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抗疫物資缺口，社會組織如何專業響應？

新冠疫情爆發後，不同類型的物資缺口逐漸凸顯，從基礎的醫療防護物資到患者急需的輔助治療儀器，它們涉及到國內、國際各種標準，如何識別？疫區信息模糊不辨，在資源有限、行動範圍受阻的前提下，如何識別更緊急的真實需求，並提供物資支持？巨大聲浪下，一些看似“無關”卻急迫的需求被忽視，如何在特殊情況下支持弱勢群體？……

3月底，社會組織抗擊新冠疫情協作網絡（CNC-COVID19）以“面對‘物資缺口’，社會組織如何行動？”為主題，邀請在疫情防治中參與物資支持的社會組織和關注這一議題的專家學者，交流、分享——

南都觀察 ：請問各位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參與疫情防控的？當時是基於怎樣的判斷，決定採取一些行動？在物資支持這一方面，在所在機構過去的工作經驗有沒有支持到這次的行動？或者機構是如何在工作中“邊做邊學”的？

官文賓 （擔當者行動聯合創始人、副理事長）：我今年在武漢過年，直到1月23日武漢宣佈封城，我才意識到疫情已經非常嚴重了。對於武漢這樣一個九省通衢、人口千萬的城市來說，封城在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到25日，武漢的醫院已經開始出現大量的病人，事發突然，醫護人員的醫護物資非常緊缺。我當時就想，保護好醫護人員是整個抗疫中最為關鍵的一環，只有醫護人員得到了保護，才有辦法去救治其他人。

1月26日上午，廈門大學管理學院節尚峰老師給我打了一個電話，說廈門大學的同學以海外研究生會為名發起了捐贈武漢的緊急響應，是一個為武漢捐贈醫護物資的活動，但因為使用個人帳號接收捐款，他們已經被叫停，於是來問我擔當者能不能介入。我立馬答應了，接著就開始召集擔當者的團隊，組織各部門的負責人開了一個緊急會議。

1月26日我們發起了“擔當者共克時艱”項目，1月28日發起“擔當者百華彩虹橋公益”項目，2月7日發起“疫情時刻守護鄉村兒童”項目，邀請28位跨界專家與鄉村孩子面對面。

何　文 （愛德基金會副秘書長）：我在1月中旬就已經注意到武漢的疫情了，但沒想到會這麼嚴重。1月20日，國家衛健委專門發佈公告，將這次疫情定性為乙類傳染病，作為甲類傳染病來管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號，說明事態已經非常緊急。23日武漢封城，愛德基金會也正式投入抗疫工作。24日，我們的第一批疫情防控的物資就從南京出發運往武漢，最終交付給了武漢人民醫院和空降兵醫院。

如何根據自己的能力做好這次抗疫工作，我們主要有三個方面的考慮：首先是基金會本身，我們從1987年就開始積累災害管理工作的經驗；第二，我們的團隊都接受過不同程度的應急管理的培訓；第三，是我們在當地有相關的團隊可以投入工作，所以我們就決定啟動抗疫行動。

當時疫情防控的焦點，我們覺得有三個地方：第一，專業公共衛生服務機構，它們要開展檢測；第二，專業的醫療機構，也就是醫院；第三，專業的基層醫療衛生服務機構和社區。而我們過去的工作基本上和這三塊全都對接上了。

黃慶委 （山東省社創中心理事，山東建築大學、濟南大學客座教授）：山東省社創中心是一個地區型、樞紐型的組織，“直營業務”比較少。在救災這塊，我們之前和壹基金、山東慈善總會一起孵化培育出了一個山東省聯合救助網絡，現在已經獨立運作，也在本次疫情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目前社創主要是提供一些支持性的服務為主，推動地區公益生態。

對於山東這樣一個“非核心戰區”的省份來說，疫情的防控工作會比較多，很多社會組織不僅為湖北和本地捐物資、做消殺，更多的一是志願者身份幫助各地政府、社區去巡邏、執勤，出勞動力是最主要的事情，也是各地政府和社會急缺的。二是針對特需人群，一老一小等開展專門服務。我們在這個需求研判的基礎上，希望能幫助各縣域的慈善組織更有效地參與到疫情的防控工作中。

我們之前有過救災經驗，而對於這種新災害的情況，我們也在持續觀察，並快速的撰寫了疫情研判報告，同時和資方夥伴，包括山東慈善總會、壹基金和中國福利基金會等一直在聯絡，共同商討應該採取什麼樣的行動。總而言之，我們主要是從所服務對象的視角出發，針對我們一線夥伴的工作，給予他們補助和支持，包括我們之後開展的一系列的活動也都是圍繞前線夥伴所進行的後端服務。支持行動者是我們定位。

劉園月 （壹基金災害管理部主任）：壹基金是在1月22日（臘月廿八）的時候啟動了一級救災響應機制，而早在1月19日，壹基金救援聯盟項目中的武漢雲豹救援隊就已經在武漢協助醫院開展相關工作了，我們也在21日通知了湖北救災網絡的夥伴準備響應。

剛剛慶委老師也提到了聯合救災網絡，我們在山東也支持了這樣的行動，也就是社會組織聯合起來開展救災工作。災害管理是壹基金的核心領域，人道主義救援也是壹基金的核心工作內容之一。

