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學人生
我祖籍為四川省大竹縣，1927年1月15日出生在達縣(今達州市)一個歷代都重視子女教育、被鄉里稱為"讀書人家"的家庭中。父親楊叔鹹為前清秀才，早年在唐山鐵道學堂肄業，新中國成立前曾在達縣與兄長共同創辦"商務印書館經銷部"，對提供中小學教材、傳播新文化起到很大作用。父親在我少年時去世。
我的3個同胞兄弟都先後受到大伯父教育之恩。大伯父楊伯欽早年留學日本，畢業於東京師範大學，是畢生從事教育事業的知名教育家。1937年我10歲時，父母決定把我也送到成都大伯家求學，大伯對我視如己出，高小、初中的學業都是在當地最好的學校完成的。
1942年我不負大伯栽培考入了最負盛名的省立石室中學就讀高中(1942-1945)，在石室中學我陸續接觸和讀了傾向各異的書籍，尤其是叔本華、尼采的意志主義哲學更是令我陶醉和激動，受其影響立志學哲學，而沒有步兄長們後塵學習經濟學的熱門。
由於一心想學哲學，1945年終於以同等學力考上了我朝思暮想的、名教授雲集的西南聯合大學哲學系，有幸成為在我國教育史上有著不可磨滅的重要地位的西南聯大的末屆大學生。
我當時怕考不上西南聯大，還同時報考了華西大學哲學系，後者張榜在先，我已先期報到入學。華西大學風景如畫，條件很優越，何況我的大伯父時任校中文秘書長。但當我得到西南聯大的錄取通知時，我欣喜若狂，執意要去，開明的大伯父雖十分不捨，還是成全了我的志願。我踏上征途，直指南疆，奔向春城。
當我歷盡千辛萬苦來到昆明，來到國難當頭臨時搭建起來的乾打壘的簡樸校舍和沒有多少樹木的近乎荒涼的聯大校園時，眼前的一切與華西大學似乎不可同日而語，但我情緒很高，因為我心中在意的是自己對哲學的追求。我終於在這個大後方"學術自由"的"民主堡壘"裡，邁出了漫漫哲學人生路的關鍵一步。
1945年到1950年是我在西南聯大-北京大學求學階段。1945年一進入西南聯大就感受到全校瀰漫著濃郁的學術空氣，我忙著拜見我仰慕的名師，找尋他們的著作。
我在西南聯大的第一學年裡上的是一般性的大一課程，唯一與哲學有關的就是金嶽霖給文科學生開設的、可以說是哲學啟蒙課程的邏輯課。金嶽霖是把現代邏輯介紹到中國來的先驅，他精彩而嚴謹的講課使我受到理性思維的邏輯訓練，使我懂得了正確思維所必須遵守的規律和形式，這對我日後求學為學受用不盡。但我卻沒有因此改變自己在中學時代就樹立的對尼采、叔本華意志哲學的信仰。
1946年4月，組成西南聯大的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準備復員遷回平津原址。在讀學生可以自由選擇復員的學校，我堅定不移地選擇了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
但在等待復員的過程中，我們川籍同學相約一起先回四川，無奈我們坐的敞篷貨車到貴州的七十二拐時突然翻了，我因傷休學，直到1947年7月才到北京大學哲學系復學。
1947一1950年，在北大學習的這三年對我的哲學生涯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我三度進入西方哲學、特別是黑格爾哲學大師賀麟的課堂，聆聽先生講授的"西洋哲學史"、"形而上學研究"、"黑格爾哲學研究"三門課程。
其中"黑格爾哲學研究"實際上是賀麟主持的一個研討班，上學期學習黑格爾的《小邏輯》；下學期學習列寧的《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受到賀麟的啟蒙、教誨、鼓勵，使我暗下決心要一輩子跟隨他研究黑格爾哲學。
與此同時，我又以空前的政治熱情，如飢似渴地博覽馬列著作，自然而然地使得黑格爾和馬克思在我心中不可分割地緊密聯繫在一起了，在我青年時代就形成了沒有黑格爾就沒有馬克思，沒有馬克思就不能洞見黑格爾真諦的樸素信念。這一信念在我風風雨雨的一生中從來沒有動搖過，只有加深和堅定。
鄭昕是我國第一個對康德作精深研究，能原原本本地、系統地、融會貫通地介紹康德哲學的大家。我高度自覺地選修了鄭聽講授的有關．"康德知識論研究"課程，並認真鑽研了鄭昕的《康德學述》著作。
