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國內疫情緩解，各行各業的工作陸續開展，政府部門的人事也不例外。4月15日，吉林省人大常委會舉行會議，決定任命韓福春、阿東為吉林省副省長。兩人中，阿東為1970年11月生，此前為海南三亞市市長。
又一位“70後”副省長出現了。
有媒體梳理發現，當下這輪省級政府層面的人事變動中，也就是3月底迄今的20天內，共有8位“70後”晉升副省長。其中，出生於1976年5月的任維，履新西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刷新了目前最年輕的省部級官員紀錄。其他7人當中，有4人出生於1970年；兩位出生於1972年。
拋開“70後”的標籤，四五十歲晉升副部級，雖然算得上是這個年齡段的佼佼者，但是作為年富力強的地方干將，他們正當其時。要知道，哪怕從改革開放後算起，也有少數不足40歲便升任副部級、甚至是精確到“副省長”這一職位的先例。
其實，“70後”幹部躋身副部級，早已不罕見。如在2018年，履新山東副省長的劉強、福建副省長的郭寧寧、廣西壯族自治區副主席的楊晉柏、江蘇副省長的費高雲等，都是70後。彼時，貴州省委常委中甚至出現了兩位70後，其中兼任省委政法委書記的時光輝，成為當時全國最年輕的省委政法委書記。
回頭看看，省部級人事變動中，不知不覺，媒體關注的焦點，已經從“60後”轉移到了“70後”身上。如果要給出一個時間線，大概就是2018年。2018年初，在近半月內，至少有70位省級政府副職履新，涉及27個省份，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全是“60後”。其中18位是“65後”，最小的為出生於1969年的北京市副市長殷勇和河北省副省長劉凱。
幹部年輕化，既是改革開放後至今的一個政治要求，也是未來行政管理科學化的趨勢。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就明確提出了人才方面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四化”評價標準。這一干部選拔理念，一直延續至今。
2018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關於適應新時代要求大力發現培養選拔優秀年輕幹部的意見》。會議強調，發現培養選拔優秀年輕幹部，是加強領導班子和幹部隊伍建設的一項基礎性工程，是關係黨的事業後繼有人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戰略任務。會議提出，要堅決落實好乾部標準，破除唯年齡偏向，改進後備幹部工作。
破除年齡偏向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破除資歷觀。科學的人才觀念，不能只看資歷，只看誰的年齡大、誰來得早、誰待得久，而要看具體做了些什麼，做得怎麼樣，這才是科學的人才觀和人事制度。所謂能上能下，就是要讓優者上，讓庸者下，而不是看年齡和資歷。
此外，還有一個現象值得關注。在近日履新的8位副省長（包含自治區、直轄市）中，除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周紅波屬於本土晉升外，其他人均為跨省份異地調任。而在2018年初那輪70人的職務調整中，其中38人系省內調整，26人跨省履新，6人“空降”。
一般來說，地市級以下，也就是廳局級以下的人事調動，基本不會“出省”。因為廳級及其以下級別的地方官員，基本都是省管幹部，一般是在省內調動。而到了副部級的層面，已經屬於中管幹部，就比較容易發生省際間的調動。
這種跨省份調動，既是人事管轄權的客觀規律所致，也是幹部交流的題中之義。近年來，類似的跨省份調動，已經越來越頻繁。在經濟領域，交流本身就是一種生產力；而在行政領域，交流也會產生“相互學習、相互借鑑、取長補短”的新動力。
當然，人們喜歡盯著年齡看，可能正是在於幹部年輕化的工作還要繼續加強。什麼時候，當我們看待人事變動，下意識地去觀察其以往的政績、專業能力、知識水平、組織考評和民間口碑等要素，而不再盯著年齡，才可以說更好地實現了科學的人才選拔。
紅星新聞特約評論員 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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