從1月22日開始到現在，我們主要是從四個方面開展我們的工作：第一，為一線的醫護人員和相關執勤人員發放防護物資；第二，為病人提供檢測試劑盒以及升級新冠病毒檢測實驗室；第三，發放治療用的醫療設備等物資；第四，配合社區防疫工作，協助開展公眾在線問診。

王克勤 （北京大愛清塵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大年三十我們大愛清塵便向全員發出動員令；大年初一上午召開馳援湖北工作會議併成立大愛清塵馳援湖北工作小組；大年初二完成首筆資金的籌款，大年初三便採購到了第一批200臺呼吸機；大年初六首批200臺呼吸機送達武漢的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等相關醫療機構。

大愛清塵何以行動這麼早、第一時間定位呼吸機？這與大愛清塵本身的業務屬性有關。大愛清塵是一家專注救助呼吸極其困難的塵肺病農民的全國性公益基金會，主要從事的是對600萬塵肺病農民救助、塵肺病預防、塵肺病國家政策倡導與推動。其中最基礎的業務是為患有塵肺病的農民提供專業的醫療服務，所以很熟悉有關肺部的疾病。同時，我們更瞭解肺炎患者呼吸困難的情形，所以，我們在開展醫療救治外，一直在為塵肺病農民提供進村入戶的呼吸機、製氧機的捐贈配送。

十年服務，業已形成了成熟的運營配送模式。頂級專家諮詢與系統專業培訓，是我們展開馳援湖北工作的專業保障。早在2014年我們便邀請了30餘名中國呼吸科的頂級專家組成了大愛清塵的醫療專家團隊，1月上旬這些專家也開始參與到新冠疫情的救治工作中。為了提高救援服務的專業水平，我們專門送專職夥伴到上海肺科醫院臨床進行一到三個月的培訓，救援中心的成員一半以上都是經過系統臨床培訓的人員，因此，大家瞭解呼吸系統疾病患者的基本症狀與需求。基於以上專業背景，我們第一時間便鎖定在我們做了十年的呼吸機制氧機捐贈配送上。

▲ 3月10日，湖北省宜昌市五峰縣人民醫院收到大愛清塵送來的呼吸機。 © 大愛清塵

大愛清塵在長期為塵肺病農民進村入戶送呼吸機的過程中，已經形成成熟的工作流程和配送體系，因此整個救援中心工作人員只需要按照既定的模式各就各位、專業協作，將物資送到湖北新冠肺炎的患者手裡。也就意味著，我們此次在馳援湖北的工作中，只是將我們已經很成熟的呼吸機配送模式複製到湖北即可。

整個過程中大概有五個特點：第一，我們在呼吸健康領域積累了很多的經驗，非常清楚優質呼吸機、製氧機的購買渠道；第二，我們已經形成了涵蓋物流配送、送達用戶、用戶反饋的一整套體系；第三就是模式的複製，從2011年我們就開始給患有塵肺病的農民挨村挨戶地配送呼吸機和製氧機，通過近10年的努力，已經形成了系統的模式，主要分成六個部分：針對性的服務，點對點的配送，直達患者家庭，入戶跟蹤服務，適應信息及時反饋，以及綜合數據深度分析。第四點就是直達醫院。原來的工作是直達塵肺病農民的家裡，相比之下，直達醫院要容易得多。迄今，我們為湖北省境內的15個地市281家醫院累計送達了3038臺呼吸機制氧機。最後就是分工協作，整個工作組分成若干個小組各自協調、配合，形成專業協作。概言之，我們就是把十年的專業積累和經驗積累直接套用過去。

朱一存 （中國扶貧基金會災害救援與項目管理部助理主任）：中國扶貧基金會在1月26日正式啟動了這一次響應的工作。我們過去一直在探索如何在災害領域開展人道主義救援工作，2003年開始也做了很多相關的項目，但之前沒有涉獵過公共衛生事件。因此，對於是否該開展非自己領域內的工作以及如何開展，相對來說，扶貧基金會的態度非常謹慎。

在這次疫情響應過程當中也遇到了一些阻礙，比如沒有辦法到達現場去了解需求，而且很多急需的資源，是政府、社會組織和志願者共同在協調，那誰來調撥、怎麼調撥，當時相關的討論也是比較激烈的。

從1月26日啟動開始，我們設定了兩個非常清晰的方向，基於我們對這次疫情和響應工作特點的判斷，因為團隊無法到達一線開展工作，現場的需求評估和調動存在困難。第一就是因為這個公共衛生事件響應要求比較高的專業性，所以說，我們就沒有啟動這個公眾捐款，與企業合作，協助整合資源，藉助企業的渠道和資源開展響應工作。第二是不和政府爭搶物資，並且在採購的全流程過程中儘量避免因物資緊缺導致的高物價以及物流配送中引發的交叉感染等各種問題。也就是說，

扶貧基金會從2014年就編制了大災一級響應手冊，這個手冊也是扶貧基金會開展人道主義救援行動的一個基準，具有通用性，裡面有很多的模板和文件。但這一次疫情響應在我們原來採購、執行的基礎上，也打破了很多原來的方式、方法，促使我們去嘗試新的會議機制、決策機制、採購機制和審計機制，也形成了一種全新的響應方式。

