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作為中國做古老的文化典籍，被譽為“群經之首，萬道之源”。作為一本孕育了儒、道、法、兵、醫等多家的雜學著作，對中華民族的影響之深遠更是難以估量。
國際《易經》學會主席成中英說：“《易經》是宇宙的真理”。國學大師南懷瑾說：“《易經》是哲學中的哲學，智慧中之智慧；我懷疑《易經》文化是上一個冰河期留下來的，因為它的科學、哲學道理太高明瞭”。
國學大師曾仕強教授認為，《易經》不僅是五經之首，還是群經之始。《易經》是天地人合一的學問。《易經》是包羅萬象的，包括天文，地理，兵家，醫學，甚至於現在的電腦。兵書三十六計中的許多計謀，都出自《易經》的卦象之中。中醫講究的陰陽平衡，也是出自《易經》的陰陽共體之說。《易經》是全世界最高明的辯證法。《易經》是認知宇宙的密鑰。
儘管如此，經學家所奉為的圭臬，也受到科學家的批評。
1953年愛因斯坦給斯威澤寫信說：“西方科學的發展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希臘數學家發明形式邏輯（symbolic logic），和文藝復興時期發現實驗驗證法。人們不必對中國聖賢沒能做出這些進步感到驚訝，如果能才是令人驚訝的”。形式邏輯也叫數學邏輯（mathematical logic）或正規邏輯（formal logic）。
同時，著名華人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在“2004文化高峰論壇”批評《易經》對科學發展的負面影響，並在《自然》雜誌2005年第1期發表。
首先，楊振寧提出《易經》影響了中華文化的思維方式，而這個影響是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楊振寧認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歸納法，卻沒有推演法。其中“易者象也”，“聖人立象以盡意”，“取象比類”，“觀物取象”都是貫穿《易經》的精神，都是歸納法，是向上求整體“像”的方法。可是，中華文化沒有發展出推演法。引用明朝徐光啟的話：“欲前後更置之不可得。”
意思就是一條一條推論不能次序顛倒。這跟中國傳統不一樣。中國傳統對於邏輯不注意，說理次序不注意，要讀者自己體會出來最後的結論。徐光啟又有這樣幾句很有名的話：“似至晦，實至明，似至繁，實至簡，似至難，實至易。”
其次，楊振寧認為“天人合一”的觀念有問題。“天人一物”、“理一分殊”和“內外一理”，起源於《易經》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與人道在內，古人認為天的規律跟人世的規律是一回事。王陽明格竹，是要用人世間的“理”追求自然界的“理”，所以格不出近代科學。
近代科學一個特點就是要擺脫掉“天人合一”這個觀念，承認人世間有人世間的規律，有人世間複雜的現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規律與自然界的複雜現象，這兩者是兩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
中國周易學會會長，山東大學哲學系終身教授劉大鈞批評楊振寧的演講有很多常識性錯誤，他說：“眾所周知，《周易》是最早的一部算卦的書，算卦的方法就是靠推演，舉一反三，怎麼能說沒有推演呢？另外，《周易》是一本普世之書。從這個角度，也是一種廣義的推演”。
經學家沒有回答科學家的實證看法，反教了科學家如何理解邏輯！
《易經》有《易經》的贊與批，中醫有中醫的存與廢，我們民族源頭性的文明似乎一直在被時代所質疑。
當代著名哲學家鄧曉芒，曾經比較東西方的思維差異時說道：“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從大到小，而西方人的思維方式是有小到大”；百家講壇著名軍事理論家洪兵也說過，《孫子兵法》不是戰術而戰略，是戰爭哲學，而不是軍事理論。由此可見，我們這個民族原生的思維方式是善於歸納、把握整體的，而恰恰缺少了西方的實證思維。我們把宇宙萬物分解為八種元素，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又附之陰陽變化，基本卦中的三個爻又規定為天地人，以此來構成《易經》的理論體系，推理萬事萬物的變化。
因此，我認為，中國人不重視邏輯重視歸納，善於思考不善於實證，這條評價是客觀且合理的。《易經》作為群經之首、萬道之源，影響了中華民族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幾千年，中華民族無論是成就還是敗績，歸功或歸咎於它，似乎都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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