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在疫情防控中切實踐行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建設社會治理共同體，就能凝聚起防控疫情的強大力量，從而取得疫情防控阻擊戰的最終全面勝利
呂德文
這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給人民生產生活和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嚴峻挑戰，也對基層治理進行了一次全面“體檢”。經過全國人民兩個多月的團結奮戰，我們的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階段性成效。這一成績的取得離不開成千上萬個醫務工作者的擔當與奉獻，也離不開城鄉廣大基層工作者的不懼風險和團結奮戰。
4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給武漢東湖新城社區全體社區工作者回信。在回信中，總書記再次明確了社區防控工作的基礎地位和重要作用，闡明瞭當前社區防控工作面臨的新形勢新要求和防控一線城鄉社區工作者的使命任務，體現了對疫情防控一線城鄉社區工作者的親切關懷，也為當前做好常態化社區防控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和基本遵循。
在這場疫情防控阻擊戰中，基層迅速構建了健全高效的疫情防控體系，切實守住了社區這道防線，有效切斷了疫情在本土擴散蔓延的渠道。總體上，基層在疫情防控中經受住了考驗，並在淬鍊中提升了治理能力。其中，最大的成就是疫情防控鍛造了社會治理共同體。
毫無疑問，基層組織是社會治理共同體的中堅力量。在疫情防控中，基層組織和黨員幹部發揮了戰鬥堡壘作用。
首先，疫情防控鍛造了一大批優秀的黨員幹部，廣大基層幹部經受住了考驗。疫情期間，筆者和廣大基層幹部有廣泛接觸，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奮不顧身地投身於疫情防控工作。很多基層幹部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委屈，但他們都沒有打退堂鼓。一支優秀的幹部隊伍，是基層治理的最大資源，也是將來基層治理現代化的最大倚仗。疫情防控是對幹部政治素質、專業素養和群眾意識的全面檢測，筆者認為，基層幹部隊伍在這次疫情大考中得了高分。
其次，基層組織的戰鬥力經受住了考驗。從基層治理的實踐要求看，比起治理能力強不強這個問題，有沒有基層組織也許更為重要。疫情防控為什麼可以打成人民戰爭？歸根到底是因為我們黨始終沒有放棄基層組織建設。在疫情防控戰的一開始，黨中央就號召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幹部要在疫情防控戰中發揮政治擔當作用。事實也證明，基層黨組織在疫情防控中發揮了戰鬥堡壘作用。與此同時，在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和動員下，群眾也被有效組織起來參與疫情防控。他們或成為志願者，協助社區服務獨居老人、幫助居家隔離人員，或組織起來團購，在疫情中減輕政府和社區負擔，儘量做到自我服務。
最後，基層治理體系的應對能力經受住了考驗。疫情防控期間，基層組織體系迅速從常規狀態轉換到了戰時狀態，各級黨委政府通過建立疫情防控指揮部，通過工作組協調了條塊關係，通過下沉幹部等方式，把有限的治理資源投入到疫情防控中去。這種平戰轉換的治理機制，是基層治理體系的一大優勢，也在客觀上提高了基層應對疫情的能力。
疫情防控取得成效，啟示之一是社會治理共同體離不開人民群眾的廣泛參與，基層工作的核心是群眾工作。在疫情防控中，越來越多的群眾在社區組織的號召下，以志願者的身份參加了信息排查、卡點守控、物資保供等工作，他們和下沉幹部、基層幹部共同抗疫，結下了深厚友誼。通過參與社會治理，絕大多數群眾理解了基層治理的薄弱環節。哪怕是有意見，群眾也會客觀上評價基層工作之不易。因此，在困難面前，群眾和基層幹部站在了一起。
啟示之二是群眾工作應和網格化治理有效結合起來，以便發揮出更大的威力。過去，網格化管理雖然實現了服務下沉，且增加了社會治理的精準度，但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由於網格化治理的任務明確，而網格員的配備又不夠，使得社會治理陷入“對事不對人”的狀態，網格化治理更多是服務於處在困境中的少數特殊群體，這使得社區組織和普通群眾的距離較遠。此次疫情防控倒逼網格化治理要做好群眾工作，如摸清社區居民信息，建立居民互助組織，擴大社區服務範圍等。社區如果能夠將疫情中的社區志願者、群眾的自組織等延續下來，用於常規的為民服務中，就會在治理和服務群眾間形成正循環。而在此過程中，群眾參與也就真正成了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有機組成部分。
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大數據也發揮了積極作用，為社會治理共同體提供了有益的技術支撐。“大數據”運用減少了政府間的“縫隙”，減輕了基層負擔，給基層為民服務騰出了空間。疫情防控是以戰時體制運轉，這就決定了疫情防控的各環節之間、各職能部門之間，都需要較高的協調性。大數據讓很多碎片化的信息有機整合起來，變得有參考意義，進而提高了工作效率。比如，在疫情防控期間，一些網絡平臺彙集了分散在各個地方的群眾求助信息，形成有機數據，為摸清底數、科學決策提供了依據。再如，各地推行的健康碼，極大方便了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工作。我們有理由相信，大數據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將在後疫情時代延續下來，成為構建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基礎。
當然，疫情防控也暴露出一些基層治理一直以來存在的短板，比如過去一些年，基層社會治理體系發生了一些異化，突出表現為在縣、鄉、村三級關係中，出現了縣級部門督查化、鄉鎮政府懸浮化、村級組織行政化的現象，基層治理與普通群眾的距離較遠。在疫情防控中，各地通過派駐疫情防控工作隊、幹部下沉等措施，將機關黨員幹部派到村和社區這些疫情防控一線，極大提高了防控效率，也減少了不必要的上下級銜接問題。與此同時，基層組織也從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中解放出來，把工作重心轉移到動員和服務群眾中去。而這一轉變，恰恰為基層構建社會治理共同體提供了契機。
當前，武漢已經解除了離漢離鄂通道管控措施，但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防控任務仍不能鬆懈，社區基層治理仍然是疫情防控新常態下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重要防線，因此基層治理要針對前一階段暴露出來的不足和薄弱環節，及時強弱項、補短板；同時，對於一些好的經驗和做法，也要及時予以總結和提煉，並通過建章立制固定下來，繼續抓細抓實疫情防控各項工作。只要在疫情防控中切實踐行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就能凝聚起防控疫情的強大力量，從而取得疫情防控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的最終全面勝利。
（作者系武漢大學社會學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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