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林子人
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華裔企業家楊安澤（Andrew Yang）日前因一篇刊登在《華盛頓郵報》的評論文章在美國亞裔群體中引起了軒然大波。
在文章開頭，楊安澤談到他在外出購物時遇到了三位對他皺眉防備的中年人，在那個瞬間他體會到了多年未曾有過的“自己是亞裔”的自覺，甚至為此感到“有些羞恥”（a bit ashamed）。楊安澤注意到，因為新冠疫情在美爆發，過去幾周時間裡亞裔美國人群體遭遇的身體和語言暴力激增。在他看來，僅僅告誡他人“不要歧視亞裔”是沒有用的：
“我們亞裔美國人需要擁抱並以前所未有的熱情展現我們身為美國人的一面。我們需要站出來，幫助我們的鄰居，捐贈物資，投票，穿上紅白藍，去做義工，資助慈善機構，儘自己所能去加速平息危機。對於我們是美國人的事實，我們不應該有絲毫疑問，我們將在國家需要的時候為之付出。”
值得注意的是，楊安澤有過對種族問題措辭不當引發爭議的先例，此番言論更是使得眾多亞裔群體意見領袖發聲表示反對。飾演“漫威宇宙”中首位亞裔超級英雄“尚氣”的亞裔加拿大演員劉思慕於4月2日在推特上表示，“在全球各地的亞裔移民都正經歷極其糟糕的種族歧視的時候，楊安澤基本上就是告訴我們忍氣吞聲，吃個芝士漢堡壓壓驚，買一面美國國旗吧。”次日，楊安澤在推特上回應稱，他對自己的身份遺產感到驕傲，也明白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看法，“我的意思只是我們需要盡我們所能去解決危機，在國家和世界需要的時候貢獻力量。”
回顧亞裔美國史，一代又一代的亞裔移民——無論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備受歧視打壓的華裔鐵路工人、日裔蔬果種植工，還是如今有著體面收入的亞裔中產——他們都在一個敵意始終未能完全消散的社會中盡己所能為美國做出貢獻。這部歷史的其中一些篇章已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自證愛國”並不能改變結構性的種族歧視問題，反而是落入了歧視者的話術陷阱，讓真正需要為種族歧視擔責的人得以脫身。同樣值得警惕的是“亞裔是模範少數族裔”的敘事，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自證愛國”亦是在鞏固這一敘事，並進一步遮蔽它背後的危險。
歧視如影隨形的亞裔美國史
隨著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針對亞裔群體的暴力和歧視事件也被屢屢爆出。3月底，FBI的一篇報告警告稱，疫情期間美國境內針對亞裔群體的仇恨犯罪數量可能激增。美國非盈利機構網絡傳染研究所（Network Contagion Research Institute）日前發佈的白皮書顯示，網絡上針對亞裔的種族主義言論正在呈現上升態勢，在美國極右網站4chan上，新冠肺炎疫情發展的各個關鍵時間點都伴隨著反華言論的激增，與此同時，研究人員發現推特上也出現了許多敵視中國或華人的言論。
仇恨與歧視並非憑空出現，事實上，當下的疫情不過是為某種隱藏在美國社會集體潛意識中的“恐華”情緒提供了一個宣洩出口。將華人這一種族與一種可怕的疾病等同起來，是種族主義借用深植於亞裔美國史中的記憶、修辭和社會應對方案，在美國社會中的再一次大範圍展演。
斯坦福大學美國曆史學系教授張少書（Gordon H. Chang）在近日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中指出，反華種族主義在美國有著肥沃的歷史土壤——從19世紀中葉華人移民首次到北美大陸以來，針對華人的仇恨與歧視就從未完全消散過。華人移民被認為是“白色美國”（white America）的一大威脅：他們不講衛生，身攜種種病菌，隨時有傳染天花等烈性疾病的危險。到了1870-1880年代，美國反華勢力已經形成了有組織的運動，種族主義者們指控華人移民是一種文化和生物威脅，爭奪美國人的就業機會，是大量白人失業的罪魁禍首。