是鄭昕為我開啟並帶領我進人了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的學術大門，有了一些粗淺的領悟，日後我對康德哲學的研究探索不得不說是得益於鄭昕的指引才起步的。
在北京大學的最後一個學年，我還有幸完整地聆聽了學貫中西印的哲學大師湯用彤開設的"大陸理性主義"和"英國經驗主義"兩門課程。湯用彤講授的內容可視為對哲學家原著的導讀，他通過嚴密的分析，引導學生通觀原著的本質內容和邏輯線索，先生這一做法，對於我日後從原著人手、從第一手資料人手研究哲學樹立了榜樣。
最後他總是歸結到討論如何由大陸理性主義和英國經驗主義的對立而達到康德批判哲學的問題，從而進一步增進了我對康德《純粹理性批判》一書的歷史基礎、理論來源和開創意義的理解。
1945-1950年，我完成了西南聯大-北京大學的求學之旅。在金嶽霖、賀麟、鄭昕、湯用彤諸先生的課堂的影響下堅定不移地確立了終身研究西方理性哲學的方向。
1950～1959年是我在北京大學任教的9年。1950年我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兼作系秘書。當時系主任鄭昕對我賣力的工作很為讚賞，說我還有一點做秘書的才能。
在參加一年土改、從城內沙灘遷校燕園、全國院系大調整、下放勞動一年中，經歷了從哲學系到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教研室再回到哲學系的變動。
開始從研究和翻譯兩方面著手進入黑格爾哲學：發表我的第一篇學術論文《黑格爾的哲學史觀》，翻譯黑格爾著《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中赫拉克利特和恩培多克勒兩部分，以及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序言。我畢業留系工作後不久，在學長趙寶煦、黃楠森領導、指導下從事馬列主義基礎的教學工作和協助蘇聯專家主持研究生班。
這樣，我就有機會更廣泛深入地學習和研究馬克思哲學方面的著作。可是，對馬克思哲學瞭解得越多，我就越發覺得不瞭解黑格爾哲學就不能真正理解馬克思哲學，我對黑格爾哲學的依戀就越深。
經我多次爭取，1956年年底我終於回到了外國哲學史教研室，這還得益於院系調整後從清華大學到北京大學任哲學系系主任的金嶽霖希望我回到他身邊工作。回到哲學系，我滿以為從此可以把探索、研究黑格爾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內在聯繫提上日程、深入下去，但是客觀環境並沒有給我這樣的機會。
1959年10月至今是我在武漢大學任教的漫長歲月。
1957年反右鬥爭後，這年冬季我隨北京大學師生下放到貧瘠的上清水進行勞動鍛鍊，1959年我從上清水回校不久，沒有任何思想準備突然就得到調我到武漢大學任教的調令，國慶節後我就匆匆來到珞珈山，從此再沒有動過窩。
我在武漢大學經歷了三年困難時期、"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時代。不論風雲變幻，不管艱難險阻，我始終沒有放棄對西方理性哲學的探索與耕耘，始終堅持教學、研究與翻譯三者結合的為學道路。
我來武漢大學是與1957年反右鬥爭後高校形勢變化有關的。陳修齋因受牽連不讓上課，武漢大學哲學系匆忙來北京大學要求派人"支援"。
我在北大沒有教過一堂外國哲學史的課程，家中還有一大堆難以想象的困難，來到武漢大學正值三年困難時期，物資匱乏，正常生活都難以為繼。好在當時正貫徹"高教六十條"，階級鬥爭的弦稍稍放鬆一點。
我披荊斬棘，奮發圖強，在德國古典哲學研究領域中開闢出了一條自己的道路，收穫了第一批研究成果：適應教學需要的40萬字的《18世紀末至19世紀40年代的德國古典哲學》鉛印教材(《德國古典哲學邏輯進程》一書的前身)；為湖北省哲學學會(李達任會長)首屆年會撰寫了5萬字的長篇主題論文《從法國唯物主義到德國唯心主義》。
在"文化大革命"年代，我的學術事業被中斷。1968年武漢大學率先將哲學系一鍋端到湖北襄陽隆中，在下放勞動和復課鬧革命中擠出時間著手編寫了鉛印本《歐洲哲學史(試用講義)》(全國哲學通用教材《歐洲哲學史稿》的前身)中的古希臘哲學、歐洲封建社會哲學和德國古典哲學部分，陳修齋在完成他的名著翻譯後參加編寫了另外4章，共同完成了全書；繼續翻譯黑格爾的《精神哲學》。