南都觀察 ：想補充問一下朱一存，能不能具體分享一下您說的新的會議機制和採購機制？

朱一存 ：新的會議機制和採購機制主要體現在基金會的內外部管理上面，內部管理主要是會議機制的一些創新。原先基金會有一套完整的決策機制，從部門到秘書處，所有的物資採購、全線指揮和後方的確認都有清晰的流程。然而，這次物資情況變化非常快，可能剛剛做完決策，市場上相應的物資就已經缺貨了，所以需要非常快的決策速度，也促使我們打破了原有的帶有科層制色彩的響應決策機制，轉而由秘書處領導直接帶著採購組和採購專家、律師一同決策採購流程。

關於新的採購過程，基金會本來有兩個採購制度，一個是全會的日常物資採購制度，另一個是緊急救援狀態下的採購，緊急救援狀態下的採購有一個專門的緊急救援採購制度。但在這次疫情采購中，很多原來的採購制度不適用了。很多的產品要麼缺貨，要麼高幅提價，還有不少假冒產品，為了能採購到質量合格、價格合理的物資，並且不和政府搶單子，我們形成了一個新的內外部審核機制。

我們以前是兩方審核，現在是三方，包括一個外部的採購專家組，一個內部和外部合在一起的專家組以及一個內部的採購專家組，所有的物資採購需要三個組都去詢價、提意見，做市場評估，才能走完採購的流程。所以整個採購過程中我們保持了非常高頻、深度的溝通，每一件產品都需要聯繫上百家企業然後挑選一兩家做採購，這個過程是很痛苦的，但也顯示出一種完全不同的局面。

劉園月 ：壹基金過去的工作經驗在這次響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們之所以能在疫情爆發之後迅速聯動一些社會組織開展協作，是因為壹基金花了九年時間，在社會組織建設和社會組織聯合救災機制中投入了大量資源，涵蓋了20多個省、市縣的各個層面。我們這次在湖北聯動了91家市縣社會組織，這是壹基金在2016年長江流域發生洪澇災害後，花了三年多的投入資源，支持湖北社會組織聯合救災網絡的發展並陪伴他們成長的結果。

2019年，壹基金和各地社會組織開展了54次救災行動，也正是這些日常救援行動完善了我們的響應機制，使得我們在這次疫情中可以迅速地鋪開。雖然這次面對的是公共衛生事件，和我們以往經歷的自然災害不同，但整個工作方法和行動機制基本是一致的。

這次在湖北的工作主要由湖北省聯合救災項目的夥伴來執行，發放物資的運作模式也是相通的，就是通過聯合方式，讓湖北省17個地市，91家組織，約1200名的公益夥伴和志願者都能參與到相關工作中來，而這些組織由孝感市義工聯進行整體規劃和協調，再進一步聯繫湖北省各個地市、區縣的機構去整合物資需求，進而制訂相應的物資分配計劃。

疫情瞬息萬變，這90多家公益機構就像湖北省的毛細血管，可以隨時感知需求的變化並將物資運送至更深入的腹地。此外，除了像武漢這種公眾關注很多的城市，我們也支持了很多缺乏關注和援助的市縣甚至是鄉鎮一級的衛生院的需求，整個工作中，除了直接的援助，我們也重點關注到了社會組織協同救災能力的建設。

救災過程中我們也得到了很多專業機構的支持，比如我們在湖北省可以順利完成工作離不開湖北省慈善總會的支持。一開始，壹基金和湖北省慈善總會達成合作意向，社會物資捐贈通過慈善總會，同時也不會被統籌安排，而是由壹基金定向到具體的醫療機構。還有，我們的物資運到湖北需要湖北慈善總會開“路條”，海外物資進口通關也得到了湖北慈善總會的大力支持。我們也充分結合各類企業，有針對性地開展救援工作，同時得到了很多專業物流的支持，解決了配送當中的一個個難題。

南都觀察 ：慶委之前提到“山東社創中心”在當地做了一些支持型、倡導型的服務，包括對一線社會組織公益人和志願者的支持。最初是怎麼了解到除醫療機構之外的防疫物資需求的？以及你們是如何支持的？

黃慶委 ：首先，“山東省社創中心”的定位主要是服務一線的公益組織。當我們看到全省近一百家社會組織在開展服務的時候，我們就想能為他們做什麼。我們最初觀察到一個現象：很多社會組織和志願者（包括我們自己）籌集到防疫物資不經手直接給了前線醫護人員和社區工作者，自己卻沒有口罩使用。考慮到醫生、社區工作者都在體制內，有自上而下的防護物資發放體系的基本保障，於是決定給在這個體系之外的志願者組織籌集防疫物資。

關注一線的志願者很重要，如果只是奉獻，卻不保護好自己的話就很麻煩。而且在公共場合活動的人，一旦感染也是很大的傳染源，保護好自己才能保護好別人。

我們有幸得到了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梧桐計劃”的支持，給大家籌集到了一些口罩。另外，得益於我們在全省構建了一個很好的組織網絡，輻射到了每一個縣，所以信息比較通暢。我們第一步收集需求信息，瞭解哪一些組織在行動，第二步發放物資信息，整體過程直接明瞭。最後有80多家組織根據自己的需要領取了口罩。

