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公十八年》
本年記述了一大一小二樁事，分之為大小，因為一事給後人只有一個感悟；而另一事，就算你有通天徹地之才識，讀斯文節也，茫茫若身處無涯汪洋之中，而一點一滴，甚或兇風惡浪，心有感應，油然而覺天地之理明徹，人倫之常確切，文之為奇，斯至也。
先講小的：齊懿公在做公子的時候，與大臣邴歜的父親“爭田”而“弗勝”，到他做君主的時候，邴父已經死了，做了樁什麼事呢。“乃掘而刖之。”是說刨開墳墓把死者二隻腳砍下來了，並且是叫邴歜為他駕車。另有一個臣子叫閻職，把他的老婆強奪過來了。“而使職驂乘。”“驂乘”之義是坐在他的座車右邊的人。性情乖戾，借公權洩私憤，那個時候便是如今，也不止他一個，錯便錯在有如此深仇大恨的人還放在如此親近的地方使用，不是把“八字”判給了人家？後來廢在這二人手中，也是情理之中，這節故事往下也沒什麼說頭了，留下了什麼思考呢？這種器量，這種見識的人也能當君主？只能是“呵呵……哈哈……”而已，問題是，這樣的“呵呵……哈哈……”聲現今還能聞到麼？
思考
第二樁，是莒國的事，“莒紀公（己姓名庶其）生大（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此而依靠國人的力量以弒莒紀公，拿著寶玉來奔魯國，被魯文公接納了。就是這麼一件事，有二種處理意見：
一是“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是說魯文公下命令說給僕一塊領地以便其生活居住，並且今日一定要把這個事情解決好；
二是“季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是說季文子指使司寇把僕逐出國境，說今日一定要做到。季文子，襄仲等都是周公的後人，與這時的魯文公是叔伯兄弟輩人，魯國較之他國有一個顯著的特徵，就是政出多門，導致了“三桓”之亂，禍因是早些時候的慶公埋下的，這裡不說這個話題，因文義順便粗略講解一下。
這樁事本身的意義不大，但魯文公問季文子為什麼要把僕逐出境外，其答辭，卻是意義重大，有多方面的信息覆蓋，且按原文講解：“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季文子的父親臧文仲在世時的官職是大夫，加個“先”字表示過世了，行父是季文子的字，“失隊”之“隊”通“墜”意即不敢遺忘。那麼，父親是怎樣教導的呢？
“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說：“為觀德制定的原則和標準也即是禮制，用德來處事，用事實來衡量功勞，功勞的標準就是使人民豐衣足食。”作《誓命》曰：“毀去禮制就是賊，隱匿窩贓就是包庇縱容，偷竊財物就是盜，偷盜寶器就是奸。有窩贓的罪名，用奸人的寶玉，這為最大的凶德，這種凶德國家無法赦免。九種刑罰是；墨、劓、刖、宮、大辟以及流、贖、鞭、撲，應當依罪量刑，罪罰相應。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奸為凶德。我仔仔細細反覆地觀察僕這個人：如果說是孝敬，卻把君父殺了；如果說是忠信，卻是偷竊寶玉。只說明：他這個人就是盜賊，寶玉是贓物。如果保護他，就是窩贓；收留或驅逐成為教育百姓的風向標，用收留這種方法教育百姓，百姓以後沒有法則可以依從。我從方方面面來考量，關於僕的這件事沒有哪個層面是有正面效應的，倒是把違背社會基本法則的事做到了極端，弒君父，竊國寶，把“凶德”發揚光大了，所以必須把他逐出國境。
閒閒生曰：“季父子的這番言語，自然是大義之理，魯文公與之相較，遜色多少？一個在君位，一個在臣位，故政出多門，也是應有之象。二千六百年前的一個貴族子弟，有如此思想，如此境界，知道君行者，風也，那麼，象今天的貪汙、腐敗之成風氣，是不是也有一個風向標在作崇？認識到了，為何不拔掉？功是功，過是過，我華族要奮進，有凌雲九霄之志，事事須得腳踏實地，若腳下是爛泥塘一個，你一發力，便先深陷泥淖，如何行空於世？
學習
這件事，從表面看是魯文公與季文子對一事件的處理方法問題，但其實質反映了為君者治國的根本理念。為了說明其本質的重大意義，季文子還引用了前聖舜的治國方略加以深化論證說：“古時五帝之一的顓頊（名高陽氏）有八個子孫很有才能，在他們品性中表現出了“齊聖廣淵，明允篤誠”的氣度，被稱之為“八愷”，“愷”是指詳和；當然，後人理解“八愷”為：行為中正、世事通達、度量寬廣、謀略深遠；明察事務、守信不二、篤厚善良、誠實純正也非常正確。五帝之一的帝嚳（高辛氏）也有八才人，表現出“忠肅共懿，宣慈惠和”之象，被稱之為“八元”，“元”表示和善；後人理解“八元”為：忠人奉上、恭敬嚴肅、勤謹治事、行為端美；知思周密、心地慈愛、憐貧恤窮、寬和大方很貼切。這十六個家族，世世代代享有美名，到堯的時候，“堯不能舉”，指堯沒有加以任用。
到舜成為堯的大臣，行使實際的行政權力後，舉“八愷八元”，從而形成了社會的“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的局面，成為社會行動的風向標，另有五帝之一的帝鴻氏有“不才子”是“渾沌”即幼稚糊塗；少皞氏有“不才子”是“窮奇”即歪門邪道；顓頊氏有“不才子”是“檮杌”即兇頑無比；縉雲氏有“不才子”是“饕餮”即貪婪兇惡。縉雲是黃帝時的官名，即夏官，古之六官為“天地春夏秋冬”，是炎帝族的人，夏官的職能相當於司馬，用炎帝苗裔任此職。有“不才子”，這四族人，和十六個家庭一樣，不管是負面正面的，在社會上都有影響力，怎麼辦呢？舜便下措施了，“舉十六相 ，去四凶也。”故舜有“慎徽五典，五典克從”五典就指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之功用。
上面這個引經據典的論說，又給人二點提示：
一、堯乃萬世不易之聖主，但傳文說十六相“堯不能舉”，而舜能舉，這正是孔子說的美玉一塊，“瑜不掩瑕，瑕不掩瑜”之義，正是“實事求是”作風的體現。
二、舉十六相，去四凶，說明了什麼呢？社會上的人，人人都在工作，農民用鋤耙，工人用錘刀，而君主用什麼呢？用“刑、政”。鋤耙不時而作，糧不收；錘刀無律而動，器不成，刑政失規，天下如何太平？何況不刑不政哉！此話怎講？依律該受罰的，用錢財充數，有諸？該徹查到底的，查不下去了，不了了之，有諸？農民為收糧可這樣做麼？工人為成器可這樣做麼？無“刑政”，社會不成個氣象；“刑政”失度，氣象也是不著邊際，《左傳》之精髓，通過具體事例，要講的，似乎也不外乎此。
二0一三年元月初八
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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