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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短篇小說指向一條：調性的新異。評論家張莉在編選《我亦逢場作戲人：2019年中國短篇小說20家》一書時，將“調性的新異”定為評選的標準，她表示“調性”模糊不清，難以定義，它事關小說的框架、節奏，它應該也與作家的語言方式、語詞的選擇，甚至價值取向息息相關。“不同小說調性裡，藏著作家對世界、情感及人世的不同理解。”
近日，“眾聲喧譁，雜樹生花——二十位作家雲上暢談中國短篇小說的調性”暨《我亦逢場作戲人：2019年中國短篇小說20家》新書發佈會在騰訊新聞網以直播形式舉辦。批評家張莉與作家李修文、徐則臣、弋舟、張楚、邵麗、陳崇正、盧德坤、王姝蘄、林培源、崔曼莉做客騰訊線上會議室，雲上暢談中國短篇小說的調性。作家鄧一光、李宏偉、張檸、張怡微、張惠雯、班宇、李唐發來預錄視頻參與了直播互動，超過14萬文學愛好者在線觀看了本次直播。
調性：寫作者深入世界的深度和難度
作家李修文將調性內化為觀察世界的一種方式，他說調性能幫他具體地分辨和親近那些有著各異聲音的個人，並且最終感受到時代內部湧動的人格力量。調性不是方法論的問題，不是純粹的美學問題，代表一個寫作者深入世界的深度和難度。
李修文
“當問題像命運一樣到來的時候，寫作幫我們作出選擇，我們也由此有了自己的調性。我特別重視今日生活裡的真實力量，我會去走近那些真實的人聽他們講故事，但我絕不是在寫非虛構，我想我是在用材料的真實去致力於建造一種美學上的真實。”
而“新異”並不僅僅意味著向外看，它還包括著向內看，向古典裡看。他談及《我亦逢場作戲人》這篇小說的寫作過程本身就充滿困惑，當主觀性和客觀性發生了交錯，他也一度懷疑自己寫的到底是散文還是小說？最終評論者們幫助界定了文體。“我是那種需要生活和創作彼此袒露、彼此見證的寫作者，我選擇了一條說書人的道路，用傳統的聲音激活當代的語詞。”
作家徐則臣認為，判斷一個作家的“調性”要考慮三個方面：文體、風格與“人”。調性首先表現為協調。我們對短篇小說這一文體有一個基本判斷，也就是語言的節奏、意象的密度等有相對穩定的規定；其次，是作品呈現出的風格，有著作家鮮明獨特的色彩；第三，是“人”，他常說的一句話是“別用假嗓子說話”，即文如其人。三者結合，可以形成某種調性。而他認為新異也不代表前所未有。
徐則臣
“寫完《西夏》和《居延》，總覺得還得再有一篇小說和一個人，這個人叫青城，她來了，三姐妹才算齊了。《青城》相對來說是飛翔的、超越的，而且在語言上也相對比較節制，留白多一點，然後和其他小說在整體上烘托出一種氣質，也就是所謂的一個調性。”
作家弋舟則指出了某種隱秘的共性。他認為，說到調性這個詞的時候，首先聯想到的是獨特的個性，但同時，也存在隱秘的共性，那是文學內在的標準。
弋舟
“比如張莉此次編選的這本年選，一定是在一個內在的準則下編選的，年選即是她對某種文學共性的一次集合。當然，這種共性的表達，又是各有聲色的，但我相信，大家必定有著隱而不宣的根本起點。”
優秀短篇小說有著“駱駝穿過針眼”的魅力
關於短篇小說的文體特色，以及它與長篇小說的不同魅力，作家陳崇正做了進一步闡釋。他認為，短篇的難度不亞於長篇，同樣有了一個故事內核，短篇小說比長篇小說更需要瞻前顧後，反覆思量，可謂是方寸之間見功夫。他認為對各種難度的攻克，也就形成小說不同的調性。由此看來，優秀短篇小說的調性一定是多種多樣的。
“優秀的短篇小說，應該是可以像羅漢一樣平等地擺放在一起，無論是掄著棒子還是手結定印，都能達到一種動態的平衡。”他談到自己喜歡逛寺廟的經歷，與大佛相比，他喜歡看十八羅漢，欣賞他們的神情和動作。在他看來，長篇應該是如來佛祖或者千手觀音，而短篇小說就應該是羅漢，精緻、靈動、歡騰、安靜、務實、緊湊，豐富各異。
陳崇正
“有些優秀的短篇小說應該有包漿，技巧內藏，圓熟，可觸摸，語言非常剋制，整個敘事簡潔而紮實。另一些同樣優秀的短篇卻充滿了明目張膽的敘事圈套，如刺蝟，鋒芒外露。因此優秀短篇的調性表現為各種不同的特質。”