南都觀察 ：愛德基金會之前的救災、社區、醫療等工作的綜合性經驗是如何支持到這次新冠疫情防治的？

何　文 ：愛德基金會做災害管理有33年，傳染病預防控制是從1989年開始的。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也是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所以過去項目中的經驗對我們來說非常有幫助。國家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聚焦到三個主體上：一、醫院；二、專業公共衛生服務機構，比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三、基層的醫療衛生服務機構，其中鄉鎮衛生院、社區衛生服務站、村衛生室這三者在傳染病預防控制當中是重中之重。

我們希望首先要做對的事情，然後要把對的事情做好。做對的事情是一個方向問題，在災害管理過程當中通常有三種前進的方向，第一種是適應，第二種是迴避或者是避免，第三種是阻斷。我們在過去很多年的工作當中（比如自然災害工作），在緊急救援階段時我們採用是第二種方向，但這一次和以往遇到的災害特性不一樣，傳染病疫情防控的方向是阻斷。而要把對的事情做好，就要解決效率問題。結合以往的項目管理經驗和災害管理工作的經驗，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有計劃性地進行檢測和評估。

我們這次進行了模塊化管理，從需求評估到物資採購、物流運輸、發放過程當中儘量審查。這次區別於過去一般的項目管理，但是又吸收了過去的經驗。不同於政府疫情防控工作，我們是社會組織，有自己的特點，充分吸收志願者參與到工作過程中來，並知道志願者的參與時間、內容、方式，能夠有效管理。

南都觀察 ：擔當者之前主要是做教育領域的服務，之前的經驗怎樣用到了這一次的救災中？在這次的行動中，又是如何通過外部力量的支持來獲得醫療和物流等方面的協助的？

官文賓 ：擔當者是一個關注兒童閱讀的專門領域服務機構，我們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參與到救災當中。疫情之下沒有專門領域的分別，最重要的是把平時的社會動員能力和志願者網絡組織能力動用起來。擔當者過去十年來一直在磨礪紮根一線的志願者，所以專門領域的志願者動員能力和整合能力比較強。我們在疫情期間發起三個項目，前兩個都是醫護人員的緊急救助項目，第三個是關注疫情下小朋友在家上網學習的項目，聚焦如何陪伴疫情之下的鄉村兒童，這也發揮了我們自己的專業優勢。

第一個項目依託於廈門大學海外研究會以及廈門大學分佈在全球的校友，他們本身就是一個社群，當中一些人就有物資採購的能力或者醫學院背景。這個項目是跨組織的合作，我們成立了一個項目，組織一個叫“擔當者共克時艱專項基金”的管理會作為決策委員會。

第二個項目是“擔當者百華彩虹橋緊急援助”。因為擔當者有一個捐贈人網絡叫百華協會，是在舊金山發起的社團組織，這個協會里面的成員都是生物醫藥領域的一些總經理、董事長或醫藥總監，他們本身就是生物醫藥領域的專業人才，分佈在各個國家，這個網絡社群說明了捐贈方非常認同擔當者。

▲ 2月16號，“彩虹橋”的4位志願者分裝打包了63箱、共計10000只防護口罩，並且寄往8所前線醫院，為一線的醫療人員送去最急需的安全保障。 © 擔當者行動

依託於這兩個社群的志願者網絡，我們臨時成立了兩個項目，兩個項目模式都是一樣的。首先頂層架構是聯合成立的一個管委會，由管委會負責決策小組，管委會底下分別形成四個工作組，第一個工作組是傳播與籌款，負責籌錢，錢專門用於購買醫護物資捐給抗擊疫情的一線醫院；第二個工作組是全球醫護物資的尋源採購組，在歐美、東南亞等地，找到醫護物資貨源；第三個工作組負責物資合規與採購決策組；第四個小組是醫院端需求對接組，專門對接湖北一線醫院醫護物資捐贈接收，送到武漢乃至湖北一線醫院。我們是反向來的，當時很多醫院發佈自己的捐贈求助，醫院需要什麼我們就去買什麼。四個小組加上決策組，這樣的組織架構建立起來立刻看到需求同步進行募款、同步進行採購，同步進行送達，全部都是直接送達到醫院。

第一個項目於1月26日發起，1月31日第一批物資到達孝感市第一人民醫院，從發起到採購到送達醫院用了五天時間（在和我們合作之前，志願者網絡已經提前做了三天的工作）。第二個項目1月28日發起，２月７日送達到湖北武漢18家醫院，從募款到採購到運輸達到醫院的終端總共十天。

當時我們還有一個原則，不在國內採購。因為物資方、生產方會漫天叫價，並且國內政府已經統一調配了。這樣做的原因有兩個：我們是做增量，所有的口罩等防疫物資全部都是從國外渠道來的；國內當時出現了“腸梗阻”，我們的物資可以根據醫院需求直接對接給醫護。