1978年，武漢大學哲學系結束了在湖北襄陽隆中長達10年的"鬥批改"、開門辦學，我又重返珞珈山，開始了我哲學生涯的新階段。
當時正值粉碎"四人幫"，百廢待興，我選擇的是把一線教學視為天職，以學生為中心，主動負擔恢復高考招生的1977、1978、1979三屆哲學系本科生的西方哲學史課程的通講，一兩百人的大教室座無虛席，我力求以問題為主線，努力挖掘哲學家的深層意蘊和揭示哲學思想發展的內在邏輯規律，被同學們譽為"帶領我們在哲學史的迷宮裡漫遊"、"聽楊老師的課是一種真正的享受"。
此外，還首次開出難度較大的研究型選修課"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研究"和"黑格爾《小邏輯》研究"，這些課程產生了很好的效果，也促進了我的科研工作的進展。
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21世紀初，發表了從《黑格爾關於邏輯學對象的觀點及其在發展辯證法中的歷史作用》到《德國古典哲學研究的現代價值》的系列學術論文；出版了專著《德國古典哲學邏輯進程》、《康德黑格爾哲學研究》、合著《康德指要》。
在古稀到耄耋，我克服自身年老病痛的不利條件，卸下教學任務後，在沒有任何補助的情況下，集中精力、歷時7年，實實在在地推進自己的學術事業，在主導合作編譯出版《康德三大批判精粹》、合作翻譯出版康德著《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的巨大工程中竭盡自己的全力：產生了可觀的學術效果和社會效益，經住了學界的反覆考量。
腰疾纏身的我仍在馬不停蹄地進行各項學術工作。80歲首譯出版了恩師賀麟交給的格洛克納版黑格爾《精神哲學》；完成了從網絡走向正式出版的《回眸--從西南聯大走來的六十年》學術回顧集。85歲奮力首譯出版了賀麟託付的黑格爾《耶拿體系1804-1805：邏輯學和形而上學》。我以87歲高齡又根據德文"理論著作版"《黑格爾著作集》第10卷完成了即將出版的中文版《黑格爾著作集》中《精神哲學》卷的重譯。
二、學術成就
1．開創了對德國古典哲學邏輯進程的研究
運用辯證邏輯，以主觀能動性和客觀制約性的矛盾為綱，揭示和陳述了德國古典哲學從康德到費爾巴哈及其向馬克思的實踐唯物論發展的辯證邏輯進程，這在國內外德國古典哲學研究領域中尚屬首見。
在過去，德國學術界雖有關於從康德到黑格爾的論著，但從沒有過從康德到費爾巴哈、馬克思的。普列漢諾夫的有關論著《從唯心主義到唯物主義》也只論述了從黑格爾到費爾巴哈的哲學進程。
尤為重要的是，他們都不是以運用辯證邏輯揭示德國古典哲學的辯證邏輯進程為目標和內容。我探索和研究的意義在於開以辯證邏輯研究德國古典哲學發展進程的先河，特別是從德國古典哲學紛繁複雜的矛盾中抓住主觀能動性和客觀制約性這個主要矛盾來揭示德國古典哲學發展的辯證邏輯全進程。這樣就在德國古典哲學研究領域中開闢了一條前所未有的嶄新道路。
1959年秋，我受命從北京大學調至武漢大學哲學系，很快就開始了主講德國古典哲學的工作。當時生活條件非常困苦，校領導號召大家多曬太陽，保持健康。
我完全可以按照當時既有的西方哲學教材走上講臺，但我執意要給自己壓擔子自己編寫教材，在編寫教學提綱的過程中，恩格斯關於"德國哲學從康德到黑格爾的發展是連貫的、合乎邏輯的、必然的"論斷深深地吸引著我，在我心裡產生了解開這種發展的連貫性、邏輯性和必然性之謎的強烈衝動；而列寧關於近代哲學認識的圓圈運動("霍爾巴赫--黑格爾〈經過貝克萊、休謨、康德>。黑格爾--費爾巴哈--馬克思")的設想，像一道劃破黑暗的閃電，在我眼裡顯示出瞭解謎的前景。
這就促使我把揭示和描述德國古典哲學的邏輯進程作為自己長期研究的中心課題。我坦白地承認，正是解決這個課題的興趣和需要，成了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方法論原理以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德國古典哲學的論述進行一番廣泛深入的研究的真正動力，也成了我思考和探究有關德國古典哲學；乃至整個西方哲學史的各種問題的特殊視角。
