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歸來 十七 仁者的義務

孔子六十耳順之年,在陳國。本來他可以回國,但由於公之魚從中作梗,孔子還得在陳國待下去,並且,一待就是三年。

陳國是個弱小的國家,和吳國交好則楚國來攻,與楚國交好則吳國來逼,這樣的處境,也與魯國相似。孔子曾經說過,“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論語·泰伯》)。在陳國待了三年,生活雖然無憂,壯志卻自難酬。怎能在這樣平淡的日子裡目睹自己的雄心付之東流而心安理得呢?孔子想走了。

恰好此時吳國攻打陳國,楚國來救。楚昭王聽說孔子在陳蔡之間,準備聘請孔子。孔子也對這個南方大國很好奇、很嚮往,便決定冒險以往。

而等待他的,正是他平生最大的一次磨難。

要到楚國去,必須經過原先蔡國的故地。就在陳蔡之間,孔子和他的學生們帶的糧食吃完了。這邊脫離了陳,那邊與楚還沒有接上頭,他們在野外陷入孤絕之境。幾天下來,有些學生已經餓得趴下了,起不來了。

孔子“不怨天,不尤人,知我者其天乎”!他坦然面對一切,並把這一切看成是人生磨鍊和品行琢磨的機會,他依舊講誦絃歌,撫琴吟唱。但是,此時弟子們的不滿和悲觀的情緒卻在滋長和蔓延。他們已經跟隨老師周遊八年了。八年來,他們懷抱理想,追隨理想,艱苦備嚐,顛沛以之;他們砥礪人格,修養品德,如琢如磨,如切如磋。可是,他們卻處處碰壁,迄無成功。

在孔子琴聲悠揚的時候,一些人的內心卻一片煩躁。那個急躁、直率的子路便是最突出的一位。他已經怒形於色了——他想不通為什麼在這種時候老師還這樣不疼不癢、不驕不躁、不急不慢,他對同學們發牢騷:“老師在這種時候還彈琴,還唱歌,難道符合禮嗎?”(《孔子家語·困誓》)於是,他走進老師的住處,開口就問了老師一個有關道德的大問題:

君子亦有窮乎?(《論語·衛靈公》)

要了解子路這句問話的意義,我們還要稍微瞭解一下有關道德信仰的問題。

對道德的信仰,有三種境界。

第一,不信道德有好處,不守道德。

這種人就是我們常常說的壞人,他不相信做好事有好報,不相信道德對我們有好處,所以他就不做好人,做壞人,這是一種境界,最低的一種境界,生活中總有這些人。

第二,相信道德有好處,謹守道德。

生活中,絕大多數都是這樣的人,他們總相信做好人有好報。一般人帶著這樣的信仰非常好,這種信仰能夠讓一般的人在大多數時間裡面、大多數環境裡面,做一個好人。

第三,不信道德有現實的好處,仍然謹守道德。

不相信道德會有一個預期的好結果在等著我們,但是即使如此,我們還要做個好人。做好事不一定是我們的義務(因為好事太多了,不可能每個好事都要做),但是,做好人一定是我們的義務。

在這三種境界裡,前兩種境界好理解,合乎我們一般的邏輯。第一種境界,就是所謂的道德意義上的壞人。第二種境界,就是絕大多數有著純樸的道德信仰的好人。

後一種境界不好理解。既然道德沒好處,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堅持道德?

答案就是:道德是人的天命。認識到這一點,達到這種境界的,就是賢人。

實行道德便是在履行自己的天命。於是,履行道德的過程也就是成就自己的過程。所以,道德不能讓我們成功,但是,道德可以讓我們成人。

那我們對照一下,子路恰恰處於道德信仰的第二個境界上。

子路是一個純樸的人、天真的人、熱情的人,一個內心陽光的人,他對孔子、對道德有著非常純樸的信仰:做好人,有好報。有著這種信仰的人非常可愛,所以,子路是孔子弟子中最可愛的一位——他的思路是:既然我們是君子,是德行高尚、理想純潔、匡世濟民、仁慈博愛的人,我們就應該在這個世界上處處行得通,就應該在這個世界上處處受歡迎、得追捧!難道我們這樣的人在人世間還會如此困厄而一籌莫展嗎?

