。何汝霖之後在日記中就記載了一件事，他委託兩江總督把自己的家信和總督衙門的奏摺順便一起送到京師。沒想到的是，後來，送奏摺和家信的信差居然在山東德州被劫匪搶了，奏摺和家信一度被搶。當地官員自然不敢怠慢迅速查找，匪徒知道家信和奏摺無用，即隨手丟棄了，後來總算失而復得。一群匪徒敢試圖搶劫一位朝廷的兵部尚書和朝廷信差，可見膽子之大，猖狂至極。從這裡也可看出，太平軍之後，當地出現了捻軍也就不足為奇了。
清朝正法的匪徒
何汝霖從八月十二日啟程，直到十月十七日才到家。作為朝廷的軍機大臣、兵部尚書回鄉丁憂，自然當地的官員不敢怠慢。當時的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江寧將軍、副都統、江寧織造、道臺、太守、知州、縣令甚至典史相繼來祭奠何汝霖的母親。這自然讓何汝霖及家族人很有面子，但作為高官回鄉，一是要應付當地的官場，二是，要應付親戚朋友。對於貧窮的親戚朋友，何汝霖願意慷慨解囊，總會賙濟他們，但對於那些找他辦事又想從他那裡獲得好處的人，他也會斷然拒絕。有親戚讓他幫忙謀求一官半職，養家活口，他訓斥了對方，並從別人處聽到，這位親戚揮霍無度，從不知節儉，不僅把祖上的老本吃得一乾二淨，還把八十歲老母親的棺材板都賣了，隨之揮霍一空。何汝霖沒有可憐這位親戚，而是讓家裡人幫助這位親戚的八十歲老母親每月一兩銀子。在當時，一兩銀子能維持一位老人的基本生活。
清朝窮婦人
隨後，又有三四十個親朋好友來向何汝霖尋求經濟上的幫助， 不知不覺二百兩銀子就沒了。就這時，何汝霖想到，他有兩個朋友家裡雖然困難，但並沒有向他開口尋求幫助。於是，他主動幫助了兩位朋友十五兩銀子。何汝霖在回家兩個月後的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記中寫道“各處幫項已付三四十處，約二百餘，而來者仍眾，奈何奈何。又知朱、況二生窘而未啟齒，贈以十五金。”對於這種情況，副國級的何汝霖也是無可奈何而已。那些八竿子打不著、沒見過甚至沒聽過的所謂的親戚好友都出現了。像這樣的親戚朋友，他們的要求並不過分，要求的錢也並不多，生活也確實困難，這就讓何汝霖不知所措，最終只能用錢把他們打發走。但隨之，一波一波的親朋好友打著心中的小算盤，就像夏天的蒼蠅不停登門拜訪。
清朝碎銀子
還有一種就是所謂的讀書人，他們往往會拿著自己所作的詩集稿，來拜訪何汝霖。簡單地寒暄之後，他們激動地拿出詩集稿讓何汝霖欣賞，然後，以印詩集稿缺少銀兩，希望何汝霖能慷慨解囊。這樣的事情何汝霖也不好拒絕，畢竟都是讀書人。雖然，他知道那些所謂的詩寫得酸腐，但為了不打擊讀書人的信心，他勉強資助。這也就引來了很多讀書人登門拜訪。何汝霖只好讓僕人婉言拒絕相見，但很多人被拒絕後，會很不爽，甚至有的大罵僕人一通，而有的鍥而不捨，一次不見就會來第二次。總之，何汝霖見了多少所謂的讀書人，他也記不清了，到底資助了多少銀子，也很難統計了。回到老家不到一年，何汝霖差不多花去了從京師所帶銀兩的一半。
清朝讀書人
然而，家裡也不太平，有一個姓徐的老僕婦，多嘴多舌，經常把家裡的事向外面傳，又喜歡把從外面聽聽到事，在家裡宣揚。性格直爽，卻毫不避諱，倚老賣老，經常和何汝霖的兒子定保吵架拌嘴。何汝霖雖然不喜歡這位老僕婦，但也無可奈何，不忍心把她驅趕走。看來家家都有本難唸的經，一個一品大員開除一個僕人，也要有所顧忌，思量再三。不是現在人認為的那樣，大權在手，天下我有，想開除誰就開除誰。高官在家在外都有苦衷。
清朝僕婦
何汝霖在家鄉確實遇到了“硬茬”，一個線鋪的買賣人，姓謝。何汝霖因為母親去世，需要買一塊墓地，不久就在一位姓趙的人手裡買到了。而這塊墓地正巧與姓謝的這家人的墓地相鄰。姓謝的這人就跳了出來，說何汝霖買的這塊墓地是他家的。何汝霖當然不認同。於是，姓謝的生意人就找了一位訴訟師要與何汝霖打官司。何汝霖知道此事鬧大，並不好。畢竟自己是丁憂在家的朝廷大員。打官司不論輸贏，都會被認為欺負鄉里鄉親。於是，何汝霖就讓姓謝的拿出證據，如果有證據，自然沒話說。姓謝的生意人果然拿出了證據，一張山契。沒想到，這張山契是明朝崇禎二年的，而上面蓋的是前朝應天府的大印。何汝霖讓家人拿出買墳地的墳契，上面蓋的是大清的大印。何汝霖知道打官司，姓謝的生意人必輸。
清朝地契
為了緩和矛盾，何汝霖派僕人和姓謝的去了一趟墳地，丈量之後，發現墳地並不在謝某的山契規定的範圍之內。最終，謝某說出了實情，原來有人慫恿他要和何汝霖家打官司。何汝霖知道此人是誰，但最終沒有深究此事，選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很難想象，當時一個普通的百姓能有與朝廷一品大員打官司的勇氣，這是很難得的。而何汝霖也沒有報復此人，依然相處如故。以何汝霖的地位，只要和當時的縣令或者知府打個招呼，一切都會擺平，但他並沒有這樣做。
清朝模擬打官司
後來，何汝霖的親戚朋友也有人假借他的名義在外面為非作歹。但他很快通知當地的縣令與知府，如遇到這樣的人，可毫不留情，當場拘捕，不要留任何情面。何汝霖知道，自己雖為一品大員，但絕不能放縱親戚朋友胡來。他想到安徽桐城張廷玉的家族，當年多麼的輝煌，家中子弟有一半在朝廷為官。但隨著張廷玉被劉統勳彈劾，後來被乾隆皇帝歷次訓斥，到張廷玉退休，家族一天不如一天，開始由盛轉衰。何汝霖出道很晚，這也讓他比其他的人更加的老練、沉穩，更懂得人情世故，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對於為官之界的那條“紅線”，何汝霖自己不觸犯，也絕不能讓親戚朋友染指。他感慨為官不易，做個自律的官不易，做個問心無愧的官更不易，而做個人人口中的好官更是難上加難。但既然選擇為官，就要朝著人人口中的好官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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