當時，整個美國西海岸掀起了排華運動，種族主義者們將華人移民從城市中驅逐，焚燬中國城，散佈華人威脅論。1882年《排華法案》的出臺標誌著排華運動正式得到美國官方的認可和支持。諷刺的是，該法案也標誌著美國現代移民政策的開端，此後美國政府又出臺了一系列歧視性移民法案，剝奪亞裔的公民權，這些歧視性法案直到1965年移民與國籍法（又稱《哈特-塞拉法》）禁止了以國家為來源的移民數量配額制才宣告終結。
“排華偏見不僅僅發生在美國，它在整個西方世界都很流行，並在20世紀初形成了某種國際共識。”張少書指出，一如奧斯曼帝國被認為是“歐洲病夫”，中國被認為是“東亞病夫”——在兩個帝國同樣積貧積弱的同時，中國的“病夫”蔑稱還具備一種額外的社會維度，即政治衰落帶來了種族墮落，華人是一種“患病”的種族。
排華之後，美國人對其他亞裔群體也開始產生戒備心理，特別是來自日本、朝鮮半島和印度的移民。日本人尤其令美國人擔驚受怕，因為他們在農業領域成就斐然，且喜歡在美國成家立業。日裔群體在二戰期間遭受了最為嚴酷的系統性歧視，楊安澤的那篇評論文章被廣泛批評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對這段歷史的錯誤引用。
楊安澤表示，日裔美國人在二戰期間踴躍參軍，證明自己是忠誠的美國人，然而這只是故事的一小部分。明尼蘇達大學移民史研究中心主任李漪蓮（Erika Lee）在《亞裔美國的創生》一書中指出，在日軍偷襲珍珠港、美國於1941年12月8日向日本宣戰後，在美的日本人開始受到嚴密監視，他們的生活也因此發生了徹底改變。12萬名日本人（其中2/3是美國公民）因為政府所謂“軍事需要”而放棄所有財產遷離西海岸，被監禁於建於內陸“鬼城”或農場的營地裡，“（他們）並沒有被單獨指控犯有叛國罪或破壞罪，而是以在戰爭期間保證國家和半球安全的名義被集體判處監禁。他們唯一的罪名是其日本血統。”
搬到集中營的日本人被告知需要在營內自給自足，從事建設性工作，為戰爭努力做貢獻以恢復忠誠美國人的名譽，然而他們在營內工作所得的報酬遠低於正常收入，不足以滿足哪怕最低的生活需求。1943年初，美國政府發起忠誠複查計劃，為所有17歲以上的日裔美國人設計了一份調查問卷，通過一系列問題的回答來判斷調查對象的“美國性”（Americanness）和“日本性”（Japaneseness），其中第27個問題是：“你願意在美國的武裝部隊服役，並在任何情況下執行作戰任務嗎？”任何給出否定的回答都有可能引起當局的懷疑，讓調查對象進一步遭到報復。
在這樣的背景下，超過1200人自願參加美國軍隊。1944年1月，美國政府開始向營內的日裔美國人直接下達徵兵通知。二戰期間，大約有3.3萬日裔美國人在軍中服役。日裔美國人在第442團戰鬥隊和第100步兵營這兩支種族隔離的部隊中作戰，其中第100步兵營幾乎全是來自夏威夷的日裔美國人。在“全力以赴”的口號感召下，他們於1943年秋天在意大利薩勒諾海灘登陸，與德軍作戰。僅在第一個月，他們就傷亡慘重，其中78人戰死。由於他們的英勇作戰和無畏犧牲，第100步兵營獲得了900枚紫心勳章（Purple Hearts），該營也被稱作“紫心勳章營”。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第二代日裔美國人的歷史，是美國曆史上最具諷刺意味的歷史之一，”李漪蓮寫道，“許多人因為他們本人及其移民父母被認為存在危險隱患而被迫離開家園。儘管受到這種虐待，他們還是自願報名或欣然地接受應招，在海外為民主和自由而戰鬥，以此挽回他們在美國的地位。與此同時，其父母和家人仍然被同一個政府囚禁在鐵絲網的後面。”
獲得尊重是亞裔的責任嗎？
對於許多先輩曾經歷過那段不堪回首歷史的日裔美國人來說，楊安澤的此番言論太眼熟了。“讀這篇文章給我似曾相識的感覺，”曼贊納委員會（Manzanar Committee）聯合主席Bruce Embrey在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採訪時表示，“這篇文章讓我想起了老一輩的人告訴我們他們是如何被政府機構告知要做一個‘好美國人’，如何生活在一個身為美國人但猶有不足的時代的。”
位於加利福尼亞州的曼贊納國家公園曾是二戰時期日裔美國人的禁押地，戰後大部分的營地已難以尋覓。曼贊納委員會是一個由日裔美國人群體發起的非盈利組織，旨在向公眾傳播日裔美國人的這段歷史。
