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篇》
《論語》中提及“中庸”一詞，僅此一條。中庸屬於道德行為的評價問題，也是一種德行，而且是最高的德行。宋儒說，不偏不倚謂之中，平常謂庸。中庸就是不偏不倚的平常的道理。中庸又被理解為中道，中道就是不偏於對立雙方的任何一方，使雙方保持均衡狀態。中庸又稱為“中行”，中行是說，人的氣質、作風、德行都不偏於一個方面，對立的雙方互相牽制，互相補充。中庸是一種折衷調和的思想。調和與均衡是事物發展過程中的一種狀態，這種狀態是相對的、暫時的。孔子揭示了事物發展過程的這一狀態，並概括為“中庸”，這在古代認識史上是有貢獻的。但在任何情況下都講中庸，講調和，就否定了對立面的鬥爭與轉化，這是應當明確指出的。
孔子說：“中庸作為一種道德，該是最高尚的了吧！可惜人們缺少這種道德己經很久了。”
“中庸”強調的是做事守其“中”，既不左衝右突，又戒參差不齊。中庸是孔子和儒家的重要思想，作為一種道德觀念，它是孔子和儒家尤為提倡的孔子說：“中庸作為一種道德，該是最高的了吧！人們缺少這種道德已經為時很久了。”。
中庸就是不偏不倚的平常的道理。中庸又被理解為中道，中道就是不偏於對立雙方的任何一方，使雙方保持均衡狀態。中庸又稱為“中行”，中行是說，人的氣質、作風、德行都不偏於一個方面，對立的雙方互相牽制，互相補充。中庸是一種折衷調和的思想。調和與均衡是事物發展過程中的一種狀態，這種狀態是相對的、暫時的。孔子揭示了事物發展過程的這一狀態，並概括為“中庸”，這在古代認識史上是有貢獻的。
雖然在論語中“中庸”一詞僅出現過一次，但中庸的思想卻時時閃現，如在論語中孔子評價他的弟子們時說：“高柴愚直，曾參遲鈍，顓孫師偏激，仲由魯莽。”孔子認為，他的這些學生各有所偏，不合中行，對他們的品質和德行必須加以糾正。
再如論語中記載，有一次子貢問孔子：“子張和子夏二人誰更好一些呢？”孔子回答說：“子張過分，子夏不足。”子貢說：“那麼是子張好一些嗎？”孔子說：“過分和不足是一樣的。”既然子張做得過分、子夏做得不足，那麼兩人都不好，所以孔子對此 二人的評價就是：“過猶不及”。“過猶不及”即中庸思想的具體說明。
孔子“中庸”思想的本意是：“去其兩端，取其中而用之。”也就是去除偏激，選擇正確的道路。它體現的是端莊沉穩、守善持中的博大氣魄，寬廣胸襟，和“一以貫之”的堅定信念，是具有永久的真理性和現實主義的偉大思想。
商湯的開國大臣伊尹，就很深諳中庸之道的真諦：
伊尹輔佐湯推翻了夏桀的殘暴統治，建立了在我國曆史上維繫約600年之久的商朝。伊尹原來不過是湯身邊的廚師。他看到湯成天為與夏桀爭奪天下而忙碌著，顯得十分焦急，以致一日三餐都食不甘味。他就想出一個辦法來引起湯的注意。他把上一頓飯的菜做得特別鹹，下一頓飯的菜又故意不放鹽，讓湯吃得不對味而來責備自己。接著，他又把每頓飯的菜做得鹹淡適中，美味可口，讓湯吃得十分滿意。伊尹早已算計好了，湯準會表揚自己。果然，有一次飯後湯對伊尹說：“看來你做菜的本事確實不凡。”伊尹說：“大王，這並不值得誇獎，菜不宜太鹹，也不能太淡，只要把佐料調配得當，吃起來自然適口有味。這和你治理國家是一個道理，既不能無所作為，也不能急於求成，只有掌握好分寸關節，才能把事情辦好。”
孟子後來對伊尹的評價是：“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意思是說伊尹在天下太平時入仕做官，在天下動亂時也入仕做官。伊尹之所以能夠做到這點，關鍵是善於把握好分寸，有所為有所不為，深悟中庸的為人處事哲理。 孔子一生踐行中庸之道。如何行中庸呢？他說：“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的不足，不敢不勉，言顧行，行顧言”。孔夫子一生都在這樣做。“非禮不動，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他一直認為，勤苦好學就接近了“智”，學以致用，努力行善，就近了“仁”；知道什麼是羞恥，不做不道德的事，就接近了“勇”。智仁勇是修身養性的基礎，也是行中庸之道的要旨。