南都觀察 ：各位在具體的行動中，有沒有發現一些容易被忽視的物資需求，機構當時是怎麼發現這個需求的？它為什麼重要？並且機構是怎麼滿足這個需求的？

官文賓 ：我們關注到的一個需求專業服務是“橡果學院”。讓孩子在家上網課其實發生了很多悲劇，甚至有跳樓自殺或傷害父母的新聞出現。我們請了一些跨界專家，從哈佛的碩士到著名的主持人，從醫學博士到兒童詩人……把28節非常有意思的課帶給鄉村孩子。這個項目以前的常規服務收聽率非常低，而這次有三百多萬人收聽。因為和分享者提前溝通好，請他們講孩子們聽得懂的故事，所以課程內容很有意思。黃土高原的孩子第一次聽到哈佛大學的姐姐給自己講法律，以及為什麼從貴州到哈佛大學讀法學。我們還專門請了一個醫生生動有趣地講病毒，孩子都覺得可有意思了。

何　文 ：我們最開始的時候就是選擇最緊急、最重要的物資，比如說醫護的口罩、防護服一類，這一部分需求滿足之後開始注意到一些稍微不是那麼緊急的需求。

第一個關注到的是血氧儀，這也是對醫院的回訪過程當中瞭解到的。血氧儀本身不貴，但對重症病人監測、血液當中的氧含量、醫護管理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後來及時配備給了醫院。第二是消毒機，最開始大家關注是醫生個體的防護，但是對於病區的環境的整體衛生防護可能被忽略，在醫生回訪過程中發現後我們就購置了很多消毒機。第三是基層社區的需求，尤其是鄉村衛生院、社區衛生室。社區的一些工作者要面對大量群眾，他們面對的人群數量比醫院的醫生還要多，所以他們的防護也特別重要。

▲ 2月29日，愛德基金會協調30臺壁掛式空氣消毒機、20臺移動式空氣消毒機從江蘇南通發往湖北荊州；20臺移動式空氣消毒機從江蘇南通發往湖北黃石。 © 愛德基金會

官文賓 ：需求是不斷變動的，尤其是把需求對接建立起來以後，我們後面發現醫護物資不再緊缺了，但是封城太久，武漢一些地方出現斷供，人們沒菜吃了。因為前期動員了大量志願者，所以我們知道具體哪裡需要蔬菜，把新需求和志願者建立對接，利用本來的生活網又送了大量蔬菜給到一線醫護和有需求的社群。

黃慶委 ：我們做的都是山東本地的防疫工作。我們認真做過一個評估，大量社會各界組織的經驗主要是關注特殊人群，比如說老人兒童、低保家庭等弱勢群體。在隔離狀態下，有一些老人購買蔬菜和生活物品就出現了問題，所以很多志願者組織比如濟寧濟陽社區服務中心組建了一對一送菜的工作；第二類特殊人群是小孩（尤其是困境中的兒童），做困境兒童保護的夥伴也針對這些兒童開展了一些服務，比如泗水微公益為上百名困境兒童籌集了上網課的平板電腦；第三類就是一線的工作者包括社區工作者、警察和醫護人員，給他們提供了一些支持。

劉園月 ：壹基金有為孕婦提供胎心監測儀。我們跟做這個產品的公司合作，他們把產品發給孕婦，再組織專家開展線上的遠程服務。有一位準媽媽，她兩個月沒能產檢，後來申請了這個監測儀，前兩天胎心監護都不過關，當時做服務的醫生聯繫她繼續監測，一直陪著孕婦到晚上12點，仍然不過關。在線醫生建議她去醫院，到了醫院檢查發現孩子臍帶繞頸缺氧了，緊急做了剖腹產。因為有了醫生和儀器的支持，最後孩子順利來到這個世界。這樣的案例還有很多。

之所以關注到孕婦，是因為醫院其他科室已經關閉了，正常產檢受到影響，我們為孕婦提供胎心監測儀後，可以減少一些孕婦出行的風險，也能預警一些高危孕婦和胎兒，幫助他們在關鍵時刻去醫院成功分娩。

另外，當時滿世界找口罩的時候，我們調用了兩千臺對講機過去。因為志願者反映醫護人員在隔離環境當中通訊非常不通暢，而且科室之間容易交叉感染，對講機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保障的作用。我們立刻就和摩托羅拉、樂信等聯繫，爭取支持，陸續給湖北發了7524部對講機過去。

還有，就是用於病人確認的檢測試劑盒和快速提升檢測能力的新冠病毒檢測實驗室。這個我們是和猛獁基金會合作的，2月1日就發放了第一批，因為如果檢測試劑緊缺，會導致不少的疑似病人沒有辦法快速確診或排除。核酸檢測對實驗室的要求又非常高，一般三甲醫院不太具備這樣的條件。滿足條件的實驗室很有限，已經超負荷工作，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篩選和確認所有的疑似病患，所以像猛獁基金會這樣專業組織做出了專業判斷，我們和他們溝通之後馬上和捐贈人溝通迅速了開展行動。

總而言之，在這個過程中，除了來自二手資料的一些判斷之外，一線需求調研還有專業人士做的判斷，可以讓我們在大面積開展救助過程當中發現一些大家沒有關注到的點，並針對具體問題開展行動。

王克勤 ：前面何文講到血氧儀，這其實是呼吸科專業的工作人員隨身攜帶的一些例行設備。我們大愛清塵的全體專職人員包括我本人日常都會帶著血氧儀，長期幫助呼吸疾病患者檢測血氧飽和度。在春節前期，口罩、防護服等物資極度緊缺，很多組織都盡力去支持了，在這樣的狀態下我們就做自己專長、專業的——呼吸機和製氧機，最後提供了一套我們的服務，直接送達到281家醫院。