顯然,在這樣的時候,他是對道德及道德行為的有效性提出了懷疑。這種懷疑,可以使一個尚欠缺宗教情懷的人、尚未明瞭天命的人從不信道德而變為不守道德,從而墮落到第一種境界中去,變為一個壞人。

子路是站在功利的立場上來認識道德的,從這個立場出發得出的結論當然是這樣的:一個人,既然是尊崇道德的,既然是按道德的要求,做道德的人、行道德的事,那他就理應受到道德的保護,享受實行道德而該得的好處和報酬。

但這顯然不是道德的本質,更不是人的最高境界。有著這樣純樸的道德信仰固然很好,但是,這種人經不起考驗。

有這樣一個笑話。

一位男士下班經過一家商場,看見很多女士擁擠在一起搶購一種化妝品。他覺得也可以買一瓶帶回家送給太太,就站在那裡排隊。可是那些女人們都不排隊,他排了一個小時的隊,也沒有輪到他。於是,他也加入擁擠爭搶的行列。

有人提醒他:“你是一個紳士,怎麼能這樣呢?”

他說:“我已經做了一個小時的紳士。現在,我不要做紳士,要做女士。”

假如做紳士不能得好報,就不做紳士了——道德信仰就在這裡坍塌了。

這個問題說明了兩點:

第一,從社會的角度言,要讓大多數人做好人,必須建立一個好人不吃虧的制度和秩序。

第二,從個人角度言,你要下決心做好人到底,就必須接受好人也吃虧、君子亦有窮的現實。

這第二點,實際上是破除道德有效性的迷信,把道德信仰建立在理性之上。

道德的有效性是一種迷信。但這種迷信有一種好處,它可以使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情況下處於道德狀態,做一個好人。

但是,對於一個追求大道的士來說,停留在這樣的對道德有效性的迷信中,是很危險的,因為它會導致士人在行道過程中的不堅定,甚至放棄。所以,孔子意識到,必須打破子路這種對於道德的迷信,然後,才能置之死地而後生,重新樹立道德信仰。

於是,孔子毫不客氣地就給他指出了生活中血淋淋的真相,這個真相就是四個字:君子固窮。

這對子路不啻是當頭棒喝。孔子告訴他:“錯了!君子,正因為他講道德,所以倒是常常被掣肘,時時被雍阻,往往行不通!”為什麼呢?因為,君子為人講原則,做事擇手段,求進取卻又有所不為!

這是對道德的極透徹的理解,悲觀而又崇高。孔子的意思是,道德只能保證我們成人,而不能保證我們成功。

有時兩者甚至矛盾:我們必須在不成功中成人,也就是說,在世俗功業的失敗中成人——這就是磨礪,這就是考驗。我們是安然接受一次道德的失敗,還是孜孜追求一種缺德的成功?是保有人格尊嚴而失敗,還是喪失人格得成功?簡單為一句話:我們是要一次高尚的失敗,還是要一種低俗的成功?

莊子曾經說過一句非常好的話:“成也,毀也。”(《齊物論》)很多人,世俗的事業成功了,人卻失敗了。在他們不擇手段地追求世俗成功的過程中,他們丟掉了親情,丟掉了朋友,丟掉了人格,丟掉了道德——一句話,丟了人。他可能升了官,發了財,名有了,利有了,但人毀了,不再是一個道德上的好人,不就是一個人毀了嗎?相反,有些人,世俗的事業也許並不成功,但是,他保持住了做人的本分。

我們做一個不恰當的比喻,就人生來講,道德就像我們身上穿的一件棉襖,而人生的歷程就相當於一片荊棘林,你穿著棉襖走進荊棘叢中,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你的道德棉襖一定被剮得處處破綻,這就是人生的真相。