楊安澤的評論之所以引起日裔美國人群體的普遍不滿，是因為它傳達了一個令人不適的信息：要想被尊重、被平等對待，你需要主動證明自己是一個對社會有積極貢獻的人。然而上述日裔美國人的歷史告訴我們，種族歧視受害者的主動改變並不能撼動被歧視、被區別對待的事實：它意味著讓受害者拼盡全力去滿足一個苛刻且本不該存在的標準，滿足於表面上的妥協退讓，卻忽略了造成歧視的深層原因，在為社會結構性問題找到永久解決方案面前止步不前。
根據美國非裔專欄作家Damon Young的觀點，這種言論是“受尊敬的政治”（respectability politics）的典型話術。這一概念自非裔被迫前往美洲大陸為奴的時代就已出現，這個詞組的正式提出是在1990年代，被用來規訓非裔美國人通過改變自己的穿著打扮和行為舉止來化解種族歧視。“基本上它的意思是，少數族裔或邊緣群體被告知（或自我教育），要想從強勢群體那裡獲得更好的待遇，你需要表現得更好。”
然而就疫情期間亞裔群體的遭遇而言，這種觀點實際上遮蔽了誰真正應該為種族主義和歧視性行為的抬頭負責。包括張少書在內的多位評論者認為，真正的責任在於把新冠病毒稱作“中國病毒”的特朗普等共和黨領導人。張少書指出，特朗普還是總統候選人的時候就已頻頻借用戰爭隱喻，發表“恐華”言論：
“特朗普本人在競選總統初期就頻頻激起恐華情緒。他宣稱中國人杜撰了氣候變化理論，為的是削弱美國工業；他稱規模空前的行業信息偷竊正在‘強姦’美國；他稱當下的貿易衝突不僅是一場戰爭，也是一場事關全球未來福祉的戰爭。而在當下的醫療危機中，特朗普總統發誓要‘打敗’這種正在感染整個國家的‘外國病毒’。”
網絡傳染研究所的白皮書顯示，針對亞裔的網絡歧視性言論在武漢爆發疫情時出現第一個高峰，然後於上個月特朗普在推特上公然使用“中國病毒”這一表述時出現第二個高峰。參與白皮書撰寫的賓漢姆頓大學計算機科學助理教授Jeremy Blackburn表示，雖然該研究沒有嘗試去分析特朗普的言論是否直接導致了4chan上歧視性言論的激增，但特朗普的言論的確具有為種族歧視賦予某種合法性的效力。
身為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公開場合毫不忌諱地將中國和新冠病毒建立聯繫，實際上是一種非常有煽動性的危險舉動。舊金山州立大學亞裔美國研究系主任Russell Jeung在接受《華盛頓郵報》的採訪時表示，“（這種說法）被正常化以後……會讓華人或亞裔非人化，這就好像把他們等同於口罩或這種疾病，這也為遷怒和人身攻擊大開方便之門。”
因此，“受尊重的政治”最大的問題在於它輕巧地將責任從施害者轉移到了受害者頭上。“如果別人覺得你不配稱為XXX，你就去證明自己，去做得更好。”這是一個幾乎所有弱者——無論是在種族、性別還是文化意義上——都在生活中以各種形式耳濡目染的、一個更溫和版本的受害者有罪論。對於這個邏輯，不止亞裔美國人很熟悉，非裔美國人從美國建國至今就很熟悉，全球各地爭取女性權益的婦女也很熟悉。然而真正需要做出改變的不是亞裔、非裔或女權主義者，而是那些對不公平的社會制度和文化氛圍視而不見，乃至進一步固化這種等級制權力結構的人。如果我們不對他們追責，不要求他們作出改變，歧視就不會真正消失，尊重和平等對待就不會真正到來。
“模範少數族裔”話語背後的危險
“亞裔是骯髒染病的種族”——面對再度抬頭的種族歧視，楊安澤選擇的是討好他人，更確切地說是討好白人。我們因此也有理由認為，他是在固化長久以來亞裔是“模範少數族裔”（model minority）的偏見，即亞裔美國人是順從乖巧的有色人種，他們任勞任怨地在一個原本對他們不利的系統內工作生活，以不冒犯主流社會（白人）的方式取得成功。然而“模範少數族裔”是一種過於浮於表面的標籤，它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不同少數族裔之間的分裂對立，亦遮蔽了亞裔群體內部的多樣性和不平等問題。
1960年代，亞裔美國人是模範少數族裔的形象被美國主流媒體大肆宣傳，與民權運動中“激進”的非裔美國人形成了鮮明對比。1964年民權法和1965年選舉法的修改打破了美國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的陋習，讓有進步意識的美國人歡呼雀躍的同時也引起了不少社會焦慮。李漪蓮指出，亞裔美國人——特別是華裔和日裔美國人——在這段時間被廣泛宣傳，一定程度上是在暗諷非裔美國人，紓解美國白人對民權運動的焦慮情緒：