朱一存 ：我們關注到的幾點容易忽視的需求：一、前方需求調研我們發現缺醫療垃圾袋、垃圾桶；二、早期疑似病人比較多，特別缺小型零星設備，比如體溫表、血氧儀、小型的床頭監護儀，以及大家相對了解到的呼吸機。一些方艙醫院或者是新建的地方缺製氧機，包括消毒設備也是非常缺的。其中最讓我們詫異的就是缺溫度表，疑似病人和確診病人都按要求在家隔離，但家裡沒有常備的溫度表。還有就是缺消毒的小噴壺，這也是當時沒有想到的。

南都觀察 ：各位所在的機構在接受捐贈這方面，會受到一些限制嗎？比如說捐贈人的要求和實際瞭解到的受助方需求不一致，這個怎樣協調？

王克勤 ：捐贈人或機構肯定有各種各樣的需求，我們會充分理解和尊重他們的想法，這是作為社會組織和對方展開合作的一個前提。在這個前提下，我覺得要深入圍繞疫情防控的主題來討論，告訴他們在疫情防控過程中，經過需求評估，前線獲得的信息是什麼，為什麼要採取這些行動，後續還需要什麼物資。

官文賓 ：我們一開始就做了決定——不支持指定的捐贈（針對性地要求公益組織採購某類具體的物資、捐贈給某個具體的接收方）。

第一，公益組織做任何事情都著眼於公共利益，最重要是怎樣定義公共利益，捐贈不一定具有公共意義。舉個例子，有個人在國外，特別有錢，他很擔心國內親友，就捐了筆錢，讓我們把國外的物資給他們。雖然這個指訂是急需的，但未必真正從公共利益角度出發的，所以我們非常明確的不支持指定的捐贈。我們項目主要是設定在湖北，因為當時醫護物資非常緊缺，所有捐贈原則第一條就是優先面向醫生和護士。

第二是救急，我們最終還是要看國家統一的物資調配，因為公益組織力量有限，我們當時要解決只是救助的問題。

第三是著眼於廣泛的救助，而不是某個指定的對象。比如在疫情最緊急的時刻，大多人都關注著醫院，但我們發現武漢有家老人院面臨感染風險，就對老人院開展一些救助。

何　文 ：我在給一線公益組織籌集防護物資時發現，很多人對公益組織本身的防護還是重視不夠，這可能和我們的宣傳不足有一定關係。延伸到後面“管理費”等問題，就會變得越來越難。

劉園月 ：何文老師重點講了溝通需求，做好計劃不浪費資源。這次疫情的特殊之處是發生在春節期間，和公眾生活聯繫得非常緊密，公眾對災難的同理心在短期內達到了頂點，所以非常急切地想知道自己的錢幹了什麼。我們和何文老師的做法是一樣的，多去主動引導。

在支持一線志願者這方面，有的企業會捐贈口罩，我們就問能不能給志願者發一點，企業也理解志願者需要防護。所以我們就主要找一些願意捐贈實物的企業。還有，武漢比較大的醫院得到的關注非常多，但是其他縣、鄉鎮的防疫風險也是非常高，防疫物資缺口也非常大，一些基本上是“裸奔”的狀態，我們就和捐贈者溝通，他們會理解和支持的。

王克勤 ：我先講講受助方的實際需求。大愛清塵是一個醫療類並且專注於呼吸健康的公益基金會，我們的員工長期和醫院對接，累計去過的醫院有八九百家，是一家一家去電話訪問，一對一對去分析，院方的需求我們非常清楚，所以我們在第一時間就到達湖北省區內的醫院。

對捐贈人來講，第一是自主。這在眾籌方案裡面寫得很清楚了，有一部分企業在捐款過程當中經常會出現這樣的文字——“不希望最後把呼吸機放到倉庫裡面去”，但2月湖北當地出臺了一個政策，就是所有的物資要經過紅會。我看到這個政策也是很頭大，作為公益基金會必須對捐贈人負責，必須努力服務於受助方。於是我當時就想到，即便是回頭會有處罰，也要把物資直接送達醫院，救命要緊。

這與我過去的經歷有關，我原來是做調查記者的，寫過太多的檢查，所以寫檢查是我的專長。當時我已經做好了寫檢查的準備。但如果罰款太多，大愛清塵基金會可能扛不起，我就寫一個公開信，請求社會的幫助，我想有人會幫助解決這個困難的。

朱一存 ：因為我們這次沒有發起公開募捐，所以說我們將精力集中放在瞭如何尋找和評估需求上，跟醫院深入溝通，瞭解他們的需求，及時協助企業。在市場上去尋找合適貨源，把需要的物資以最快的方式運到災區。企業是有組織的，無論多高頻的溝通都是可以理解的，對於企業的引導和企業的一些特殊的要求都可以找到解決方案，這是雙方協調和妥協的一個過程，對一個組織來說不是特別困難的事情。

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是基於社會層面的引導。其實公眾的捐贈熱情非常高，捐贈風向變化也非常快，社會組織在表達這些好的意見、引導大家理性參與，同時更場景化地理解現場的一些困難，是很有價值的。現在一些大的捐贈風向其實能左右機構運作的方向，這是值得思考的。