所以當我們穿著道德的棉襖,走過人生之途之後,我們蓋棺定論的那一天,我想誰也不敢說,他自己是完璧之身,誰也不敢說他在道德上無可指責。

那麼在人生的荊棘林中穿行的時候,你如果要想更快地成功,更大的成功,更有效率地成功,你一定是隻顧往前走,那結果是什麼?結果就是你身上道德的棉襖千瘡百孔。

而如果你想讓這個道德的棉襖能夠保護得好一點,你一定會怎麼樣?走得小心一點,走得慢一點,甚至會處處感到困頓。

所以,我們是想在成功的路上走得更快,還是把更多的精力花在保護我們的道德棉襖上?這確實是一個兩難選擇。而這個選擇的結果,就劃分了小人和君子。

道德有沒有好處?當然有,修煉道德雖不能讓我們成功,但卻能讓我們成人,這不是道德最大的好處麼?

所以,孔子說:“小人窮斯濫矣!”

什麼叫濫?河水氾濫,河水本來在河床中走,現在泛濫了,沒有規矩了,沒有方向了,沒有目標了。所以你說道德有沒有好處呢?有好處。道德的好處不是有助於我們成功,道德的好處是可以阻止我們的墮落,這就是道德的好處。

君子固窮,小人斯濫。在這種對比中,我們發現,一個人有沒有道德,有沒有道德的意識、有沒有道德的約束,結果是大不相同的。

君子固窮,但窮且益堅,窮不失志。

君子的人格不會因窮而墮落。

君子的精神不會因窮而萎靡。

君子的氣質不會因窮而委瑣。

而小人呢?也許在得志時還能有一些派頭、模樣;一旦窮,就會失去方向,無所不為,用孟子的話說,就是“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就會下流,就會墮落,不用別人再來打擊他,他自己就會自輕自賤。

所以,最大的失敗一定是人格的失敗,最大的窮一定是人格上的窮,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區別。而通過這種區別,我們能知道道德給我們帶來的好處是什麼:道德不會保證我們成功,但是道德能夠保證我們不會墮落;道德能夠保證我們在失敗的時候仍然有精神、有尊嚴。這難道不是最大的好處嗎?

但是,能站在功利之外看道德的人,畢竟是不多的。孔子從忠厚的子路那裡,發現即使像子路這樣受過他的教誨,並且有真誠的道德追求的人,也對道德的本質有很大的誤會。所以,孔子又對子路感慨道:

由,知德者鮮矣!(《論語·衛靈公》)

孔子的這句感慨是什麼意思呢?就是——

懂得道德真諦、追求道德人格、有真正的道德信仰的人,不多啊!

明白道德並不保佑我們成功,而是助佑我們成人,這樣的人,不多啊!知道成人比成功更重要,從而追求成人比追求成功更迫切,這樣的人,不多啊!

什麼叫做成人?在孔子看來,就是在道德上完善的人、在人格上完成的人;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這樣的人,他不會希求道德給他帶來什麼好處。他知道,道德是天命,是無可迴避的義務,沒有什麼條件可講。

做道德的人就是做自己,跟別人無關,跟成功無關,跟人生其他的目標和功利的目的無關,做一個道德的人是我們的義務,不是我們的手段。

我們實行道德,不是為了別人,而是為了我們自己。

我們實行道德,不因為別的,就因為我們是人。

因為我是人,所以就要做道德的人,道德和人之間是不可分離的,簡言之,道德是人的天命。所以,孔子說: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衛靈公》)

歷來注《論語》的人都認為這兩句不好理解,那是我們沒有進入孔子的境界,沒有達到他的精神高度。其實,這兩句意思最明白不過了——

道不保護人,是人保護道。

孔子的這句話裡,有著一種悲劇的崇高:熱愛真理與正義的人往往得不到真理與正義的庇護,也不去祈求真理與正義的庇護。但是,這並不降低真理與正義的價值,更不能減弱我們對真理的熱愛和對正義的信仰。我們不要祈求真理與正義來支持我們,恰恰相反,我們必須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去支撐真理與正義。