20世紀60年代初期，我自信已經依照自己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及其方法論原理，大致弄清楚了德國古典哲學的階級即經濟-政治基礎、實踐即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基礎、思想基礎即近代哲學及其向德國古典哲學提出的問題和任務之後，就向自己提出了著手編寫一部以探索和揭示德國古典哲學的內在邏輯為目標和特色的教材的任務。
我的想法得到了哲學系和所在教研室的支持。那是一個物質條件特別困難的時代，連一張普通的稿紙也難見到，這就逼使我不得不以一種現在也難以想象的競技狀態來完成這項自選動作。
由於時間緊迫，這項工作只好馬不停蹄地以邊講授、邊編寫、邊由印刷廠印發給學生的方式進行。就是這樣，到課程結束時，將所發散頁集中起來裝訂成冊，同學們居然有了一部40萬字的鉛印本《18世紀末至19世紀40年代的德國古典哲學》。
當時對於出版著作也沒有強烈的願望，這部講義在抽屜裡一放就是30年，直到1993年才刪繁就簡、整理修訂後以《德國古典哲學邏輯進程》的書名正式出版。
《德國古典哲學邏輯進程》一書問世後，引起學術界普遍關注，有人稱之為"哲學史方法論典範"。關於我所運用的哲學史方法論原則在該書中作出了這樣幾點結論：
(1)人類哲學思想的發展不是一個隨意的、偶然的過程，不是個別天才人物頭腦中的一閃念的產物，而是基於人類思想文化和哲學的已有成果之上的一個有規律的邏輯過程。
(2)不過，哲學思想發展的規律是內在的、隱藏的，必須去其偶然材料，得其帶有本質意義的材料，去突出其內在的邏輯線索；之後反過來用這一邏輯線索去統攝那些偶然的材料使其納入一個被理解了的系統中。
(3)要做到這一點，人們必須有一個高出於他所考察的對象之上的視角和立足點。"人體解剖是猴體解剖的一把鑰匙"(馬克思語)，每一個後來的哲學思想體系都是理解前一個思想體系的鑰匙，每一種哲學的內在意義和思想價值，都只有在後來的哲學中才能得到更好的闡釋。
(4)除了哲學思想本身的邏輯進程之外，一個時代的哲學與該時代的整個社會狀況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繫；且哲學思想是通過一系列的中間環節受到一個時代的經濟發展的制約的。
這一關於方法論的原則被學界認為對哲學與哲學史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2002年，在《德國古典哲學的邏輯進程》一書的"再版前言"中，我又將所運用的"方法的核心"做了一個我認為至為精當的概括："這就是要把作為唯物主義認識論、辯證法和邏輯學之統一的唯物辯證邏輯應用於德國古典哲學的現實歷史進程的研究"，而"所謂應用唯物辯證邏輯，就是以它作為研究的指南，去發現德國古典哲學發展的固有的內在規律和邏輯進程，實質上也就是要在這個'單獨的歷史事例'上發展出與之相應的唯物辯證邏輯的觀點。"
這就是說，要揭示和闡明德國古典哲學的歷史發展，是一個受其固有的辯證法則支配的、由自身的內在矛盾推動的、螺旋式上升的、必然的辯證邏輯進程。
2．創造性地研究康德哲學
康德哲學是我在闡明德國古典哲學邏輯進程基礎上第一個深人研究的對象。而從"範疇先驗演繹"出發深入探索康德哲學則是我確立和遵循的研究康德哲學的整體思路。哪怕有天大的困難，我都必須不屈不撓地拿下"範疇先驗演繹"這個進入康德哲學的橋頭堡。
(1)首次揭示和論證了康德哲學最重要最困難的"範疇先驗演繹"是一個由主觀演繹和客觀演繹構成的"有機統一整體的圓圈"。
範疇先驗演繹是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中最核心、最重要、也是最難的部分，但它又是通向康德哲學的"哥白尼式革命"的鑰匙，只有把這部分搞通了才能真正進入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從而進入批判哲學的大廈。
而"範疇先驗演繹"首先遇到的就是它的構成問題：它究竟是如《純粹理性批判》第一版說的由主觀演繹和客觀演繹兩部分構成，還是如上書第二版實際上做的那樣只有客觀演繹?這兩種演繹的關係又是怎樣的?