中庸平穩：但有時因發生了異常的變故，人就會有情緒的變化和波動，只要是適當、有節制，不過度與激烈的發洩，就是溫和平和。這意思是說，人與人相處，行中庸，遇事心平氣和，包容共濟，相互謙讓，文明處世，禮貌待人，人們就會減少摩擦與爭鬥，化解社會矛盾，實現人們的和諧相處。人們都行中庸，不但人們之間可和諧相處，而且中庸之道還能使天與地之間處於融洽的位置，陰陽能平和，天下萬物才能生長髮育。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整個社會才能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我們現在說中庸，就是能夠中和的中庸之作用。我們中國文化中《易經》的道理，是說天下的事物，天下的人物，隨時隨地在變，每秒鐘都在變，沒有不變的事。如何能適應這個變，如何能領導這個變，這是學問的中心。同時《易經》告訴我們，變是對立的變，任何一件事都是相對立的，有正面必有反面，有好必有壞，你說對的，同時也就產生了不對的。
一切都是相對的，在這個相對的中間，有一箇中和的道理。所以“中庸”便提到中和的作用，孔子是說兩方面有不同的意見，如果有最高的領導德業的人，使它能夠中和，各保留其對的一面，各捨棄其不對的一面，那就對了。那才是“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孔子同時感嘆說：“民鮮久矣。”一般的人，很少能夠善於運用中和之道，大家走的多半都是偏鋒。
在不少有層次的人看來，中國人生活的最高典型應屬中庸的生活。林語堂先生在《誰最會享受人生》中，深刻地剖析了中國人的生活模式，提出要擺脫過於煩惱的生活和太重大的責任，實行一種中庸式的，無憂無慮的生活哲學。林語堂先生說：我相信主張無憂無慮和心地坦白的人生哲學，一定要叫我們擺脫過於煩惱的生活和太重大的責任。
一個徹底的道家主義者理應隱居到山中，去竭力模仿樵夫和漁父的生活，無憂無慮，簡單樸實如樵夫一般去做青山之王，如漁父一般去做綠水之王。不過要叫我們完全逃避人類社會的那種哲學，終究是拙劣的。此外還有一種比這自然主義更偉大的哲學，就是人性主義的哲學。所以，中國最崇高的理想，就是一個不必逃避人類社會和人生，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快樂的人。
應該說，在與人類生活問題有關的古今哲學中，還不曾發現過一個比這種學說更深奧的真理，這種學說，就是指一種介於兩 個極端之間的那一種有條不紊的生活。這種中庸精神，在動作與靜止之間找到了一種完全的均衡。
所以理想人物，應屬一半有名，一半無名；懶惰中帶有功，在用功中偷懶；窮不至於窮到付不出房租，富也不至於富到完全不做工，或是可以稱心如意地資助朋友；鋼琴也會彈，可是不十分高明，只可彈給知己的朋友聽聽，而最大的用處還是給自己消遣；古玩也收藏一點，可是隻夠擺滿屋子的壁爐；書也讀讀，可是不能用功；學識頗廣博，可是不成為任何專家……總而言之，這種生活當為中國人所發現最健全的理想生活。
自以為聰明卻好走極端，走偏鋒，不知適可而止，不合中庸之道，所以往往自投羅網而自己卻還不知道。鑽牛角尖，行為怪誕，這些出風頭、走極端欺世盜名的搞法根本不合中庸之道的規範，自然是人所不齒的。
雖然知道適可而止的好處，知道選擇中庸之道作為立身處世原則的意義。但好勝心難以滿足，慾壑難填，結果是越走越遠，不知不覺間又放棄了適可而止的初衷，背離了中庸之道。真正的君子遵循中庸之道，即使一生默默無聞不被人知道也不後悔。
凡事不走偏鋒，不走極端，這就是“中庸”的原則，這就是中庸之道。中庸說來簡單，實際上我們是很難做到的。我們的言行舉止往往失之偏頗。過於追求物質，或者過於理想主義，都一樣，過猶不及。曾經年少輕狂，憤世嫉俗，難免言行偏激。如今學會用平常心對待一切，心平氣和地解決問題。曾經悲觀失望，想人生在世，難免風流雲散。如今接受生老病死是自然過程，以自然心對待自然。明白了中庸之道，就不會一昧悲觀，也不會盲目樂觀，從容地面對生活。
對不如意事可以一笑置之，亦可以不計較平常得失榮辱。我們或許做不成大事業，只能從平凡的實在中討生活。可是隻要把這些實在的小事做好了，於實在中獲得小小的樂趣，又何嘗不是一種幸福。
講中庸之道的人，在處理一般人際關係中，應該要講厚道，注意與人為善，以誠、以寬、以禮待人。要具有不計較個人得失恩怨的廣闊胸懷，能夠容納各種不同意見，團結甚至是反對自己的人，共同把事情辦好。講中庸之道的人，決不偏聽偏信，在處理問題時，總要注意聽取各方面的意見，然後經過分析研究，作出正確的處理。因而講中庸，也是講民主。講中庸，不是搞折衷，放棄原則。因為中庸之道即是“正道”、“定理”，也就是原則，而正道只有一條，定理只有一個。講正道、講定理、講原則，就是要辨黑白，論是非。不能把事物的各方面“折衷”起來，超然於是非之外，混跡於黑白之間。中與和結合起來，便經常地永恆地維持統一、一致、均衡的局面，社會就能夠繁榮，天下就能夠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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