強者保護道,弱者尋求道的保護。

在孔子的一生裡,我們沒有看到“道德”幫孔子的忙;恰恰相反,我們看見孔子在不懈地弘揚道德、鼓吹道德。《論語》中孔子有幾次講到成功?沒有!一部《論語》,就是告訴我們怎麼成人。我們可以做得比現在更好,我們可以終身向上。

通過子路的迷惑和彷徨,孔子覺得有必要進行一場有關人生、有關道德的討論。為了不受干擾地瞭解不同弟子的思想狀況和對道德問題的認識程度,他採取了個別談話的方式。他設置一個情景題,這個情景就是他們此時的真實處境。

他先叫來了那個牢騷最多的子路,問了他這樣一個問題:正如《詩經》裡感嘆的,“我們不是犀牛,不是老虎,卻為何徘徊荒野?”難道是我們的主張不對嗎?我們為什麼受困在此?

忠直的子路仍然對道德的世俗功用抱持信心,所以,他還是從自身找問題:“那是不是我們還未達到‘仁’的境界,人們不讓我們伸張?是不是我們還不夠智慧,所以,人們不讓我們通行?”

子路的問題在於:不能相信自己。

這實際上還是那個前提:子路還是相信,假如我們真的仁了,我們真的智了,那我們一定不會有這樣的處境,我們一定很順利。現在既然我們處境很不好,那就說明,我們還不夠仁,我們還不夠智,這還是跟他的道德迷信有關。

孔子回答道:“仲由啊,假如仁德的人一定能夠伸張,哪裡還會有伯夷和叔齊?假如智慧的人一定通行,哪裡還會有比干?”

像伯夷叔齊那樣仁德的人,還不免餓死首陽山;像比干那樣智慧的人,還不免被剖腹挖心,這真是人生的大悲劇!是世道的大荒謬!是道德的大滑稽!是我們的大困惑!

顯然,孔子這樣的回答不是要破壞子路的道德信心,而是要破除子路的道德迷信。

我們對於道德信仰,還真的需要這樣浴火重生:只有走出好人得好報的迷信,我們才能到達道德的崇高本質,才能樹立真正的道德信仰,才能預防道德的信任危機。

接下來,孔子叫來了子貢。用同樣的問題來考察他。

子貢有著商人的頭腦。商人知道東西賣不掉的時候,可以有一個辦法:降價促銷。所以,子貢從道德的適用性上著眼:“老師啊,您的道太廣大了,所以,天下容納不下老師。老師能不能稍微降低一點呢?”

如果說子路的問題是不能相信自己,那麼子貢的毛病就是不能堅持自己。

子貢認為,他們的道德標準太高,而社會的普遍道德水準太低。所以要降低標準,以適應這個不夠道德的世道。

降低道德要求,降低道德評價的標準,降低對人的道德要求,實際上是道德的廉價,是道德向現實的屈服。道德標準與道德評價的廉價,不僅不會讓社會親近道德,反而顯示出道德的虛偽,顯示出全體社會道德水準的低下。

我兒子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有一天他回來自我表揚:“我今天表現很好,在自習課上沒有大吵大鬧。”

我當時就覺得:第一,我兒子可能以前在自習課上一直大吵大鬧。他一句沾沾自喜的自我表揚,反而讓我發現了他的大問題。第二,還可能是學校的自習課堂完全不像樣,不大吵大鬧已經算好的了。這又暴露出學校自習課的大問題。第三,學校老師已經承認了自習課如此糟糕的現狀,成為常態了。這是更大的問題。

假如我們把這個自習課堂看成是社會,我們就會發現:廉價的、降低標準的道德要求,恰恰暴露出社會和個人的大問題。

由此可見,子貢的降低標準說,無論對提升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還是對提高個人的道德修養,都極其危險。