這是康德研究中至今仍然眾說紛紜、爭論不休的問題，我知難而上，進行了艱苦細緻深入的攻堅研究，作出了上述令人矚目的回答。學術論文《康德範疇先驗演繹初探》被《中國哲學年鑑》認為是康德哲學研究中的一個新進展。
(2)突破以為康德只有一個批判哲學體系和對其性質簡單化的成見，揭示和闡明瞭康德批判時期裡先後出現了三個不同的體系：①以解決我能知什麼、我應做什麼和我可以希望什麼為內容的"科學(未來)"形而上學體系，它由於預定的自然形而上學只有開端而是一個未完成的體系。②以解決上述三個問題和人是什麼這個總問題為內容的哲學人類學體系，這是一個各組成部分尚未協調一貫起來的體系。③真正完成了的批判哲學體系具有三重性質：解決形而上學可能性問題的形而上學"導論"，真(自然)善(道德)美(藝術)統一的形而上學體系和以揭示知情意三種能力的先天原理為內容的先驗人類學。
康德哲學的三個體系和批判哲學的三重性質有力地表明瞭康德在解決哲學何去何從問題上的永不停息的探索性和創始性。這是康德哲學永恆魅力之所在。
(3)突破對康德思想發展的單純描述的侷限，以矛盾為綱，揭示和論述了康德思想發展從早期理論自然科學階段直到後批判哲學階段的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
由此展現出了康德思想發展進程的這樣一幅千真萬確、栩栩如生的畫卷："在他的內心世界裡，近代各種對立思潮互相激盪，思想風暴此起彼伏、連綿不絕，思想革命的潮流洶湧澎湃、曲折反覆，一旦形成了容納百川的海洋，新的思潮又在海底湧動興起。"(《康德三大批判精粹》編譯者導言)
3．創造性地研究黑格爾哲學
黑格爾哲學是我心目中"主題的主題"，從邏輯學出發深入探索黑格爾哲學是我確立和遵循的研究黑格爾哲學的整體思路。這不僅需要我進行高度純粹的艱苦的思辨，還考驗我是否具備足夠的、不顧一切地研究哲學的耐心。我體會到沒有耐心是絕對不行的。
(1)首次從黑格爾邏輯學對象的特性出發詳盡地闡明瞭黑格爾的邏輯學與辯證法的辯證統一關係：建立邏輯學必須也只能用辯證法，而辯證法也必須和只能由邏輯學來制定，黑格爾的邏輯學因此只能是邏輯學、本體論、認識論和辯證法四者統一的邏輯學體系。
在此基礎上系統地揭示和闡明瞭黑格爾建立邏輯學體系的五大方法論原則：邏輯學、本體論、認識論和辯證法統一的原則；意識的經驗發展和主客同一的純概念發展的一致的原則；純概念自己運動的原則；純概念的邏輯發展與歷史發展一致的原則；邏輯學與經驗科學一致的原則。
由於我在為中國哲學界紀念黑格爾逝世150週年提供的論文《黑格爾關於邏輯學對象的觀點及其在發展辯證法中的歷史作用》中，重申並有力地論證了黑格爾邏輯學是邏輯學、本體論、認識論和辯證法四者統一的新見解，賀麟稱它是一篇在黑格爾哲學中走出了新路的佳作。
(2)首次提出主體性這個黑格爾哲學的基本概念只是在其邏輯學中才得到了透徹處理的觀點；進而系統地考察了邏輯學中主體性的發生史，主體性從作為形式概念的形式主體性到作為目的性的實在主體性再到作為理念的真實主體性的辯證發展；最後將此種發展提高和歸結為"從潛在的主體性到絕對的主體性"的無止境的、一次又一次地向更真實的狀態前進的辯證發展歷程。
這篇《黑格爾邏輯學中的主體性》論文在1988年的一次國際學術討論會上令與會的德、法等國著名專家們感到驚訝並得到了他們的高度評價和讚賞。
當時參加會議的青年學者、現任復旦大學教授的鄧安慶後來撰文指出：這篇論文"展示了一箇中國學者以德國式的思辨本真地理解和批判地重建黑格爾哲學的精深思想，讓國外同行驚訝不已。他們驚訝的是，在剛剛結束'文化大革命'的這樣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度卻有學者可以跟他們站在同一個水準上討論德國主體哲學問題!"