作家張楚則以年選中的幾篇短篇小說為例，認為他們在文本上進行了一些有益探索，比如說《逛超市學》，它沒有故事內核，就是一個無所事事的敘事者在進行一種自我精神狀態的塑立，《沙鯨》《誕生》則是元小說敘事，《我亦逢場作戲人》完全是民間藝人在說書。另外一些小說對新舊世界的裂縫和精神衝突進行了梳理和反思，比如《天台上的父親》，其他的小說，也都在用獨特清晰的聲音，呈現短篇小說那種“駱駝穿過針眼”的魅力和不可能中的可能性。
直播截圖
從個體的創作經驗出發，調性是一種追求
每個小說家也都在有意無意地尋找和追求調性，作家邵麗說，構成小說調性的因素有方方面面，小說的結構，表達，核心和價值觀等等，多種因素混合而成才構成小說的調性。
她從個人創作經歷出發，表示隨著年齡的增長，對調性的認知也在不斷調整。年輕時的作品追求精緻，唯美，浪漫，後來懂得了那種疼痛感，哪怕很小的一部作品，也要找到痛點。
她認為不僅對於作者，找準調子很重要，對於讀者而言，同樣重要，這樣才能將讀者帶入私人生活，用特寫的鏡頭講述人是如何在絕境中，儘自己一切力量活出勇氣、活得體面且心懷敬意。
邵麗
“我特別喜歡巴金先生的一句話：‘我寫作不是因為我有才華，而是因為我有感情。’人類的感情是共鳴的，帶著感情創作出的作品，它的調性才有可能符合讀者的閱讀需求。”
自稱為“互聯網民工”的作家王姝蘄，說自己能留給寫作的時間非常少，“當我把一整年的時間攢巴攢巴，也只夠寫一個短篇小說，‘寫什麼’就尤為重要。”她介紹了被選中的短篇小說《比特圈》，在這篇以比特幣為題材的小說裡，實際上沒有硬核高科技，寫的是人。“它是互聯網時代的一個‘新異’題材，我希望呈現的不是它與尋常生活的‘異’，而是它的‘同’。這個‘同’在於，無論新技術、新思想如何喧囂塵上，剝開錶殼，仍是人與人的關係。”
談及用一個詞概括《比特圈》這篇小說最終呈現的調性，她用了“野豔”一詞。隨後她聊到了一個小插曲：野豔，是她的一個執念，這個執念與弋舟有關。
王姝蘄
“我第一次讀到弋舟老師的《隨園》，哇，真的是‘野豔’。這樣的小說怎麼就是一個大老爺們兒寫出來的，而且弋舟的愛好還是盤核桃。作為女作家，我覺得應該挑戰他。於是，懷著‘豔壓’弋舟老師的心情，我就愣把比特幣這樣一個硬科技題材，寫成了山野愛情故事。”
作家盧德坤錶示理想狀態中的新異是自然而然的結果。他說：“如果你對自己有一種確信的調性，那就堅持它，我非常向往這種狀態。”
講故事的人不是隱身的
張莉在說到這本書的評選標準時，區分了成熟作家和年輕作家。她說，對於成熟作家，新異性在於這篇小說是否能夠區別於以往的小說。對於年輕作家而言，她更看重作品的創新性和異質因素，哪怕他的作品有所缺憾。
青年作家林培源以“陌生化”解釋了自己對於調性的理解，他認為這並非偷換概念，而是二者確實存在共同的指向。“陌生化”作為一種小說的手段和效果，取決於很多因素，可以是語言、形式、技巧，甚至故事。它將讀者從日常的認知和閱讀習慣中解放出來，告訴你，小說可以換個方式寫。
林培源
“比如卡夫卡在《變形記》裡將格里高爾·薩姆沙變成一隻甲蟲，由此開啟了全新的小說世界，但如果仔細閱讀《變形記》，就會發現，這種荒誕的調性，是依靠真實可感的細節建立起來的。而且值得玩味的是，我們印象中，這篇小說是第三人稱視角的敘事，但主人公死去之後，小說悄悄地換了一個視角。開始時寫到主人公的父親母親，都是用 ‘爸爸媽媽’，後來就直接稱呼 ‘薩姆沙先生、薩姆沙太太’，這是個很有趣的現象。講故事的人，並不是一直隱身的。”
此外，林培源指出了地域性如地方風情、方言等特質滲入小說後的影響，他的老家在汕頭，又在北京求學，選入的小說《誕生》與不同地方的生活經歷有關。
在張莉看來，《我亦逢場作戲人：2019年中國短篇小說20家》中的作品未必是2019年度最優秀的，但它們是2019年度短篇小說作品中最別具魅力與調性的。她如此說道：“正如書名闡釋的那樣：如果人生如戲，我們都是戲中人吧，但此做戲非彼做戲，不能從字面理解，小說有一種無奈和在重壓環境之下的追求和力量感。”
新異性，或短篇小說的調性
《我亦逢場作戲人：2019年中國短篇小說20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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