孔子對子貢的回答是一個比喻。任何一行,都有一個最高的境界:一個最高境界的農民,或者一個農民的最高境界,是隻問耕耘,不問收穫;一個最高境界的工匠,或者一個工匠的最高境界,是隻求工藝精巧,不問是否趕上了時髦,是否投合了喜好,是否順應了市場;一個好的學者,也只求嚴肅認真地思考和解決問題,而不會通過獻媚大眾而獲得財富與名聲。

孔子對子貢說:“賜啊,你不能追求最高境界,反而想著順應世俗,你的志向不夠遠大啊!”

最後是顏回被叫進來,孔子還是那個問題。顏回的回答終於讓孔子喜笑顏開。

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史記·孔子世家》)

值得注意的是,顏回的話裡,有三個關鍵句。

第一,“道既已修”——是回答子路有關是否我們還不夠仁智的疑問。對子路的回答,側重於作事實的認定——老師的道,是偉大的。

第二,“不容何病”——是用反問回答了子貢的有關道不容於天下的問題。對於道來說,我們只須考慮“修沒修”的問題,而無須考慮“容不容”的問題。

對子貢的回答,是對價值的高揚——不為世俗所容,不會改變我們堅持道義的決心。

我們前面說了,子路的毛病是不能相信自己,子貢的毛病是不能堅持自己;那麼,顏回的這個回答,就是要相信自己、堅持自己。

第三,“不容然後見君子”——這是對孔子道德思想的印證:君子固窮,君子往往正是在世俗的失敗中成就自己的人格。

孔子高興啊!學生裡面還是有顏回這樣的人啊。他欣然笑著說:“好樣的!真有你的啊!顏家小子!等你將來發了財,我給你當管家!”

講到這裡,我想起了當代傑出詩人昌耀的一首短詩《仁者》:

人生困窘如在一不知首尾的長廊行進,

前後都見血跡。仁者之嘆不獨於這血的事實,

尤在無可畏避的血的義務。

有些義務是血的義務,一般人到此,畏避而去;而仁者到此,奮然而前行。

血的義務,需要仁者承擔。

血的義務,也成就仁者。

是的,當你承擔起血的義務並且死而後已的時候,你就會成為仁者。

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個血與火的時代,是骨肉碰鈍了刀劍的時代,是殺人盈城、殺人盈野的時代,是嗜血嗜殺的時代,這是那些混戰的諸侯們一手造成的時代。而同時,它也是一個充滿理想、充滿激情、充滿公理仁德的時代。誰開闢了這樣的時代?正是孔子。

一邊是殘忍,一邊是仁慈。

一邊是混亂,一邊是寧靜。

一邊是帶血的屠刀,一邊是如椽的巨筆。

一邊是諸侯們在爭奪,一邊是讀書人在爭鳴。

諸侯們爭奪的是土地珍寶、子女玉帛。

讀書人爭鳴的是禮義廉恥、道德文化。

誰是這個時代的主宰也許並不重要,誰預示著未來的方向倒更值得我們敬重。

我們當然可以說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刀把子掌管著印把子;但有一種力量,可能更加偉大。

那就是理想的力量,精神的力量,道義的力量,良知的力量。

孔子以及他的弟子們,他們的周遊列國之路,就是在人生的這一條不知首尾的長廊中行進,他們一直在困窘之中,一直在挫折之中,他們的周圍都是血跡,但是他們直麵人生的慘淡,正視淋漓的鮮血,他們一直奮然而前行,他們承擔血的義務,成仁就義。

從公元前497年到公元前484年,這14年之間,中原大地上,行進著一批仁者、智者、勇者、大丈夫,他們就是孔子和他的學生。借用毛澤東說長征的句子,就是:周遊列國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周遊列國是宣言書,周遊列國是宣傳隊,周遊列國是播種機。

孔子和他的弟子們,用他們的腳,為一個民族踏出了一條通往未來的大道。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