(3)運用邏輯與歷史一致的原則和方法，在大量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系統地論證了賀麟關於黑格爾體系構成(以《精神現象學》為全體系的導言，以邏輯學為全體系的中堅，以自然哲學和精神哲學--統稱應用邏輯學--為邏輯學的應用和發揮)的創見及其意義(撥開黑格爾《哲學全書》體系的唯心主義迷霧，直接展示了黑格爾哲學體系各組成部分之間的真實關係：一方面邏輯學及其範疇不是憑空產生而是來自精神現象學，一方面邏輯學與精神哲學、自然哲學之間不是什麼唯心主義的外化和回到自身的關係，而是邏輯學和應用邏輯學的關係)，從而有利於正確地理解和研究黑格爾哲學。
三、"必得其真，務求其新"的治學原則
在我的學術研究中，"求真"是第一位的，在求真的基礎上"務新"，即力求在前人止步的地方有所前進、有所發現和創新。我認為"求真"與"務新"兩者不可偏廢，而應當統一起來，並無止境地從一個層次進到一個更高的層次。
這是一個艱苦的、但也是一個愉悅的上下求索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注重把綜合研究與專題研究結合起來，立足前沿，選題上避易就難，程序上埋頭從基礎做起，力求從第一手資料熔鑄提煉出真知灼見。
我的一篇篇學術論文都是一個重要的專項研究，短則萬餘字，長則三五萬字，從來不是唾手可得的應景之作，而是嘔心瀝血、反覆探索、日積月累逐漸完成的。我認定，凡我拿出手的東西，哪怕是一點點心得也要經得起時間和歷史的檢驗。
我在德國古典哲學研究領域中求真務新的第一步是開創了對從康德到黑格爾哲學的邏輯進程的研究，把它看作是理性哲學的矛盾進展過程(見《德國古典哲學邏輯進程》)。
30餘年後，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求真務新，認識到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德國古典哲學自身就包含有非理性主義(意志主義)的因素，把其發展看作是理性主義和非理性主義既對立又重合、交叉的矛盾進展過程(見《德國近代理性哲學和意志哲學的關係問題》)。
關於引進西方哲學究竟有什麼用的問題，我對這一問題的回答經歷了一個艱苦的求真務新過程。1998年10月蕪湖西方哲學討論會上我力排眾議，主張引進西方哲學不是為了"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而是要人看到原原本本的西方哲學。
經過將近一年的反覆思考，我認識到在此問題上必須把"實用"之"用"和西方哲學的本性所決定的它固有的"作用"之"用"區分開。
於是我在1999年的"新中國哲學50年學術研討會"上大聲疾呼：適應我國社會發展的需要，必須引進我國傳統文化中所沒有的、源自古希臘哲學而在德國古典哲學中達到典型高度的"為真理而真理的理論精神"和貫穿在西方近代啟蒙思潮中以個體獨立和自由意志為核心的"為自由而自由的實踐精神"。
在以後的半年內，經過艱苦的反覆探究，我修正了自己原先對於"為自由而自由的實踐精神"的看法，認識到這種精神同上述理論精神一樣，也是源自古希臘哲學而在德國古典哲學中達到了典型的高度，它不同於"理論精神"之處僅在於它是人和人類歷史行動的客觀原則；並進一步認識到這兩種精神都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批判地改造、繼承而成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自身固有的兩種根本的精神。這些觀點所導致的最終結果就是2001年寫成和在《哲學研究》上發表的《德國古典哲學研究的現代價值》一文。
1957年我在《光明日報》哲學專刊上發表了《黑格爾的哲學史觀》一文，1993年我深感有必要再回到這個論題上來，寫成和發表了《黑格爾哲學史觀再認識》一文，在對這個重要問題的求真務新上大大地前進了一步。
此文不僅更加精當地把黑格爾哲學史觀的核心歸結為他所發現的、以"哲學只有一個，哲學史是這唯一哲學發展的歷史"等4點內容所構成的"哲學發展的內在規律"，而且更加廣泛、深刻、集中地揭示了黑格爾這一發現的合理性和當代價值。