南都觀察 ：有一種說法是，在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或自然災害事件中，捐款比直接捐物更靈活、高效，可協調的空間更大。想請六位分享一下自己的分析、判斷。

官文賓 ：這個說法有一定的道理。捐款對於公益組織來說，可以根據需求的變化來靈活採購、捐贈，的確是比捐物會好一些。也可以反過來說，捐物如果對準需求，也能同樣解決問題，但是物資的種類、品類以及是否符合要求，同樣要花大量的時間去審核。

比如說這一次的口罩捐助，大家熱情很高，但會存在一個基礎問題：口罩是否合規、是否符合一線需要。進一步延伸，我們平時常做的兒童公益閱讀，有一種捐助者是捐錢去買書，有人問為什麼不直接捐書，因為捐書就會出現把賣不出去的庫存書捐給小朋友的情況，雖然這樣能在做公益的同時盤活舊有的物品，也會把企業品牌建設嫁接進來，這當然也有意義，但捐的書不一定適合小朋友們。

公益組織捐錢的過程會涉及到專業設計，其意義是把捐款轉化成有效的捐贈物資及有效的服務，並及時送達需要的地方、需要的人的手裡。

何　文 ：捐錢、捐物都可以，但要根據實際情況選擇，不能一概而論。現在應該採取的措施是，無論是捐錢還是捐物，都要納入到需求評估的管理當中來。

我在過去的災害管理工作當中發現，一些非常容易買到的普通民眾的生活物資，比如大米、食用油，可以在本地解決，那麼捐錢更好，可以活躍當地的經濟。就像貴州盛產礦泉水和大米，如果從江蘇調配大米、礦泉水過去，就沒有效率。

黃慶委 ：當然捐錢更方便，但這次疫情有一點特殊的情況，很多組織是有錢但找不到合適的物資，這是我一個粗略的觀察。

我有一個感覺，很多公益組織和志願者組織都是以志願者心態在做事情，更容易接受物資，而對於專業者來說，錢使用起來更自由。我觀察了一些地方的有公募資格的組織，他們普遍喜歡用錢，因為更靈活。物資相對來說必須是急迫的、大宗的才可能去做，因為這當中評估也很麻煩。

劉園月 ：除了捐物以外，捐贈“服務”也很重要。捐物和捐款各有利弊，說哪個更好，要根據實際情況來判斷。

王克勤 ：捐款、捐物各有千秋，不能一概而論，這是我的觀點。原則上講，在物資相對比較充沛的情況下，捐款更好，更專業、更規範。捐物需要更專業，這次疫情中，我的一些同學直接從海外購買了兩萬套防護服發回國內，卻發現不適合一線使用，花了很多的錢，形成了救災物資的浪費。醫療是很專業的事情，很多外行憑著一腔熱情就可能會造成物資的浪費，甚至是把不需要的物資發到一線，不能幫忙反過來還會添亂，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啟示。如果有采購物資許可的狀態下，醫院採購部門更知道怎樣購買物資更加清晰、規範。總之，一定要專業。

朱一存 ：能買到適合的物資就是好事情了，如果涉及的資金量比較大，相應物資需求比較多樣的話，捐贈資金會更靈活，可以及時變更。我覺得物資還是基於時效性、當地的適用性和現場的可行性這三個角度，去確定物資能不能收、能不能發。資金相對比較靈活，注意採購和發放的高效、公平、公正，相對來講是可以落實的，當然這要基於組織的效率和處理能力。

王克勤 ：從2月份到現在參與疫情的援助工作以來，我一直在思考兩個關鍵詞：科學、專業。

第一是科學。公益機構面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首先要遵循科學的原則。一部人類文明史，某種意義上，就是一部不斷應對並戰勝各種挑戰和危機的歷史。醫療衛生事業是一項科學的事業，事關公眾健康和生命安危，來不得半點馬虎。由於當前新冠疫情已蔓延全球，且有愈演愈烈之勢。針對國外疫情加劇，呼吸機需求量日趨增加的趨勢，曾有人提議，把中國許多公益組織捐贈給湖北已經使用過的呼吸機，回收清洗後發往囯外，權當應急。看到一些群裡大家熱議這個方案與想法，我堅定予以反對。對於涉及傳染性疾病的物資決不可採取回收醫療設備再使用的科學原則，否則，極有可能造成二次汙染甚至傳染擴大化，這將會嚴重影響公眾健康和患者的生命。切不可在人類未可知的疫情面前去犯尚能預知後果的低級錯誤，這本身也是一種不尊重科學的做法。那樣的話，非但不能救人，反而是謀財害命了。

醫療領域的問題，不能因為熱情就胡來。很多志願者行動盲目，沒有經過專業的訓練，不知道如何防護。所以我們不許可志願者進入湖北，全部由專業人員參與，因為專業人員基本在醫院接受過短則一個月，長則兩三個月的訓練，知道和病人保持怎樣的距離，知道如何和病人交流，知道如何測量每一個患者的血氧和在怎樣的血氧下實施搶救。

第二是專業。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情，長期積累非常重要，因為只有長期積累才可能臨戰上陣，不慌不亂。就像出現疫情，重大災害之後經過訓練的人就知道應該怎麼“打”，很多沒有上過“戰場”的志願者就手足無措。經過系統規範訓練的專業團隊效率最高、損耗最低、執行率最強，所以專業積累非常重要。

