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我都在思考人類的本性以及精神等問題。
孟子與告子之間的辯論，讓我明晰了孟子建立“人性論”的用意，讀到“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這一段，更讓我感到之前關於理學的疑惑也已得到解決。
感官與器官的需求，是來自於我們生理的天性，是氣質之性。但人的本性中不僅僅有氣質之性，還有天地之性，也就是天命。
人的氣質之性滿足了就好，但如果滿足了基本生理需求還不夠，過度追求的話就會形成惡習。
杜保瑞教授說：“我們的人生不是以滿足生理的需求為唯一且最高的目標的”。
儒家孟子倡導大家向善，發揮天性中向善的那一部分——修養自己，服務社會——這是大體，是天命。
很多人覺得儒家說教，規範人的行為，但是孟子這裡的“有性焉，君子不為命焉”卻是一種深刻的自我要求，不把“向善”當作教條去執行，而把它當做由內而發的本性。
孟子建構性善論的原因就在於此，這是配合他的工夫論的，四端之心我固有之，因此發揮我固有的東西就行，而本性中還有氣質之性，那是不能過度追求的。
我現在理解朱熹為什麼講“存天理，滅人慾”，這句話沒有把天人對立起來，而是在“性”的範圍內探討如何處置“理”和“氣”——氣，物質性的基礎；理，理想性的目標。不要讓“氣”干擾自己，而侷限“理”的發揮。
孟子工夫論是建立在性善論上的。為了建構和諧社會，孟子建立性善論以提供給每個人行善的理論根據，然後再配合一套工夫論來指導每個人行善。
性善是哪來的？精神從何而去？
孔孟老莊都告訴我們是天生的，老子說，“能嬰兒乎？”你能不能回到你嬰兒的狀態，必要有什麼心眼，尤其不要產生壞心眼。你多做點好事，該哭就哭，該笑就笑，做人真誠一點，就像嬰兒一樣。
孟子說，什麼是大人物？民為貴。莊子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這一點和老子就不一樣，老子說“天地不仁”，天地只按照客觀和規律做，但是莊子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他說鳥會高飛，田鼠會挖洞，何況老百姓呢？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該幹嘛幹嘛！老百姓不會自找苦吃，也不會搞破壞，搞完破壞他被抓起來了，這對他有什麼好處呢？這裡頭就是從人性裡面產生了對治國理政的認識。
一個更大的認識是對天的認識。
中國的文化談到天的時候，敬天是一個統一的存在，最高的存在。既是唯心的，又是唯我的。
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又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的問題就是民心。
中華文化就形成了修齊治平的這麼一個循環的、公而為一的一個文化觀念。
這個基本觀念有什麼用？那就是說，你個人道德品質好了，就會把國家治好，把人民治好，把天下的糾紛解決好。你個人道德品質好了，就會愛人民，就會對人民實行仁政，你就符合了天理、天意、天心以及天命。反過來說，如果你的道德品質不好，你就會殘害人民，壓迫人民，你就違背了天意、天性、天心與天命。
天意又是命又是性。
天是大家不可違背的，但是你說天這麼偉大，你上哪瞭解天去？
孔子和孟子認為你實行了仁政，你做好了修齊治平你就符合天意，孟子認為民為貴，民心就是天性。民意就是天意，得了民心就得了天下，得了民意就是最穩定、最成功、最健康的。
天說的那麼高，一下落到地上了，你說上哪找天去？原來就在老百姓的心中！“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聖人以百姓之心為先，就看百姓喜歡什麼。
中國知識分子大都具有一種悲憫性，每當遭受了天災人禍之際，悲痛無奈之餘，他們常常悲天愴地，是為天問，關心的不正是天下蒼生的生死與悲痛麼？而新冠疫情當前，中國人的一切表現不正體現出中國人內心的一直傳承下來的善嗎？
不是一直說國人素質不行嗎？比較一下國外的災難，在這關鍵時刻國人的行為無疑給人以震撼人心的信心，儘管他們在以前或今後依然會有時表現出缺乏“素質”。
正所謂“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關鍵時刻顯身手，我已經感受到國人的良好本質。這就是中國傳統文化性善論的真正原因，這樣的本質縱經塵劫，依然會在某個時空變幻點化出中國人耀眼的人性之光。
（本文作者一純，今年19歲，在家自學國學四年，有所感悟，願能與您分享交流，您的點贊、轉發、評論是我前進的最大動力，謝謝！*^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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