這就是，它不僅有助於科學地說明馬克思主義哲學與過去哲學的本質聯繫，而且更在於它有助於正確地說明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與非馬克思主義哲學之間應有的關係，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要發展就必須同時關注、承認、肯定和批判地吸收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合理內容和總結其經驗教訓，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及其發展史的研究者所應有的職責和任務。
四、堅持真理，敢說真話
在幾十年的哲學生涯中，我的學術研究始終圍繞著我心中的目標進行著，我自認為我最大的特點在於為人與為學的一致性，始終堅持自己的追求與信仰，從不趨炎附勢、朝三暮四，完全不計較個人得失、不幹違心的事。
從學術上我準確地把握了馬克思哲學與黑格爾哲學的關係，不因政治形勢的變化而改變，不趨時髦，不趕浪潮。我深深感到，堅持真理不易，講出真理尤難，因為這需要更大的勇氣，準備承擔可能的風險。一個真正的愛智者，應當努力把這兩方面統一起來。
古希臘沒有所謂奴隸哲學，這對於學習過、更不用說研究過西方哲學的人來說是一個不言而喻的真理。但在1971年，一些"上、管、改"的工農兵學員出於對"奴隸們創造歷史"的誤解，在我剛從養豬場匆匆走上講臺講第一堂課後就立即貼出大字報對我沒有講"奴隸哲學"進行氣勢洶洶的非議，並提出"有奴隸哲學"的主張。
他們的這一舉動立即得到哲學系領導、分校領導、珞珈山總校領導以及工、軍宣隊領導的支持並號召師生就此問題展開"大辯論"。這時只有我一個人站出來堅持"無奴隸哲學"。
大辯論從襄陽分校一直進行到武漢大學總校。我不得不單槍匹馬奔赴珞珈山總校小操場大會講臺，面對黑壓壓的人群和出面的學員、教師對手們，輪番展開激烈的辯論。
我拒受校領導"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指示，頂住《光明日報》站在"有"的立場對這場所謂的大辯論所做整版報道的壓力，始終堅持"無"。有意思的是，當時哲學系的教師幾乎一邊倒地贊同"有"，為"有"找論據，併為在辯論中如何取勝出謀劃策。極個別教師雖然向我表示支持，但卻絕口不言"無"。
後來發展到居然有的外系教師提出不僅"奴隸有哲學"，奴隸還有政治經濟學，甚至圖書館學，不一而足。鑑於此，校領導也就只好見好就收，不再就奴隸有無哲學繼續辯論下去了。
也許在哲學、哲學史研究這樣一些抽象的理論領域內堅持真理、說真話比較容易一些吧!
其實不然，因為在這裡往往會、甚至必然會和奉為圭臬的某些觀點、提法、規定、信念等發生衝突因而也就需要更大的勇氣。例如，在蕪湖會議上我提出引進西方哲學的唯一目的是要讓國人看到原原本本的西方哲學，這就顯然跟"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最高指示相違背。
在全國性的學術研討會上倡導必須引進西方哲學中的"為真理而真理的理論精神"和"為自由而自由的實踐精神"就要冒"反對……"和"鼓吹……"的風險。
在《21世紀中國哲學前景》一文中，我提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主體地位"及其本身的發展，只有一方面在馬克思主義內部的不同觀點、另一方面在馬克思主義觀點和非馬克思主義觀點之間的"百家爭鳴"中才能實現，這樣提出問題就要不怕別人說這是在為"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化"造輿論或鳴鑼開道。
五、淡泊名利，樂於默默無聞幹實事
人們對我最深的印象是與世無爭，淡泊名利。我是能夠與同輩、晚輩合作共事的，因為我真正地不惜一切埋頭幹實事，超負荷承擔艱辛，笨鳥先飛，笨鳥晚歸，從不計較個人得失。
在目前學術界普遍存在的浮誇浮躁、追名逐利的情況下我還是能夠保持自己的學術陣地和學術節操，我求的是自己的心安。我深深體會到，只有淡泊名利，才能"堅持真理，敢說真話"，也只有淡泊名利，才會樂於默默無聞地幹實事。在我的思想裡，沒有名利的空間，從而也從來沒有過擺脫名韁利鎖的掙扎，而只有幹實事的願望和衝動，幹實事在我不僅是職責和任務，而且更是心靈獲得愉悅和滿足的源泉。