正如戰爭中的一種情形，沒有任何訓練的人送上戰場，槍炮一響，四處逃竄；而經過長期專業訓練的軍人，便會立即臥倒，冷靜觀察，尋找戰機。這便是專業訓練與非專業訓練的差異。面對重大公共災害，其原理相似。

大家公認，公益及社會服務的出路在專業化。那麼怎樣才能夠實現專業化呢？我以為：實現專業化，必須做到四個專。分別是：專心、專注、專長、專業。

專心於每一個領域或每一件事業上，專注的去做，久而久之必然專長於此，唯有專長才可能專業。即要學會放棄，注目一點，一米寬，千米深或者萬米深。不要什麼都去做什麼都會點，最終什麼都不精。

這幾年看到公益界有個情形我很擔心，就是發生什麼事情，但凡大家都上去了，就會造成新的浪費和新的風險。唯有專心才能專注，專注到一個領域才能有所專長，有專長才能實現專業。社會服務的出路是專業化，而真正努力往專業化方向打造的社會組織和公益機構又有多少？

南都觀察 ：賈西津老師在這次疫情期間，在公益組織的參與權限和參與程度等方面都做了很多的呼籲，也想請她分享一下她的觀察和思考。

第一是社會組織切入救災的方面。我看到很多社會組織由於疫情的特性沒有參與進來，但聽到這些案例分享，恰恰說明，這不僅僅是以救災為宗旨的組織在物質上面的專業切入，雖然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點，但其實切入點可以取很多。

今天提到的幾個組織在響應上都很快，而且行動時間和週期很有效率。其實今天幾位分享者在日常都不是做公共衛生應急工作的，最多是涉及到救災或有一些救災的項目，甚至是都不是以救災為宗旨。但它們為什麼能夠去切入？越是大的災難，其需求的點越是多元。在這樣一個立體的圖景當中，可以從多角度切入。所有NGO都可以找到這樣既專業又適合自己對接進來的路徑。

第二是在具體的處理危機，特別是應對物資實施上面也有幾個特點。首先是今天分享的幾家組織通過精細化和專業化的參與，都起到了非常切實的效果。特別是在具體行動方面，甚至會細化到一些會議機制、採購機制，還有怎樣和一線、病人、社區對接，發揮社會組織最大的特性，到達“最後一公里”。

“可以直接應對需求和達到這個需求”這一點，恰恰是政府部門所不能及的。政府行為一般比較常規化、具有統一性、注重社會公平，但是社會組織的切入很靈活，可以直接通過專業運作到達需求者。

王克勤老師說，科學要大於熱情，專業要大於人海戰術。社會組織的參與，不是為了“參與”，而是為了解決問題，專業、有效地產生治理效果，這樣的導向會讓參與更加能夠起到成效。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社會組織的參與需要“知止”，是要知道什麼不做。像何文秘書長講到的，要做對的事情，把對的事情做好，找到合適的方向。不是說只要有資源，只要有事情就去做，一定是按照對的方向去做。所以，社會組織在做事的時候不應僅想著顯示自己的作用，而是要想到怎樣讓把事情做到最好。

還要避免與政府搶資源，不要去攪動市場，不要因為自己的行為讓整個市場被破壞，要顧及到行業或者是社會效果，有這種意識才是一個有專業、有倫理、有道德的成熟的組織。

我們也很強調要解決弱勢群體和一些被忽視的需求，剛剛聽到了很多，關注到“中心-周邊”需求、“核心-邊緣”需求等大大小小的方面，這是一個動態的、隨時調整的過程。疫情中，人們的正常生活被擠兌，由此產生的次生需求也不可忽視，次生需求影響更廣、更長遠。這也意味著，各種不同的社會組織從專業領域出發，可以切入進來，滿足次生需求。

這恰恰可以證明建立應急協同體系的迫切需要。也就是說，如果有了很多專業性的組織，怎樣在重大災害發生的情況下，社會組織可以顯示出部門力量。今天有這麼好的案例，但是公眾（包括業內人）都會覺得，社會組織總體參與並不是顯得那麼有力量，並沒有集中展現部門力量。那為什麼出現這個情況？就是因為社會組織沒有形成一個部門，也沒有建立一種協同的機制。

就像政府是一種機制，社會也可以起到一種機制的作用，這就需要一個協同，這個協同是需要有日常儲備的。

這種協同機制下還有各種專業能力的儲備，就像扶貧基金會有應急響應手冊和很多專業的模式。網絡性的儲備也不可或缺，比如擔當者提到了平常會有一些捐贈人網絡，通過網絡儲備讓更多主體可以對接起來。

這種日常儲備機制需要被考量到，在危機發生時需要去協調的，一是社會組織內部的力量，讓不同專業組織。其次要看到企業、政府機制、捐贈方和一些專業的救災、物資儲備等不同部門的對接，讓不同主體在其中可以動員起來。

現在建立這種機制的可行性在於，全球性疫情引起人們反思，在大家的意識上面形成特別好的切入時機，還有互聯網的契機，通過網絡完全可以讓日常儲備變得可行。像今天這麼好的案例，怎樣讓它形成一種機制而不是一個個案，這是社會組織在未來的協同機制中可以做的，也是我們今天討論的一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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