“亞裔美國人被認為用老式方法，通過努力工作和忍耐贏得了美式成功。他們不會像新來的好鬥的非裔美國人一樣在街上抗議，呼籲黑人權利。媒體稱，亞裔美國人平靜的成功，是證明所有人通過努力就能實現美國夢的證據。”
在1966年發表於《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一篇文章中，作者非常明確地將華裔美國人和非裔美國人進行比較，認為前者和後者不同，他們不給社會帶來任何麻煩，卻也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就在提議花費上億美元以提高黑人和其他少數族裔的境況時，國內的30萬名華裔美國人在沒有任何其他人幫助的情況下，正在為此不斷努力。”
那段時間諸多社會學分析和媒體報道將亞裔的成功歸結於他們的“傳統價值觀”：重視家庭、勤奮、節儉、道德、敬重權威和堅持不懈。進入21世紀，在蔡美兒（Amy Chua）的《虎媽戰歌》等社會熱議作品的推波助瀾下，這一論調持續至今。然而在李漪蓮看來，一個易被忽視的危險在於它闡述的是一種“文化決定論”式的新型種族主義，即不是個人的種族或膚色決定了一個人的能力，而是文化。
這種觀點忽視了兩方面的問題：第一，選擇性的移民法律會給受過高等教育的和具有技能的人帶來競爭優勢，鑑於技術移民和家庭團聚是目前亞洲人移民美國最常見的兩種路徑，在來美國前許多亞裔已經有了很高的受教育水平，也因此會有更穩定的收入（舉例而言，在25歲及以上的華裔美國人中，51%擁有學士學位，在全美這一數據為28%）；第二，將文化視作某種不變的、可繼承的特質，忽視社會結構性問題對少數族裔智力、道德和能力的塑造作用，不僅加劇了美國主流社會對那些看似不符合積極文化定義的少數族裔的歧視，也會造成“優越”少數族裔和“低下”少數族裔之間的分裂——近年來許多華裔美國人（特別是第一代中國移民）反對“平權運動”，認為這是對非裔的“過分優待”，即為一例。
同樣危險的是，“模範少數族裔”話語也遮蔽了亞裔群體內部的分化問題。這種分化具有多個維度：在教育和階級層面，亞洲移民大量佔據工程師和醫學專家的崗位，構成了這些職業在全美勞動力市場總人數的1/3，與此同時教育水平有限、職業技能匱乏的亞洲移民人數也在增加，導致亞洲人在教育和階級分層中佔據兩個極端。在文化和社會層面，亞洲移民也存在區別，他們當中的一部分人是“優秀的亞洲人”、“名譽白人”、守法公民；另一部分人則被視作永遠的外國人、宗教他者、不可同化的難民、間諜、恐怖主義者、內部敵人。
值得注意的是，亞裔美國人的內部區隔也是變動不居的。“在當前的美國，亞裔美國人居於黑人和白人之間、外國人和美國人之間、特權階層與貧困階層之間特殊且不斷變化的位置。”李漪蓮指出，這個位置取決於美國內外局勢的變化，即使是暫時處於上風位置的亞裔細分群體，也有可能在頃刻間失去安全感。比如華裔中產“模範少數族裔”、“榮譽白人”的美譽在一些美國人看來也是一種警告，即他們太過成功，傷害到了那些同樣水平的美國白人和其他更有資格的少數族裔，他們的母國中國的崛起則在整體上傷害到了美國在全球化中應得的利益。就某種程度而言，特朗普就是在利用美國人的這種焦慮心態推動其政治議程。
按照李漪蓮對“種族”的定義，種族主義出現於將不同的權利和自由授予特定的族群，而拒絕將同樣的權利和自由授予其他族群的時刻。那麼，亞裔美國人要如何應對種族問題，如何定義自己？
其中一種回答是迎合、融入現存的種族主義制度，證明自己不僅比那些“不努力”的少數族裔更值得被尊重，而且比主流族裔（白人）更厲害。熱門好萊塢電影《摘金奇緣》（Crazy Rich Asians）在一定程度上就體現了這種心態，即華裔富豪能夠用錢來顛覆種族鄙視鏈，從其他亞裔群體中脫穎而出（片中出鏡的其他亞裔演員大多扮演門衛、女傭等社會階級較為低下的角色）。另一種回答是拒絕“模範少數族裔”“榮譽白人”之類的專注於合作與同化的刻板印象，呼籲亞裔與其他有色人種的聯合，徹底反思種族主義，通過跨種族聯盟來實現激進的社會變革，推動社會公平正義。
這或許是亞裔美國人群體在反對楊安澤“自證愛國”言論之餘，需要思考並做出決斷的更重要的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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