沒有人幹實事，再好的設想、規劃、藍圖和理想也只好是一紙空文，因此而受損失的就只能是學術和教育事業。幹起實事來，我從無絲毫"吃虧"的感覺，甚至在別人看來實在是近於"迂腐"，相反地，在我的腦海裡倒是不時會浮現出一種"捨我其誰"的自信和堅定。
"文化大革命"後期，工農兵被推薦上大學。我響應系領導的做好教材建設的號召，著手進行《歐洲哲學史》(試用講義)編寫工作，我先從古希臘羅馬哲學寫起，由於陳修齋在完成《人類理智新論》的翻譯後，也投入這項工作，我們共同完成了這一教材建設。
系領導對此非常滿意，當即決定鉛印，由湖北省山區小縣保康的小小印刷廠承擔。我放下《精神哲學》的譯事，從襄陽分校到保康印刷廠整整做了3個月的"小工"，幫助工人師傅辨認底稿上的字跡以便正確地揀鉛字排版，排好一頁又幫忙校對一頁。
這樣的實幹在今天看來是不可想象的。這是我難忘的一段經歷。誰料到這部從山溝裡飛出的講義竟成了後來影響廣泛深遠的國家教委規劃中的"高等學校哲學專業教材"《歐洲哲學史稿》(榮獲國家教委優秀教材獎一等獎)的前身和前奏。由於"文化大革命"中對"文責自負"觀念的淡薄，"史稿"後記沒有寫下編寫章節的分工，更沒有這段實幹的鮮為人知的點滴了。
在主導合作從德文原版新譯康德"三大批判"(《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的7個寒暑裡，我作為第一著作權人，全力地、默默地、夜以繼日地埋頭對在電腦上以日譯3000字的速度接踵而來的100萬字的初譯稿進行精心的審視、重譯、校改。本著對學術、對歷史、對讀者，更重要的是對自己負責的精神做了大量的艱苦工作。
正如初譯者在《判斷力批判》中譯者序中這樣明明白白地敘述的："翻譯工作的程序是，首先由我在電腦中譯出一個初稿，打出樣稿，然後由楊祖陶先生用鉛筆仔細校訂，我再根據校訂過的樣稿加以訂正。由於電腦操作，省去了許多重複抄寫的麻煩。
但使我和所有見到過楊先生的校訂稿的同事們感到吃驚的是，儘管我在初譯時盡了最大的努力小心謹慎，力求少出或不出錯誤，但仍然被楊先生用極細小的字體改得密密麻麻，幾乎要把原文都淹沒不見了。
算起來，楊先生校改所花的時間，比我譯出初稿的時間還多得多。這種認真的態度，在目前國內的翻譯界還是很少見的，所以我的第二次訂正絕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甚至比我自己直接翻譯還更加令人望而生畏。"
我認為採取流水作業式的三段式(電腦初譯-手工校改-電腦訂正)的合作翻譯過程，既保證了翻譯的質量也保證了翻譯的進度，是一件優勢互補、合作雙贏的創舉，曾被學術界視為兩代學人合作的典範。但為了扶持後學，我在署名上安排自己為校者，而安排合作者為單獨的譯者。
我覺得，經過我這樣的工作，有了質量保證的康德"三大批判"新譯本得以問世，學習者和研究者有了可信的新譯本使用，這就足夠令我的心靈愉悅和滿足了。
當時我沒有如黃樹森先生在《回眸--從西南聯大走來的六十年》序中所說的那樣考慮到，在這樣的放棄署名的權利的同時也就放棄了我作為譯者之一對這些譯著、對學術界和教育界所應負的責任。
不僅如此，由於我執著於學術本身，完全沒有注意到今日的學術環境已大為改變，反而為某些人提供了便利，在學術界製造了極大的紊亂，但我堅信，讀書的人自然會明白，不讀書的人管他幹什麼?
1959年我調來武漢大學，根據系領導的指示與安排，我負責的西方哲學史教學小組、教研室一貫以德國古典哲學為方向和特色。
1978年改革開放後，我主持教研室工作時一反這個傳統的安排，建議和支持教研室以在國內佔有一定優勢的西歐近代唯理論和經驗論哲學為中心和方向，招收這個方向的碩士生，並舉辦這方面的全國性大型學術討論會以擴大影響、壯大聲勢、提高知名度。而我自己則寧願坐冷板凳，一如既往地潛心研究我鍾愛的德國古典哲學，重在探索的過程，一個一個問題地，長期沉下去、深入下去，直到自己認可，不急於出書，不忙於開會，自己給自己過不去是我最大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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